（一）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组建

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武汉， 全国的救亡团体、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名流及大批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云集于武汉。当时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此时， 国民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对日作战是比较积极的， 对待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过去也有了一些改变。在文化领域，国民政府以往的文化专制主义有所收敛，为顺应抗日统一战线与民主的历史潮流，采取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政策与措施。

1938 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陈诚任政治部部长， 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由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担任此要职，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一个重要标志。政治部下设 4 个厅，第三厅掌管宣传工作，厅长由著名进步文化人士郭沫若担任。

第三厅于 1938 年 4 月 1 日正式成立，下设 3 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 版，第 703 页。

由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由田汉任处长；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阳翰笙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科长和科员中还集中了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参与和领导下，第三厅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巩固国共合作、扩大文化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

第三厅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举行杭战扩大宣传周。为了搞好这次宣传，周恩来与第三厅一起多次进行研究，他指出：这次扩大宣传，一要扩大宣传的对象，二要扩大宣传的范围。要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去，要到工厂农村里去，到前线，到战壕里去，去提高广大工农的抗战意识和鼓舞激励战士们的杀敌情绪。文字宣讲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口头宣讲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艺术宣传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街头标语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无论漫画、电影、戏剧都要使人看了听了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要使看戏的、听唱的感动得当场落泪，兴奋得矢志报仇。①在 4 月 7 日至

13 日宣传周中，每天安排一个主要节目，分为文字宣传日、口头宣传日、歌咏宣传日、美术宣传日、戏剧宣传日、电影宣传日、游行宣传日等。第一天文字宣传和开幕大会，适逢台儿庄大捷消息传来，当晚举行了 10 万人的火炬游行。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整个武汉三镇沸腾起来了。

在“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周恩来参与领导第三厅开展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除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放映队、化装表演车和举行画展以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外，还组织慰劳团到各战区慰劳将士，并举行“七·七” 献金运动，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全体成员组成“中共献金团”，带头参加献金。短短 5 天内参加献金者达 50 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

过 100 万元。②

第三厅成立后，还建立了 10 个抗敌演剧队和 4 个抗敌宣传队等，并把由沪辗转来汉的孩子剧团接受为第三厅直属剧团。经过集训，演剧队、宣传队分赴各战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孩子剧团则留后方活动。

武汉失守后，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逐步由比较积极抗战转为比较消极抗战。1938 年底，第三厅本部由武汉辗转到达重庆。国民政府为籍制第三厅，借口战时紧缩，大量压缩编制，裁减人员和经费，把原来3 个处 9 个科压缩成 4 个科，将处一级裁撤。在困难的环境下，郭沫若带领大家开展不懈的斗争，编印出版了《抗战小丛书》、《抗战二年》、《抗战三年》、（《抗战一年》在武汉编印）、《抗战文艺》、《抗战壁报》、《敌情研究》、《中国报导》、《日寇暴行实录》等大量宣传书刊，还编印了其他宣传品。①

1940 年 11 月，第三厅被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成了一个研究机构。为利用合法身份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民主运动，郭沫若受命担任文工会主任委员，阳翰庄为副主任委员。文工会聘请了茅盾、老舍、陶行知、沈志远、张志让、邓初民、杜国庠、王昆仑、翦伯赞、侯外庐、郑伯奇、田

① 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83～184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 版，第 407 页。

① 翁植耘：《郭沫若在第三厅，文工会及其创作活动》，见《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0～63 页。

汉、洪深、马宗融、卢于道、胡风、黎东方、姚逢子、吕霞光等著名文化人士为专任委员和兼任委员。文工会初建阶段，经常举办各种讲演会和座谈会， 工作开展得相当热烈。此外，在重庆还组织编写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文艺作品、文章诗歌等，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如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

《屈原》、《虎符》等等，借古鉴今，古为今用，获得了极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