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打开红色苏联的大门：与列宁的会见

1921 年，哈默到了莫斯科。经人推荐，他见到了这位新生红色政权的领袖。哈默后来在他所写的书中，透露了当初与这位世界性的领袖人物面对面晤谈时的动人情景。

在外交部门一名官员的陪同下，我走进了克里姆林宫的特罗依茨基大门。花园那边有一座小桥，将一个奇特的圆型小白塔与要塞的主体建筑连接在一起。无疑，过去这里是一条护城或其他防御工事。在大门口，他们检查了我的护照，并且拿走了。我有点不安， 但他告诉我，在我返回时，他们会把护照还给我的。同时他们给了我一张粉红色的票证—

—一张通行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穿过一座大拱门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正方形的大院里，两边陈列着从拿破仑手中缴获来的大炮。我称克里姆林宫为域堡，实际远不止如此。它是一座城中之城。这座城堡由巨大的城墙和高塔护卫着，里面有许多古老而壮丽的教堂、宫殿、兵营和街道。沿街的建筑物从前为沙皇的显贵所占据，而今为共产党官员们所使用。列宁的办公室，就设在中央广场一幢大楼的二层楼上。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座楼房从前是莫斯科的高等法院，沙皇曾在这里签署过国家重要的法令。大约二十年前，尼古拉二世就在这里签署了《镇压措施法》。根据这一法令， 一位名叫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青年学生因被指控从事革命活动而被绞死了。这位沙皇万万没有想到，乌里扬诺夫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后来改名为列宁——在二十年后的一天，竟会在这同一座楼房里，签署了给依卡特灵堡苏维埃的命令，正式授权判处“人民革命的敌人”沙皇及其家族死刑。

我进入大楼之前，从一个哨兵身旁走过；在这位苏维埃领导人占据的楼角的几间房间门口，还有另一名警卫。1918 年 8 月，当列宁离开莫斯科的一次工人集会的会场时， 社会革命党人范妮·卡普兰开枪向他射击（尽管不是致命的一击，但子弹无疑缩短了他的生命）。从此以后，尽一切可能为他采取了防止暗杀的警卫措施。

我穿过一间大房间，里面坐满了在有活动顶益的大办公桌前忙碌的工作人员，很象美国大商人的办公室的外间。我由列宁的秘书格拉泽——一位有点驼背的姑娘——带进有双重门的列宁办公室。她了解这位红色独裁者最核心的机密，赢得了列宁的充分信任，而且从未用过自己的地位为自己和朋友谋私利。

列宁从他的桌子后面站了起来，走到门口来迎接我。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矮，是一位大约五英尺三英寸高的结实的小个子，有个大圆脑袋，穿着深灰色的麻布便装和白色的软领衬衣，系着黑领带。他的眼睛内闪烁着友好热情的目光。和我握手后，他让我在他的大办公桌旁坐下来。房间里堆满了多种文字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书架上、椅子上、桌子上， 到处都是，只在桌子上腾出一小块地方，放着一架蓄电池式的电话机。桌上还有一块镶金的石英石，是作镇纸之用；同时摆着农民和工人组织送给列宁的象牙的和青铜的小雕像。

他用英语恳切而有力地谈论着，不作很多手势。除非要使人理解他的要点时，他才作出迅速下劈的手势。这是他在公开演讲时常用的一种特殊动作。列宁所讲的英语大多很好懂和很流利，只是偶尔为了斟酌用词，才停顿片刻。

他拉拉椅子，向我靠近，急切地扫了我一眼，就好象要用那双锐利的褐色眼睛探索我的奥秘一样，眼神里似乎舍有一丝笑意。我告诉他，我正力争每天学会一百个俄语单词， 列宁十分亲切、迷人地对我一笑，说：“我在伦敦时，也用过同样的方法。然后，我还惯于到图书馆去读书，看我能记住多少。起初还不坏。但是，越学得多，也就越难记了。”

列宁解释说，美国和俄国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俄国是一个拥有巨大而未开发的财富

的落后国家，美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材料和机器的销售市场，以后还可以找到机器制造产品的市场。他说，首先，俄国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需要美国的工程师和教授。他捡起一本《科学的美国人》杂志。

列宁飞快地翻动着那杂志，说：“看，这就是你们的人民所作出的成绩。这就是进步的含义：楼房、发明、机器；发展机械设备，解放人类的双手。今天的俄国就象开拓时期的贵国一样。我们需要使美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那些知识和精神。”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秘书们仔几次送来文件，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列宁挥手要他们走开。

“您在俄国旅行过了吧？”他似乎是在问，又似乎是在说。我对他说，我刚刚在乌拉尔灾区度过了一个月。他的脸色立刻变了，热切的兴趣顿时从他的眼神中消失，显得无限惆怅。在这一时刻，我认识到，一副多么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个人的肩上啊。”

“是啊，饥荒。”他慢慢地说，转换了一个话题，“我听说您要做医疗救济工作⋯⋯ 嗯，是的⋯⋯这是一件好事，非常需要，但是⋯⋯我们有许多医生。我们这里所需要的， 是那些象您一样工作的美国商人。您给我们运来了粮食。这就意味着拯救了男人、妇女和小孩子们的生命。否则，他们就会在今年冬天孤苦无援地死去。我代表这些遭受磨难的人民，也代表我国政府，再次向您表示感谢。”说到这里，他不禁流下了眼泪。之后，他又提高声音，坚定地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援助。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车轮再次转动起来了。不是吗？”

我说，我在乌拉尔看到那里有大量的、可供利用的原料和劳力；许多工厂比我原来想象的也耍好得多。

列宁点点头，说：“嗯，是这样。内战使我们把什么事都耽误了。现在，我们百废持兴，一切都必须从头做起。新经济政策要求我们的经济有一个新的发展。我们希望通过给予外国人以经营工商业特许权的制度，来加速这一发展过程。这将会为美国人提供极大的机会。您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我说，在火车上，有一位朋友曾希望我对颇有发展前途的石棉开发问题产生兴趣。我又补充了几句，说，相比之下，我自己的事业是微不足道的。

列宁截住我的话头，说：“这不是问题要害。必须有人打破坚冰。您为什么不去争取经营石棉的特许权呢？”

我相当惊奇。就我看到的俄国人的办事方法而言，他们处理这样的事情或许需要几个月。于是，我谈了一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列宁一瞬间就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说，“官僚主义也是我们的祸根之一！我一直对他们这样说。现在我要做的是，就是指派一个由两个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其中一人负责同工农检查委员会取得联系，另一个将同全俄非常委员会——契卡——保持联系，让他们处理这件事，尽力帮助您。您可以放心，他们会迅速行动的。这件事应该立即就办！”

就这样，在我的面前，产生了后来的苏联“特许权要员会”的雏型。

列宁接着急切地说：“您在达成一些临时性的协议以后，就可以同他们进行具体安排了，并且把情况告诉我。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确保取得特许权的人在俄国赚钱的条件。商人不是慈善家。除非他们确信在俄国能赚到钱，否则只有傻子才会来俄国投资。”

我对列宁说，我担心与俄国工人一起工作时是否会产生摩擦，特别是由于把资本家看作敌人的作法在俄国已司空见惯了。我问他，他是否能够确保我不会遇到劳资纠纷。

列宁果断地回答：“我们的工作如果得到就业的机会和满意的工资报酬，他们会很高兴的。只有傻瓜才会砍断他们所坐的大树枝。作为一个工人的政府，我们不能对工会发号施令，但有足够的影响来确保工会履行与你们签定的合同中的所有条款。不过，首先您必须熟悉我们的劳资法。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您遵守这些法律，您会受到我们政府的充分

保护⋯⋯对于一些细节问题，则不必过于担心。我将会看到您受到公平的待遇。如果您需要什么，请写信告诉我。”

“再重复一遍，在您签订一项临时性的合同后，我们将毫不迟疑地把它提交人民委员会，予以通过。我们要作出决定，您知道，”他再次用右手做了一个果断的手势说：

“事实上，如果需要的话，甚至用不着等人民委员会开会就可以定下来了。用电话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他一道简短的命令，就使哈默成了第一个取得矿山开采权的外国人，答应与苏联重建一项他还一窍不通的工业。

10 月 15 日，列宁给路德维格·马尔滕斯写了一张便条，要他看看能否说服阿曼德对乌拉尔的重建和电气化计划发生兴趣，从而进行投资，并提供电气设备（当然是借贷的形式）。

之后，列宁又相继给马尔膝斯、契切林（外交人民委员）和波格丹诺夫

（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写了许多信，表明列宁锲而不舍地注视着执行与哈默签订的特许权协议的有关谈判的每一个步骤。他在 10 月 19 日写给马尔滕斯的信中，强调必须把协议条款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即使它们还不是真正的特许权。他说，向全世界表明有人正在取得特许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列宁制订了新经济政策，外国人才获了各类特许权。）列宁在 10

月 27 日给马尔滕斯的备忘录中写道：

两个合同均已收到。现送还。为什么没有莱因施坦和哈默给我看过的那些补充条款

（草案上）？要尽快使两个合同定稿并获得通过。对我方提出的条件，我们要特别注意认真、切实地加以执行。不要靠下命令！我们这里如不经再三检查，就会把全部事情搞糟， 结果一事无成。

同一天，他在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拉德琴科的便条写道：

我认为，作为贸易的开端，这个合同具有重大的意义。您应切实履行我们的各项义务给予特别的注意，这是绝对必要的。我相信，如不予以极大的压力和监督，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您要采取种种预防措施，检查执行情况。请告诉我，任命谁为这项工作的负责人⋯⋯

列宁对官僚主义和仍然是苏维埃制度的灾祸的繁文缛节所造成的延误显然还十分担心。他要求每个月向他报告两、三次，以使他能够及时了解情况。

在 11 月 3 日哈默离开莫斯科的前夕，列宁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其结尾写道：“这个开端是极其重要的。我希望这将会产生巨大影响。”尽管这封信是用地道的英文写成的，列宁在附言中仍然为他“十分蹩脚”的英文表示歉意。

1921 年 12 月 17 日，列宁在准备他向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作报告的讲稿时，还要求波格丹诺夫向他报告有关哈默的特许权问题的最新进展情况，以便将其列入他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

这样，红色苏联的大门向哈默敞开了。

1924 年的一天，哈默顺便走进了莫斯科一家文具商店，想买一支铅笔。售货员给他拿了一支德国制铅笔。在美国，同样的铅笔只值两三美分。而这

支德国铅笔却要价五十戈比，相当于二十六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