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苏联建起了世界最大的铅笔厂

哈默说，“对不起，我要一支不易擦去笔迹的铅笔。”

售货员有点不耐烦了，但还是温和地说：“因为你是个外国人，我才给你拿的。但是，我们存货有限。按照规定，我们只卖给那些经常买纸和练习本的老顾客。”

哈默花了两个卢布——一美元——买了一支。

他成功地利用这支铅笔，使它变成了数百万美元。那天他没有便笺簿。但是，这支铅笔竟成了一个发射台，把他发送到各种各样新的和有利可图的事业中去了。

他回去见克拉辛。

他问这位人民委员道：“您的政府是不是已经制定了要求每个俄国公民都得学会读书和写字？”

“当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

哈默说，“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想要获得一张生产铅笔的执照。”

事情是办成了，但是他是在极度冷淡的态度下开始这一工作的。问题在于应该如何对付那家国营铅笔厂。尽管开始时人们对它寄予很高的希望和发表了一系列轻率的讲话，该厂生产的铅笔写起来还是不如俄国几代人以来一向从德国的大法伯工厂进口的铅笔那样好。有人说，俄国生产的铅笔只是在石头上写字时才好用，如果在纸上写，准会把纸划破。还有一个小问题：要求哈默拿出五万美元现金作担保，井在合同签字后十二个月内就碍开始生产。在投产的第一年内，就必须提交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铅笔。除此以外，那家国营铅笔厂的官员们编造出“外国资本家想要剥削俄国财富”这类谎言来进行攻击。不过，在 10 月份，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还是代表外交委员会签订了这份合同。

事情都办成了。但有一件事例外：阿曼德·哈默不知道如何生产铅笔。和以往一样，他的力量来源于他知道会做铅笔的人在哪儿。

他坐上头班火车到纽伦堡去了。

阿曼德·哈默突然出现在纽伦堡时，象瘟疫一样不受欢迎。此后不久，纽伦堡又成了希特勒梦寐以求的千年德意志帝国的圣地了。但就哈默而言，意识形态和种族背景与人们对他的冷淡无关。在那里，他相当坦率地要铅笔业行家中的一批骨干皈依他，而且恰好找对了门儿，如愿以偿了。1761 年，卡斯珀·法伯创建了法伯铅笔公司，这比哈默这位专心致志的来访者的国家的诞生还早十五年。公司创始人的重孙约翰·洛撒·冯·法伯（1817—1896）把这家公司办得很出色，举世闻名，在纽约、巴黎、伦敦、柏林及其他地方还广设分支机构。他的另一个精明的做法是：与俄国皇族签定了一份合同，从而控制了从西伯利亚劳动营的矿山里榨取出来的全部石墨。这位叛逆的重孙甘冒团结一致的全家人咒骂他的风险，在亚伯拉罕·林肯第一次担任总统期间，到美国去开设了埃伯哈德·法伯铅笔厂。

事实足以说明，在哈默带着要打破这个垄断集团的意图来到该城时， A·w·法伯母公司实际上早已垄断了全世界的铅笔生意。该家族严格地控制了风景如画的弗尔斯城，并能操纵邻近的纽伦堡市的事务。它所发出的命令，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代任何选举出来的官员、警察、公用事业管理人员及其他半官方人士所发布的命令。在此之前，法伯集团就已经统治该地区多年了。

他们不需要用铁路将纽伦堡和弗尔斯连结起来，甚至也不需要有轨电车，因为深怕与外界的这些联系会带进一些“不良分子”，使法伯家族雇用的劳工和领班们对外部世界某些社会改革所带来的好处有所了解。他们对法伯厂自己的雇员们如同对来到该城的陌生人一样猜疑。正如多年后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情况一样，只有支配这个家族的最可信赖的成员和法伯厂的核心领导人物，才知道制造这种世界上最熟悉的用品之一——铅笔的全部奥秘。这种情况就象难以剽窃到可口可乐或安哥斯都拉苦汁药酒的秘密配方一样。

被隔绝一两个星期之后，哈默摆脱了这种孤立状态。他给当地一家银行写了一封自我介绍的信，并私自打听到一些情况，见到了一位名叫乔治·巴伊尔的满腹牢骚的法伯厂铅笔技师。看来，巴伊尔年轻时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当年他曾宣称，他将接受在俄国建设一家铅笔厂的诱人的建议。于是，人们把他当作一位传染上了瘟疫的病人。他离开了弗尔斯城，到俄国居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要关头，他在俄国被捕了。俄国人把他当成德国侨民，拘留了一段时间之后释放了他，告诉他可以自由地回到他的故乡弗尔斯城去。

但是，法伯的权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不准巴伊尔回到德国。因此，他和一位俄国姑娘结了婚，直至战争结束时，才获允回到家乡。他在弗尔斯城一度受到了排挤。最后，人们才勉强同意他返回原来的岗位。他不但没有得到提拔，反而被加上了“拆法伯的台”的罪名。

巴伊尔告诉哈默，有一位在法伯服务了二十五年的老工头，曾接受了去一家新开张的南美铅笔厂工作的建议。然而，他竟遭到纽伦堡警察当局的反对，不许他离开德国。在这家公司的要求下，他在纽伦堡受到了十年的软禁，再也没有办法在他唯一熟悉的行业中找到工作。

哈默劝说巴伊尔振作精神，把他带进了这个制造铅笔的堡垒。这位美国人发现，那里的士气很低。他了解到，那里有他所需要的人力。哈默以每年一万美元的工资雇用了巴伊尔——而法伯只付给他每月两百美元的工资。通过他，哈默作出了安排，以得到他所需要的机械和原材料，并在那些愿意去莫斯科打开新局面的师傅中挑选出了一批骨干。高工资和丰厚的奖金使他们很受鼓舞。

哈默要张罗的事情实在很多。他又继续前进，到英国的伯明翰去，为将来的莫斯科铅笔厂的钢笔尖分厂物色了一批类似的核心人物。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必要的负担，但俄国人坚持说这是他的整个特许权协议的一部分。他发现，伯明翰几乎同样存在着法伯所施行的那种暴政。这是一项封闭性的工业，它的大部分工人从重工时代起，就在半封建式的条件下进行训练了。然而，哈默发掘了另一位叛逆的师傅——他又集拢了一批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回来的青年。当时，摆在这些青年面前的，是他们祖祖辈辈所从事的那一套令人沮丧的、枯燥无味的活儿。

哈默回到莫斯科去选厂址。他蓦然之间感觉到，他在列宁保护下的黄金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三年前，他可以选择到只需付象征性租金的场地。如今，由于新经济政策取得了进展，金本位卢布的币值也已趋向稳定，这样的机会和便宜的交易已经消失了。经过长期的寻访，最后他决定，解决问题唯一办法，是在俄国其他地方建厂。就在这关键时刻，他得悉该市郊外的莫斯科河边有一家废弃不用的肥皂厂，它已破败不堪，但在这幸存的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还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他为迁来的专家和家属建造住宅、学校、教堂、门诊所、花园和娱乐设施。将来，原有的建筑物修缮好以

后，还有些空地可以扩建厂房。修缮旧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动用了一千个劳动力。他们修建新墙，更换屋顶，抹灰，油漆，并安装了现代化的取暖设备，以取代老式的取暖系统。

制造铅笔的的师傅和他们的家属们以去芬兰度假为借口，摆脱了在纽伦堡和弗尔斯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哈默为他们办好了去俄国的签证，在赫尔辛基等着他们。机器也几乎是偷偷摸摸地运出德国的。按照巴伊尔的建议和哈默的坚决主张，这些机器先从制造厂运到了柏林。那些制造厂商还以为要在柏林建立一家新的铅笔厂呢，对它的真正目的地毫无觉察。哈默甚至要求将所有的机器散装到柏林，并要生产这批机器的有关公司各派一名专家去重新组装这一大批部件。这些部件一到柏林就编上了号，然后装船运往莫斯科。专家们跟着货走，并仔细检查每一个零件是否安装在合适的位置上。过去，哈默曾见过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精良的外国机器被未受过正式训练的、满不在乎的俄国工人毁坏了。

铅笔和钢笔的生产比合同所规定的期限提前几个月就开始了，这使特许权委员会和那家仍在挣扎的国营工厂大为吃惊。

哈默博士在他的书中，叙述了有关这个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家铅笔厂的中期报告中一段内容：

制造商在苏俄所遇到的问题象在美国一样，主要不在于销售方面，而完全在于生产方面。从另一角度说来，在俄国生产是更为困难的。因为在那里得到原材料并不容易。特别是我们刚开始在莫斯科工作的那个时候，大部分原材料都必须从俄国境外运进来。有能力的工人也很缺乏，而且纪律松弛。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必须生产越来越多的铅笔以满足需求的问题。起初，我们是一班生产。但我很快就发现，需要雇用两班工人倒班生产才成。在有些部门，还要三班倒。当时我们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必须拼命干才行。但是，我们的生产还是稳步上升了。第一年，我们远远超额完成了特许权合同中所规定的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铅笔生产指标，而达到了两百五十万美元的产值。第二年的产值增加到四百美元。在第一年里，我们把高档铅笔的零售价格从五十美元降到五美分。从此以后，进口的铅笔就消声匿迹了。这进一步激发了我们的生产积极性。在这方面，我们握有真正的垄断权，生产的大部分产品由政府组织和合作社买了下来。不过，我们依然与私商做生意。

哈默采用了美国式的计件工资制来增加生产，这在当时的苏联是一项令人震惊的改革。在开始的时候，要使那些涣散的工人——他们会使他们的德国和英国监工气得发狂——理解“产品越多，收入越多”这个外国信条是困难的。哈默要求维克托继续在这条生产线上工作，为每一生产环节核定最好的生产率，以便确定计件工资的工值。维克托对此仍然畏缩不前。

他愤愤地说：“他们怪我从来没有给他们喝茶或喝咖啡的休息时间，甚至还说我从未去盥洗室。这简直可怕！可他们还挺有主意。”

最后，哈默工厂的工资超过了弗尔斯和伯明翰的标准。这消息自然而然地传遍了莫斯科，也传遍了苏联。该公司收到了数以万计的求职申请书。至少有一名共产党骗子任意伪造证件，到哈默工厂求职，后来被警察关起来了。显然，在俄国人人都要写字，而只有在哈默工厂这个地方获得必要的工具。到 1926 年，铅笔的年产量接近一亿支的水平；钢笔 1925 年的产量为一千万支，次年就猛增到九千五百万支。哈默不仅满足了俄国需要，而且把百分之

二十的产品出口到英国、土耳其、中国、伊朗和其他十几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