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抗训练的地位和作用

在军事史上，对抗演练对作战的胜负曾起到过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方面成功和失败的史例很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个事件很有意义。1914 年 8 月，沙俄将军苏霍姆利诺夫指挥 2 个集团军数 10 万军队向东普鲁士进军。德军总参谋长施里芬用

沙盘地图对阵研究了俄军进攻的态势，发现其第 2 集团军的行动对实现 2 个集团军的会合太迟缓了。于是，他们抓住俄军作战计划上的这一弱点，决定在两支俄军尚被马祖里湖分隔的情况下发起反击，结果以劣势兵力在茵斯特堡大败俄军，迫使俄第 2 方面军司令官萨姆索诺夫自杀。其实，俄军的这一

致命缺陷，本来在当年 4 月份俄军总参谋部的沙盘地图对阵中已有暴露，却

未引起注意，结果酿成失败（《军事系统工程》第 6 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有两个发人深省的事件。

一个事件是，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军西部军区第 10 集团军等许多部队

被法西斯德国军队迅速合围，其部署上的弱点，其实在 1940 年底苏军总参谋部组织的战役对抗演习已有发现，但因认识不统一未得到及时纠正，以致酿成战争初期的失利。那次对抗演习是在斯大林的关注下，苏军总参谋部为检验战争初期军队掩护和行动计划中的主要措施是否合适可行而组织的。参演兵力达 110 多个师，区分为“红”、“兰”两方进行。“红方”司令由西部

特别军区司令员帕伏洛夫上将担任，辖 50 多个师，充当苏军演练防御，“兰

方”司令由基辅军区司令员朱可夫大将担任，辖 60 多个师，模拟德军演练进攻。据格·康·朱可夫战后回忆录记述，对抗演习中“兰军”进攻的许多情节“与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进攻后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在很

多方面很相像”（《回忆与思考》第 324 页）。

另一个事件是，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实际

上是美国海军 9 年前组织的一次实兵对抗演习方案的翻版。1932 年 1 月，美

国曾组织一支拥有 200 艘军舰的舰队进行一次实兵对抗演习，以检验珍珠港的防御能力。舰队的一部分担任进攻，另一部联同珍珠港的陆军卫戍部队担任防守。攻方舰队指挥官雅奈尔上将别出心裁，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航空母舰进攻战略，指挥他的攻击机群，利用了 2 月 7 日星期天阴霾天候、东北季风， 向珍珠港发起了突然袭击，获得“全胜”。当美军飞机对珍珠港实施假想攻击的时候，日本间谍广泛地收集了情报。就在美方对自己的“假想战争”争

论不休的时候，日本东京的情报组织和专家们已开始了有效的研究工作，日本海军专家们已将美国优秀海军将领的高招合盘学来，并迅速改组了自己的海军，于是在 9 年后成功地实现了这项计划。可是美国战舰将官不肯从演习中吸取教训，而日本人却学到了一个可资运用的妙计，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第 2 天，一些曾参加过 1932 年实兵对抗演习的美国飞行员在读到战况详报时

不无沉痛地说：“太惨了，日本人所干的一切，完全跟我们在 9 年前的对抗

演习时所干的一模一样”（《参考消息》1980 年 10 年 17 日《珍珠港之役内幕》）。

现代战争条件下，对抗训练和对抗演习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成为军事威慑的手段和诉诸武力的前奏。英军在 1982 年 4 月远征马尔维纳斯群岛中，始终保持了主动，也得益于战前组织了多次针对性很强的对抗演习。如战前为熟悉阿根廷空军装备的法制飞机的性能和战术特点，英军紧急请求法国派遣一个幻影Ⅲ战斗机支队飞抵英国，与英军“鹞”式飞机反复进行了对抗性空战演练。英特遣舰队航渡中，法国“超级军旗”式飞机又多次对其进行了模拟攻击，包括使用电子对抗手段，以帮助英舰队掌握如何防御阿军“超级军旗”式飞机的进攻，其后续增援的第 5 步兵旅启程前也组织了一次代号为“威尔士之鹰”的实兵对抗演习（《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军事训练条目汇编

第 341、345 页）。美国为确保“唯一超级大国”的领导地位，推行地区防务战

略，以运用基本力量（包括盟国可能投入的力量），实施战略威慑、前沿存在、危机反应的战略方针，实现打赢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大规模地区冲突的目标。经常在所谓“热点”地区，与东道国举行联合军事对抗演习，作为军事威慑的重要手段。海湾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还把军事对抗演习作为诉诸武力的前奏和战役战术的佯动形式。

上述史例表明，对抗训练对作战行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从古到今各国军队都非常重视对抗训练的地位和作用。对抗训练能得以发展普及，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这种方法有近似于实战的鲜明特点，对抗双方都有独立性、针对性、制约性和竞争性，具有很强的实战感。它互不亮底，情况多变，有利于锻炼各级指挥员和机关的组织指挥；不设框框，互为条件，有利于发挥双方的主观能动性；针锋相对，斗智斗勇，有利于把战术练活；方法灵活，动作逼真，能够克服“一厢情愿”、“模式化”的现象，有利于研究解决实战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高部队的训练质量。较之单方训练，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1、有利于使受训者得到近似实战的锻炼。由于对抗训练，兰军不是抽象的、虚假的，而是具体的、真实的，不是导演写在纸上的“死人”，而是掌握了兰军作战思想、理论原则、战术手段的活人，红兰两军对垒，势必导致思维和行动中一系列针锋相对、紧张激烈的抗争，从而生动形象地反映出作战的基本形态，演练者置身于这样一种特定的环境条件，自然而然地增强了敌情观念。

2、有利于克服战役战术训练中“一厢情愿”、“模式化”的现象。对抗训练红兰双方互为作业条件，导演根据对抗态势的自然发展，临机施导，活导活演。这种导演方法，一方面导演没有死框框，演练者能够独立自主地演； 另一方面由于导演的情况不是凭主观臆想事先编拟的，而是依赖于对抗双方的行动，凭客观实际临时编拟，能把对抗中生动具体、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战术行动如实地反映出来。从而能够启迪思维，充分发挥演练者的主观能动性，把战术练活。

3、有利于促进作战理论的学习和敌军研究。由于对抗双方处于激烈的抗争中，就在客观上给双方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要求，这就是为了克敌制胜，对抗的任何一方都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既要熟悉己方和彼方的战术原则，又要随时了解对手的具体行动，以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争取对抗行动的主动权；既要预计对抗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又要研究胜敌一筹的高招， 以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制胜对方。这样就使战术理论学习更具体了，敌军研究更深刻了。

4、有利于充分调动练兵积极性。因为对抗训练的胜负在对抗结束前是个未知数，不存在“红军注定要胜利，兰军注定要失败”这样一种人为的既定性。对抗中的双方是互相制约的，对抗进程必然按照红兰双方作用与反作用的结果向前发展。对抗一经开始，双方紧紧围绕“胜”与“败”这一主要矛盾反复较量，直到胜负定论，对抗结束。这样，就可激发演练者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去，能有效地调动双方的练兵积极性。

5、有利于简化导演文书。演练前导演只需编拟能促成对抗所必须的基本想定和供导演部内掌握使用的实施计划等必要文书即可，减轻了很多工作的作业量，大大缩短了准备时间。参演人员和部（分）队在完成理论学习、单方训练的基础上，即可参加对抗。而且一个导演班子，一个兰军小组或一个兰军模拟部（分）队，一套训练保障体系可以定点轮训部队。

6、有利于真实地检验训练双方指挥员和部队的训练素质，利于研究论新战法。由于对抗训练的实质是战役战斗模拟，在对抗训练中出现的时间差、空间差、数量差、质量差，都可用于分析论证双方编制装备、组织指挥与战役战术水平的优劣。尤其是在实兵对抗训练中更能检验装备、战术和指挥的优劣及作战方案的可行性。如前所述，如果美军太平洋舰队的指挥官们能及时吸取 1932 年实兵对抗训练时“失败”的教训，改进珍珠港地区的防御，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珍珠港事件中的真正惨败；如果苏联红军西部军区能认真吸取 1939 年对抗训练中“失败”的教训，及时改进作战方案，也许卫国战争初期就不会出现那样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