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抗训练的产生和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抗训练也不例外。它是为了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并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到现代，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我国是利用兵棋沙盘开展对抗演练研究战法的最早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841—221 年），我国就有人利用兵棋对抗研究战法。

据《墨子·公输》记载，春秋时期，墨子（公元前 468 年——＠＠公元

前 376 年）任宋国大夫时，在齐国听说楚国准备攻宋，得知公输班（姓公输， 名班，春秋时期鲁国人，故也称鲁班）特地为楚国制造了攻城用的云梯，便日夜兼程赶到楚国，先后找公输班和楚王说明攻宋不仁不利的道理。可是楚王听后不以为然，并说：“公输班已替我把云梯造好了，我不打宋国怎么行呢”？墨子见直接说服不行，便找到公输班进行一场模拟攻防对阵演练。于是，墨子解下身上的衣带当作城墙，用写字的小木片作武器，与公输班进行守城与攻城的对抗演练。对抗了九个回合以后，公输班攻城的武器都用尽了， 而墨子守城的手段还有好多。公输班没有办法了，只好使个心眼说：“我知道怎样制服你，但是我不说”。墨子也针锋相对地说：“我也知道你怎样制我，但我也不说”。楚王问墨子这是什么意思？墨子说：“公输班的意思不过是要把我杀掉，他以为杀掉我，宋国就守不住了，可是他不知道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着我的守城工具，在等待楚国的进攻，就是把我杀了，也同样攻不下的”。楚王看到攻宋确无取胜把握，只好放弃了攻宋的打算。就这样，墨子通过与公输班进行攻守对抗的作战模拟，实现了“止楚攻宋”的战略目的。这是目前有记载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模拟对抗。

据《潜确居类书》记载：“雍门周谓孟尝君：足下燕居，则斗象棋，亦战国之事也。盖战国用兵，故时人用战争之象为棋势也”。孟尝君即田文， 战国时期，先后担任过齐、秦、魏三国的相国，他常用象棋对奕研究战法， 曾联合韩、魏，先后打败楚、秦、燕三国，后又与燕、赵等国合纵攻齐。可见他的谋略水平得益于“用战争之象为棋势”。

北宋时期有个著名理学家程颢（公元 1032 年—1085 年），他在“咏象戏”中就赞美棋艺博奕：“大都博奕皆戏剧，象戏翻能学用兵”（《象棋史话》

第 54 页）。当时的“棋艺博奕”就是用下棋对阵方式研究用兵之法，我们现

在叫“兵棋对抗”。

东汉时期，马援（公元前 14 年——公元 49 年）在汉光武帝面前“聚土

（米）成山”，开创了我国军事训练史上运用沙盘研究战略战术的先例。据记载，公元 32 年，光武帝刘秀要去征伐陇西（今甘肃省一带）的隗嚣，召名将马援商讨进攻战略。马援对陇西一带兵要地志非常熟悉，就在光武帝面前用土（一说用米）堆制成了一个和现地基本相似的“沙盘模型”。马援指点沙盘，从战略战术上作了详尽分析，使光武帝顿时有了“虏在吾目中矣”之感（《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军事训练条目汇编第 410 页）。为其制定正确的进攻战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攻灭隗嚣的战争结束后，光武帝即命马援出任陇西太守。

在我国历史上，除兵棋对抗、沙盘对抗外，实兵对抗演练开展的也比较早。如冷兵器时代的“擂台比武”、“校场比武”，实际上就是单兵的技术对抗演练。后来由单个兵的技术对抗，逐渐发展到大规模的实兵战术对抗演练。

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实兵对抗演习产生于 16 世纪，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公

元 1572 年冬天，明代将领戚继光在汤泉（今河北省遵化县西北）组织的一次

实兵对抗大演习（中国历史人物丛书《戚继光》第 123—125 页）。他组织了一支“为数众多的假扮敌军”部队与守备部队对抗，演练了突袭与报警，攻城与防守

（边墙、敌台），突破与增援，扩张与反击等问题。“白天不分胜负，夜晚举火再战”。这次大演习，前后进行了 20 多天，参加的士兵在 10 万以上， 将士自材官以上者不下千人。演习结束时，戚将军十分振奋，自称：“近得共集连营，始知十万作用，又似稍有豁悟，乃信边事真有可为”。的确，这次对抗演练为尔后屡次击败进犯之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到了清朝中、后期，随着军事技术和编制装备的发展，实兵对抗演习在规模、层次、运用上有新的发展。1905 年 10 月，清朝直隶总督袁世凯奉朝廷之命训练新军，在河间（今河北省河间）组织了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诸兵种合同作战实兵对抗演习，参加演习的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等部队约 5 万人。演习时把部队分为两军，模拟敌军从山东向直隶入侵，演练了行军、夜袭等课题，并首次利用铁路（京汉铁路）输送部队，使用了电话、电报等现代通信联络手段。次年 10 月，袁世凯又组织新军与湖广总督张之洞

部进行了实兵对抗演习（《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军事训练分册第 145 页）。

对抗训练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如火如荼地开展，在外国的历史上亦呈方兴未艾之势。俄国是开展对抗训练比较早的国家之一，从彼得一世时代起， 实兵对抗演习方式就得到广泛运用，并认为实兵对抗演习是最完善的战斗训练方式，要求军队的战术训练全年进行，并在结束时举行演习（指显示假设敌的单方演习）和大演习（指对抗演习），而且每次演习都有明确的目的性。

1691 年，彼得一世在谢苗诺夫斯科那组织的对抗演习是以训练步兵和骑兵在战场上的协同动作为目的，演习“在野外进行，区分为‘我军’与‘敌军’，双方的直接冲突持续达数昼夜”。对抗演习“根据统一的意图实施， 演习双方都有明确的战斗任务，按照自己的决心行动，几乎完全没有程式化的东西，并且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要求。彼得一世作为总导演，在行动开始后一般不干涉演习的过程，双方都由自己的司令员（大元帅）指挥”。

1694 年 9 月，彼得一世为检验军队强攻要塞训练和对亚速远征的准备情

况，在莫斯科近效科茹霍沃村和科洛缅斯那村附近组织了一次代号为“科茹霍沃”的对抗演习。这次演习，为实际演练夺取要塞的战斗动作，在莫斯科河弯曲处、科茹霍沃村对面构筑了一座五角形要塞（大型野战工事）。工事的外面为一道 5 俄尺高的墙和一条 4 俄尺深的壕沟。要塞的 5 个角有安放火炮的突出部，火炮可从墙眼向外射击。墙上设有拒马，墙外有陷阱。总之， 为了加强要塞防御，而做了一切必要的工程建筑工作。演习按攻守实兵对抗展开。守方由大臣布图尔林指挥，任务是固守要塞。攻方由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指挥，任务是强渡莫斯科河，夺取要塞。双方参演兵力达 4 万人。于 9

月 27 日开始。白天，攻方进行了侦察，企图渡过莫斯科河，但是由于防方警惕地守卫着河岸而未获成功。当日深夜，攻方冒着狂风大雨强渡莫斯科河， 终于获得成功。守方布图尔林数次派骑兵顽强反击渡过河的罗莫达诺夫斯基的部队。攻方及时放置了拒马，牢牢地巩固了登陆场。在以后的 6 天内，攻方展开了围攻作业，并在要塞附近构筑了设防阵地。尽管受到守方的抵抗和多次偷袭，攻方仍挖掘了壕沟，修建了多面堡，铺设了道路，从而一步一步地接近要塞。10 月 4 日开始攻打要塞。进攻部队携带了大量干树枝、束柴、木板和架桥器材，以备通过壕沟时使用。夺取要塞外围墙的战斗持续了 4 个多小时。守方顽强防御，他们向进攻者投掷手榴弹和装有可燃物的瓦罐，倒水，用木棍和绑着点燃树脂、硫磺和火硝的大麻纤维团的长竿往下打。据目击者证实，战斗异常激烈，以致双方都有许多人受伤或致残，攻方在向防御力量薄弱的后方和翼侧展开进攻后，要塞才被占领。但是，彼得一世对于这样快就夺取了要塞并不满足，因为他想更充分地演练围困和攻击要塞的各种方法。于是，双方军队再次分开，一切从头开始。守方加构工事，攻方则开始地下土工作业。攻方在要塞下面挖了数条坑道，准备在里面放置炸药。守方发现后，便向坑道里灌水，迫使攻方向外淘水，易地重挖。终于，在 10

月 15 日一声爆炸之后，攻方再次发起攻击。经过比第一次进攻时更激烈的格斗，要塞被攻克。这一次，不仅有许多人受伤，而且还有人死亡。多尔戈鲁基公爵在对抗中受重伤，不治而亡。至 10 月 17 日，攻方占领要塞后面构筑

的设防阵地（辎重所在）之后，历时约 20 天的演习终告结束。

西欧各国的实兵对抗训练开展较晚，18 世纪初，普鲁士军队开始出现名曰“战争教练”的“假设敌”。开始是用旗帜和单个骑兵表示敌人，以后逐渐发展。1753 年普鲁士军队在斯班达兀和翌年坡资达毋附近的演习，就用了步兵 49 个营、骑兵 60 个队约 3，600 人显示敌军，使假设敌由无形变成有形实体，对抗训练的雏形便显现出来了。18 世纪后半期，对抗训练才在西欧各国军队中普遍发展起来。1753 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施潘道地区组织了一次对抗演习，参演兵力约 3.6 万人。次年又在波茨坦地区组织了一次与上

一年规模相当的实兵对抗演习。普军在 1805 年的演习规则中规定“军团每年

进行一次对假设敌的单方演习，7 天后改为两军对抗演习”。法国军队于 1778 年在诺曼底地区组织了一次对抗大演习。18 世纪末，拿破仑继任意大利陆军元帅后，将普鲁士军队的基本演习和机动演习发展为集团机动演习，建立了用于步兵、炮兵、骑兵合练的固定营地，进一步扩大了实兵对抗演习规模（苏

军《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第 19、21、22、47、48 页）。

在西方，沙盘兵棋对抗大约在 19 世纪初才开始。1811 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文职战争顾问冯·莱斯维茨制作了一个沙盘模型，代替战棋棋盘玩战争游戏，受到了威廉三世的鼓励。1816 年，老莱斯维茨的儿子

把作战经验和时间概念引入这种游戏，利用沙盘和地图表演出营、团一级的战斗。1824 年，德军总参谋长密福林在视察了利用沙盘、地图进行的对阵表演后说：“这不是游戏，这是名符其实的战术学校，我的责任是把它推荐给整个军队”。沙盘地图对阵为普鲁士在 1866 年对奥地利和 1870 年对法国的

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从 1872 年开始，这种当时人们称为“战戏”的对抗训练，逐渐为各国所仿效，沙盘兵棋对抗也得到了广泛运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英、美等国都运用对抗方式拟制和检验作战计划，尤其是德、日两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德军把沙盘地图对阵作为作战组织准备的一个正规程序，几乎所有的大规模作战计划，如闪击法国的计划，入侵英国本土的“海狮作战计划”以及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 在拟制过程中都经过沙盘、地图对阵检验。日军也采用沙盘地图对阵拟制和检验作战计划，包括攻占印度支那、偷袭珍珠港、占领菲律宾、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群岛、所罗门群岛等作战计划都经过沙盘地图对阵的检验，有的还经过了试演（《军事系统工程》第 5、7 页）。

20 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对抗训练方式的研究和运用得到了很大发展。德、意。英、法军队和苏军都非常重视组织实兵对抗演习，规模也不断扩大。

1936 年秋，德军在整个夏季组织的一系列对抗演习基础！一在富尔达和美因河法兰克福地区举行了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对抗演习。1937 年，为演练突破强固设防阵地和攻入对方领土的行动，又举行了一次带

“闪击”战背景的对抗演习，“红方”为守方，兵力、师，攻方兵力为 5 个

师，成一线展开在 35 公里宽的正面上，平均每个师有 100 架飞机协同作战，

约有 600 辆坦克参加进攻。

意大利军队在 1936 年 8 月组织的对抗演习中，动用了 20 个师和许多机

械化部队，约 50 余万人。

法军、英军、波军也举行了一系列对抗演习，但是战犬情况设置与 2～3 年以后所遇到的情况相差甚远。

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前夕组织的“大演习”均为对抗演习。例如，1935 年基辅军区、1936 年白俄罗斯军区组织的对抗演习中。红兰双方参加的兵力均为集团军级，坦克均达 1，000 余辆，飞机数百架，这一时期的对抗演习， 已开始使用各种模拟器材，以增强实战气氛，如：让步、机枪和火炮打空包弹；用打信号弹的办法显示机枪射向；用发射烟雾火箭的方法模拟高炮射击； 用有色烟雾、有色液体和带强烈气味的液体表示敌人施放了有毒物品（化学袭击）。还有用其他指示物代替各种武器的火力等（苏军《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

第 86、87、102、103 页）。

从 50 年代开始，由于新的教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的运用，大大改变了作战模拟方法的面貌，对抗训练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战斗模拟技术。1954 年美国首先设计成功计算机化的战斗模拟模型，不久，又出现了对抗战斗模型，战斗模拟技术把最新科学技术成果，运用到对抗训练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作战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利用模拟的作战环境，可以进行策略和计划的实验，可以检验策略和计划的缺陷，可以预测策略和计划的效果，可以评估武器系统的效能，可以启发新的作战思想”（《军事系统工程》第 9 页）。

50 年代以来，苏美等国不仅十分重视战斗模拟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同

时，实兵对抗训练规模越来越大，普及越来越广，技术保障越来越现代化。苏军在战后初期至 70 年代的军事训练中，规定“对抗演习是营、团、师

战术演习的基本形式”（《外国军事学术》1980 年第 9 期第 57—59 页）。他们强调，“为使军人在战术、技术、体力、心理上得到全面的锻炼”，“使战术演习进行得和实战一样地紧张，应广泛进行对抗性战术演习”（《外国军事学术》1982 年第 1 期第 2 页）。在组织大规模演习时，“强调要更多地组织对抗性战术演习和带实弹射击的对抗演习”（《外国军事学术》1980 年第 2 期第 61 页）。苏军 60 年代组织的“四重奏”、“德涅伯”演习，70～

80 年代组织的“德维纳—70”、“南方—71”、“北方—76”、“高加索—

76”、“喀尔巴阡—77”、“别列津纳—78”、“涅曼—79”、“西方—81”、“西方—83”演习，华约军队组织的“战斗情谊—70”、“盾牌—76”等演习，都是分“红兰军”或“南北军”或“东西军”的实兵对抗大演习。其中多数为方面军规模的实兵对抗演习。

美军自 60 年代起，就例行性地与北约集团或其它盟国联合组织大规模对抗演习，如：1961 年组织的“冬季盾牌—Ⅱ”演习，70～80 年代组织的“回师德国—79”、“十字军—80”、“环太平洋—80”、“秋季熔炉—83”等演习，都是分为“兰澄军”或“兰红军”或“兰黄军”的大规模实兵对抗演习。在国内特别重视与假设敌部队进行实兵对抗训练。他们认为：“美军传统上的以两支部队使用相同战术和装备实施的实际上是‘兰军对兰军’的对抗演习，不符合实战要求，不能有效地训练战斗部队适应实际作战的需要”

（《外国军事学术》1982 年第 8 期第 50—52 页）。

1980 年 10 月美陆军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堡投资兴建全国训练中心，其中修有一个可供旅、营级部队进行各种对抗训练的对抗演习场，并于1982 年 1 月首次组织了“兰军对红军”的对抗演习。假设敌为该中心编制内

的一支旅级部队，下辖 1 个机械化步兵营（官兵 751 人）和 1 个装甲兵营（官

兵 503 人），对抗演习时扮演 1 个前苏军摩步团，均着苏军制式军服，操苏制武器装备，驾驶按苏军装备的车辆样式进行外观改装的车辆。实施对抗期间，“红军”和“兰军”双方的武器上均装有多用途激光交战显示仪，部队和车辆都配备电子传感器，可以感知对方武器上的多用途激光交战显示仪发出的击中人员和车辆的激光束，用来确定双方遭杀伤的情况。如一名士兵被对方武器上的激光束击中时，他携带的电子传感器便发出嘟嘟声，显示已被击中。装在坦克上的传感器可感知各种武器击中坦克的激光束，但只有被对方坦克或反坦克武器上的激光束击中时，才能发出黄色闪光，显示已被击毁。根据美陆军的轮训计划，每年可安排 42 个营到该训练中心轮训，这将使美陆

军部队司令部的每个营每隔 18 个月就可到欧文堡全国训练中心轮训一次（总

参军训部《外军训练情况介绍》第 102—103 页）。

同时，美军还十分重视通过对抗训练来检验新装备和新作战理论，为检验其第一支数字化部队的作战能力，1994 年 4 月 10 日至 23 日，美陆军又在加尼福利亚州国家训练中心组织了第一次“21 世纪陆军”数字化部队实兵对抗演习，参演的拥有全套数字化通信装备的美陆军第 24 机械化步兵师“1—

70”特遣部队和第 3 机步旅，与非数字化装备的第 177 独立装甲旅进行了激烈的实兵对抗，结果由于数字化部队可快速收集情报并实施近实时化的传递，信息灵、判断准，战斗行动节奏快，始终占据着战场主动而获胜，也充分显示了数字化部队的优势。

台湾军队自 70 年代开始，也非常重视发展对抗训练，几乎每年都要组织

几次师、团（旅）规模的实兵对抗演习。仅 1994 年台陆、海、空就组织了 4

次规模较大的实兵对抗演习，其中陆军组织了 2 次，一次是装甲旅实兵对抗

演习，一次是师实兵对抗演习。1995 年 3 月 6 日至 10 日台陆军又在台中地

区组织了一次代名为“长泰 13 号”的装甲旅实兵对抗演习。参演兵力之多、规模之大，是多年来少见的战车实兵对抗演习。

我军在 50 年代未到 60 年代初，对抗训练取得了初步成果。1959 年，我

军有的单位在组织师、团战术演习中，由侦察部门组织 70 多名干部、战士， 按敌军编制装备和战术原则，拟定防御方案，演习时，较真实地为进攻部队树立起对立面。有的单位在组织步兵排山地攻、防战术训练中搞对抗演习， 双方互相出情况、作处置、评胜负，充分显示了对抗训练的优越性（《八一杂志》1959 年第 5 期第 29 页）。1962 年，南京军事学院曾举行过步兵团攻防兵棋战术对抗示范演习，后又将其用于军事学院完成系第七期的教学实践中，收到了良好效果（《军事学术》1982 年增刊第 2 期第 55 页）。很可惜，因众所周知的原因，

这种训练方法的运用和研究中断了一个时期。进入 80 年代后，我军又有不少单位相继恢复了军事对抗训练的研究与运用，并在原来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总参谋部 1981 年 9 月在华北地区组织的方面军防御作战演习，空降与反空降阶段就是以实兵对抗形式组织的。1983 年 4 月，总参谋部在福州军区召开了全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抗训练现场会，各军区、各军兵种和总部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会上演示了从师、团指挥所沙盘兵棋对抗到团

（营）实兵对抗以及专业兵对抗等 12 个对抗训练课目，并推出了《军事对抗

训练法》专辑中的 6 份经验材料。与会者普遍反映，对抗训练针对性强，情况多变，方法灵活，具有很强的实战感，有利于克服战术训练“一厢情愿”、“模式化”的现象，促进了战术的发展和提高（《军训通讯》1983 年增刊第 2 期）。之后，各军兵种和军事院校大力开展对抗演练和教学，对抗训练之风吹遍全军，形成了我军训练史上继“郭兴福教学法”之后的又一次群众性的练兵热潮。1985 年 10 月总参谋部又在北京怀柔地区组织了由北京、沈阳军区和空军部分实兵参加的我军历史上首次激光、电子模拟实兵对抗战术演习（《中国

军事百科全书》军事训练分册第 157 页）。标志着我军已开始进入运用模拟器材组织

实兵对抗演习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