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原因很清楚。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 46，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 47 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荷兰同帝国的脱离 48，把德国从世界贸易中排挤出来，使它的工业发展一开始就限于极小的规模；当德国人如此艰辛如此缓慢地从内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当他们把从来就不很大的全部市民精力耗费于毫无结果的斗争，以反对每个小邦主和帝国小贵族强加在他们臣民的产业上的关税壁垒和专横的贸易条例的时候，当帝国城市在行会习气和贵族骄横中衰落下去的时候，荷兰、英国和法国在世界贸易中取得了首要地位，开拓了一个又一个的殖民地，使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达到最高度的繁荣，直到最后，英国由于蒸汽使它的煤铁矿有了价值，站到现代资产阶级发展的最前列。但是，陈腐可笑的中世纪残余直到 1830 年还束缚着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发展，当还需要同这种残余进行斗争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只是随着关税同盟 49 的建立，德国人才能够理解政治经济学。从这时起，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才实际上开始输入，以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不久，学者和官僚就抓住了输入的材料，用一种并不替“德意志精神”特别增光的方式把它加工改造。于是，从那些耍笔杆的投机家、商人、学究和官僚的杂凑班里，产生了德国的经济学著作，这种著作就其乏味、肤浅、空洞、冗长和抄袭情况来说，只有德国的长篇小说才能与之相比。在那些讲求实际的人们当中，最先形成了产业家的保护关税派。他们的权威是李斯特，虽然他的全部洋洋大作是从大陆体系 50 的理论创立者法国人费里埃那里抄来的，但是总不失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 51。同这一派相对立，在40 年代产生了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份商人的自由贸易派，他们怀着幼稚的然而

自私的信仰，重复英国自由贸易派 52 的论据。最后，在从理论方面研究这门

学科的学究和官僚中，有像劳先生那样子瘪而无批判能力的采集家；有像施泰因先生那样把外国的原理译成没有弄懂的黑格尔语言的自作聪明的思辨哲学家；或者有像黎尔先生那样在“文化史”方面舞文弄墨拾人唾余的人。从这一切最终得出的是官房学 53，这是一种浇上了一些折衷主义经济学调味汁的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对于准备应考官职的人倒是有用的。

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作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①。这篇序言的主要部分已经在《人民报》54 上刊载过，因此我们请读者去参看一

① 见本卷第 31—35 页。——编者注

下。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②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喊家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剽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又极端无知。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干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二月革命 41 把我们党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纯科学的探讨。虽然如此，这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每个场合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词句产生，相反地，政治词句和法律词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之后，这样一个时期到来了，在这个时期从国外来影响德国越来越不可能了，我们党把流亡者之间争吵——因为这成了唯一可能的行动——的场所让给了庸俗民主派。他们心满意足地热中于争吵，今天大吵大闹，明天握手言欢，后天又公开自己的丑事，他们在美洲到处行乞，接着立刻在瓜分几文讨来的银钱上重新出丑，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却因为重新得到了几分宁静从事研究工作而高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研究这个观点已经够忙了，单是这一点，

② 见本卷第 32—33 页。——编者注

我们党就不可能堕落到像流亡中的“大人物”55 那样深的程度。这些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我们面前的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