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资本和劳动的斗争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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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指出,工人周期地反抗降低工资,周期地力图提高工资,这是同雇佣劳动制度密不可分的,因为劳动既然等同于商品,就要服从那些调节一般价格变动的规律;我还指出,工资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不会影响商品的平均价格或商品的价值。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在资本和劳动的这场不断的斗争中,后者能取得多大的成功?我可以概括地回答, 劳动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的市场价格在长时期内会与它的价值相适应; 因此,不论怎样涨跌,也不论工人如何行动,他所得到的,平均计算起来, 只是他的劳动的价值,他的劳动的价值无非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后者是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而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最后又是由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由于有某些特点而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是由生理的要素决定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些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另一方面,工作日的长度也有极限,虽然是很有伸缩性的极限。它的最高界限决定于工人的体力。如果他的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过一定限度,就不能日复一日地重复使用了。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限度有很大的伸缩性。屠弱和短命的后代如果繁殖很快,也可以与健壮和长命的后代一样,使劳动市场维持下去。
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要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某些需要。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德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利夫兰农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在这方面起的巨大作用,你们可以看一看桑顿先生的《人口过剩论》,他在书中指出,英国各农业区的平均工资,至今还由于这些区域在脱离农奴状态时所处条件的好坏程度不同而有高低之分。包含于劳动价值中的这一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 只剩下生理上的限界。在反雅备宾战争时期——正如那位不可救药的吞食赋税、尸位素餐的老乔治·罗斯经常说的那样,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挽救我们神圣宗教的福利免遭渎神的法国人的侵犯——我们在前次会议上曾谨慎地谈到的那些仁慈的英国农场主,竟把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这种纯粹生理上的最低界限以下,而维持生命和延续种族所需要的不足之数却由济贫法 77 来填补。这是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笔下的骄傲的自耕农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
如果你们把各个不同国家中或同一国家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的价值水平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一个变化的量,即使假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不变,它也是变化的。
这种比较也可以证明:不仅市场利润率是变动的,而且平均利润率也是变动的。
然而对于利润来说,并没有一条规律能决定其最低限度。我们不能说, 利润降低的极限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限度呢?因为我们虽
能确定工资的最低限度,却不能确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我们只能说,工作日既然有界限,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 应;工资既然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工人体力所容许的工作日延长程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显然,在最高利润率的这两个界限之间可能有许多变化。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由资本与劳动的不断斗争确定的,资本家总想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在相反的方面不断地对抗。
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
- 至于谈到英国的工作日的限制,像其他各国一样,它向来只靠立法的干涉。如果没有工人方面的经常压力,这种干涉永远也不会实现。无论如何,这种结果决不是工人和资本家的私人协商所能获得的。这种采取普遍 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就证明,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
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它实际上总是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我指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一些殖民地国家,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所以,美国的工资水平比较高。资本在这里可以施展全力, 却不能制止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造成的劳动市场的经常空虚。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民说来,雇佣工人的地位不过是一种学徒见习的状态, 他们迟早总会脱离这种状态。为了纠正殖民地的这种情况,作为母邦的不列颠政府曾一度采纳所谓现代殖民学说,其内容是将殖民地的土地人为地规定一种高价,以阻止雇佣工人过分迅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
现在我们来谈谈资本支配全部生产过程的那些文明古国。例如,以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在 1849 年至 1859 年时期的提高为例。其结果如何呢?农场主们没能——我们的朋友韦斯顿也许劝告过他们——提高小麦的价值,甚至没能提高小麦的市场价格,反而不得不听任其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在这 11 年中,他们采用各种机器,应用更科学的方法,把一部分耕地变成牧场,增大农场的面积,同时也扩大了生产的规模,由于采取了这些方法和其他各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措施而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使农村人口又相对过剩了。这就是资本在各个早已住满居民的古老国家迟早对付增加工资的一般方法。李嘉图正确他说过,机器是经常和劳动竞争的,并且往往是在劳动价格已达到某种高度时才可能被采用;然而采用机器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许多方法之一。正是这个发展过程使简单劳动相对过剩,另一方面使熟练劳动简单化, 于是也就使它贬值了。
这同一规律还有另一种形式。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工资的水平相当高,资本的积累也会越来越快。因此,可以推论,像亚·斯密——在他的那个时代,近代工业还很幼稚——那样推论,资本的这种加速积累,能保证对劳动需求的增长,所以必然会对工人有利。现代许多著作家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对最近 20 年英国资本的增加比人口的增加更迅速,而工资却没有很大的提高,感到诧异。但是随着积累的进展,资本的构成也发生递增的变化。资本中包含固定资本即机器、原料和各种生产资料的这一部分,比用于支付工资或购买劳动的那一部分,总是逐渐递增的。这一规律已经由巴顿、李嘉图、西斯蒙第、理查·琼斯教授、拉姆赛教授、舍尔比利埃等人多少确切地阐明了。
如果资本中这两个部分的比例原来是一比一,这个比例就会因工业的发展而变成五比一,等等。如果总资本为 600,其中 300 用于工具和原料等, 其余 300 用于支付工资,那么总资本只增加一倍,就能造成对 600 工人而不
是对 300 工人的需求。但是,如果总资本 600 中,500 用于机器和原料等,
只有 100 用于支付工资,为了造成对 600 工人而不是对 300 工人的需求,这同一资本就要从 600 增至 3600。因此,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对劳动的需求总是赶不上资本的积累。这一需求是在增加,但是与资本的增加相比,不过是在递减的比例上增加的。
以上所说的这几点足以表明,现代工业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这种制度下的实际懦况的趋势既然如此,那么,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时机使生活暂时改善的尝试呢?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经说过:他们争取工资水平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劳动价值;他们必须与资本家争论劳动价格,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了。他们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如果畏缩让步,他们就没有资格发动更大的运动。
同时,即使不谈雇佣劳动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隶状态,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眼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们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应当屏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 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阐明基本问题,我不得不作这样一个冗长的,恐怕是令人厌倦的说明,现在我提出下面的决议案来结束我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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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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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这个水平。(3)工联作为抵制资本进攻的中心,工作颇有成效。它们遭到失败,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总的说来,它们遭到失败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努力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写于 1865 年 5 月底一 6 月 27 日 原文是英文
1898 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在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伦敦出版 第 16 卷第 111—169 页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节选) 1867 年第一版序言 78
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著作是我 1859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初篇和续篇相隔很久,是由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断了我的工作。
前书的内容已经概述在这一卷的第一章中。79 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联贯和完整,叙述方式也改进了。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前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反地,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这里只略略提到。关于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历史的部分,现在自然完全删去了。但是前书的读者可以在本书第一章的注释中,找到有关这两种理论的历史的新材料。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干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 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 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因此,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 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80!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干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
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像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像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像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像 18 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 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 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撇开较高尚的动机,现在的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也要求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派 81 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进行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小的过失。但在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
82《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的通讯》为例。英国女王驻外
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化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合众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 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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