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工资、利润］

公民韦斯顿向我们作的演说，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了。

他的全部推论归结如下：如果工人阶级强迫资本家阶级以货币工资形式付 5 先令，而不是 4 先令，那么，资本家以商品形式归还的，将会是值 4 先

令的东西，而不是值 5 先令的东西。工人阶级就不得不用 5 先令去买在工资

增加之前用 4 先令就能买到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资本家把只值

4 先令的东西要卖 5 先令呢？因为工资额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为什么工资被

固定在值 4 先令的商品上？为什么不是值 3 或 2 先令，或其他数目的商品上呢？如果工资额的界限是由一条既不依资本家的愿望又不依工人的愿望为转移的经济规律决定的，公民韦斯顿就应当首先阐述这条规律，并加以证明。其次，他还应当证明，在每一定的时期内，实际上所支付的工资额，总是完全符合必要的工资额而决不能违背它。另一方面，如果工资额的一定界限只是取决于资本家的愿望或取决于他的贪欲的界限，这种界限就是随意的，没有什么必然性，可以依照资本家的愿望而改变，因此也可以违反他的愿望而改变。

公民韦斯顿对他的理论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盆盛着一定量的汤，供一定数量的人分食，这一定量的汤决不会因为汤匙子的增大而增多。真让人觉得这个例子未免有点笨拙①。这使我想起梅涅尼·阿格利巴用过的一个比喻。当罗马平民反抗罗马贵族时，贵族阿格利巴对他们说，贵族的胃养活着国家躯体上的平民的四肢。61 阿格利巴却没能证明，填满一个人的胃就可以养活另一个人的四肢。公民韦斯顿想必忘记了，在工人们喝汤的那个汤盆里盛着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他们不能舀出更多的汤，既不是因为汤盆的容量小，也不是因为汤盆里盛的东西少，只因为他们的汤匙太小了。

资本家用什么诡计能把只值 4 先令的东西卖 5 先令呢？就是靠抬高他出卖的商品的价格。那么，商品价格的提高，或者，更广泛些说，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商品价格本身，是否仅仅取决于资本家的愿望呢？或者相反，是否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如果不需要，那么市场价格的涨落及其不断的变动，就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谜了。

既然我们假定，在劳动生产力中，在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中，在估量产品价值的货币价值中，都没有变化，而变化的只是工资水平，那么这种工资的提高怎样能够影响商品的价格呢？只要能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就能影响商品的价格。

的确，整个来说，工人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收入耗费在并且不得不耗费在生活必需品上。所以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生产这些必需品的资本家支付的工资提高了，就靠提高他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来求得补偿。但是那些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又怎样呢？决不要以为他们人数很少。你们仔细想一下，国民产品的三分之二被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费掉了，——最近一位下院议员说只被七分之一的人口消费掉了，——那你们就会知道，该有多么大的一批国民产品要作为奢侈品来生产或用来交换奢侈品，该有多么大量的生活必

① “匙子”的原文是“spoon”，也有“笨汉”的意思；“笨拙”的原文是“spoony”是“spoon”的形容词。

——编者注

需品要浪费在豢养仆役、马匹、猫等等上面；我们凭经验知道，这种浪费，随着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提高，总是要大受限制的。

那么，那些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的处境究竟会怎样呢？工资的普遍提高必然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他们不可能靠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来求得补偿，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是不会增加的。他们的收入会减少，从这种已经减少的收入中，他们不得不支付更多的钱才能买到同样数量的高价的生活必需品。不仅如此。他们的收入减少了，就不得不缩减用于奢侈品的支出，因此他们彼此对于各自商品的需求也要缩减。需求额缩减了，他们的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所以在这些工业部门中，利润率就会下降，不仅与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成比例，而且与工资的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和奢侈品价格的下降都成比例。

对于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的那些资本来说，这种利润率的差别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其后果也同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平均利润率因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别时一样，资本和劳动就会从获利较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多的部门，这种转移过程，一直要延续下去，直到一些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上升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其他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下降到符合于缩减了的需求量时才会停止。经过这种变化，一般利润率才会在各个工业部门中重新平均化。整个这种转变，最初只是起因于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这个原因一旦消失，它的作用就会停止，价格就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和平衡状态。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不会局限于某些工业部门，一定会成为普遍的现象。按照我们的假定，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产品总量也没有变化， 只是这一定量的产品会改变自己的形式。大部分产品将以生活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结果一样，小部分产品将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费掉；或者，结果也一样，大部分本国产品将用来交换外国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因此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

如果有人说，在上述论证中，我假定全部工资增加数都花费在生活必需品上，我就回答，我作的这个假定是最有利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的。如果工资增加数花费在从前不是工人们消费的物品上，那么，他们的购买力的实际提高就无需证明了。可是，他们购买力的提高只是由于工资的增加，这种提高就应该恰巧相当于资本家购买力的降低。因此，对商品的总需求量不会增加，但是这种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可能会改变。一方增加的需求会被另一方减少的需求抵销。总的需求量因此仍旧不变，商品的市场价格无论如何也不会变动。

因此必须二者择一：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均等地耗费于一切消费品，于是工人阶级方面的需求的扩大就该由资本家阶级方面的需求的缩减来抵偿；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只耗费于某几种市场价格将暂时上涨的物品。这样，一些工业部门的利润率的必然上升，以及另一些工业部门的利润宰的必然下降，就会引起资本和劳动分配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继续下去，直到供给量在一些工业部门中增加到符合于增长的需求量，在另一些工业部门中降低到符合于减少的需求量时为止。在前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变动。在后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经过市场价格的某些波动之后，又会降到原先的水平。在这两种假定下，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终究不会引起任何别的后

果，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

为了唤起你们的想象力，公民韦斯顿要求你们想一想，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普遍从 9 先令增加到 18 先令，会引起哪些困难。他大声疾呼，请想一想生活必需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和接踵而来的价格的惊人上涨吧。当然你们都知道，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比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多一倍以上，虽然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比英国低，虽然美国的资本与劳动的整个关系同英国一样，虽然美国产品的年产量比英国少得多。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敲警钟呢？只不过是为了回避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罢了。工资忽然从 9 先令增加到 18 先令，就是说工资忽然增加了 100％。不过，我们现在决不是要讨论英国普遍的工资水平能不能突然提高 100％的问题。我们完全不必讨论提高的**数量，**它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都应该取决于并适应于一定的情况。我们只想

弄清楚，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超不过 1

100

，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姑且不谈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关于工资提高 100％的幻想，我想请你们注意英国在 1849 年至 1859 年时期确实提高过工资。

你们都知道 1848 年实行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更确切地说，十小时半工作日法案。62 这是我们亲眼见过的重大的经济改革之一。这是一次突然和强制性的提高工资，并不是发生在某些地方行业中，而是发生在英国赖以统治世界市场的那些主要工业部门中。这是在特别不利情况下的提高工资。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发言人都曾证明—

—我应该指出，他们的论据比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更有力——这是为英国工业敲丧钟。他们证明说，问题不在于简单的工资增加，而在于这种工资的增加起因于并依据于所使用的劳动量的减少。他们断言，人们想从资本家手里夺去的第十二小时，正好是资本家赖以获得利润的唯一的一个小时。他们危言耸听，说这会使积累减少，价格提高，市场丧失，生产缩小，从而引起工资降低，弄得彻底破产。他们甚至声称，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最大限度法令 63 与这个法案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说得有理。但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尽管工作日缩短，工厂工人的货币工资却提高了；工厂的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了；工厂产品的价格不断降低了；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工厂产品的销售市场空前地扩大了。1861 年在曼彻斯特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我亲自听到纽曼先生承认，他本人、尤尔博士、西尼耳以及经济科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人士都错了，而人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说的不是弗兰西斯·纽曼教授，而是威廉·纽曼先生 64，因为他在经济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托马斯·图克先生的《价格史》一书的合著者和出版者，这是一部追溯了 1793 年至 1856 年的价格史的佳作 65。如果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固定不变的观念，即关于不变的工资总额，不变的产品量，不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资本家的愿望，以及他的其他各种固定不变论和最终完成论都是正确的，那么西尼耳教授的悲观的预言也将是正确的，而早在 1815 年就宣布普遍限制工作日是解放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准备步骤

66、不惜违反一般人的成见独自在新拉纳克的棉织工厂里真正予以实行的罗

伯特·欧文却是错了。

在十小时法案颁布实行并从而引起工资提高的时候，在大不列颠，由于某些不必在此列举的原因，曾有过一次农业工人工资的普遍提高。

虽然这不是我的直接目的所要求的，为了不使你们误会，我要在这里预

先说明几句。如果一个人每星期的工资是 2 先令，后来他的工资提高到 4 先令，那么工资水平就提高了 100％。若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看，这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尽管实际的工资数额，每星期 4 先令，仍然少得可怜，难以温饱。所以不应当陶醉于动听的工资水平提高的百分比。必须经常问：原来的工资数是多少？

其次，不难理解，如果 10 个人每星期各得 2 先令，5 个人每星期各得 5

先令，还有 5 个人每星期各得 11 先令，这 20 个人每星期总共收入 100 先令或 5 英镑。如果后来他们每星期的工资总数有了增加，假定为 20％，那就是从 5 英镑增加到了 6 英镑。就平均数来看，可以说工资的总的水平增加了

20％，尽管实际上其中 10 个人的工资并没有变，5 个人的工资每人从 5 先令

增加到 6 先令，另外 5 个人的工资总额则从 55 先令增加到 70 先令。其中半

1 1

数人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 4 的人稍有改善，只有剩下的 4 的人，才真正有

所改善。然而，再以平均数来计算，这 20 个人的工资总数是增加了 20％，就雇用他们的全部资本而论，就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而论，就仍然好像他们真的均等地分享了工资的平均增长额。在关于那些农业工人的例子中，英格兰和苏格兰各个郡的工资水平极不相同，所以工资的提高对他们的影响也很不平衡。

最后，在这次工资提高的时期，有些事起了抵销作用，例如对俄战争① 引起的新的税赋，农业工人住宅的大批毁坏 67，等等。

我就先说这么多，现在就来谈大不列颠农业工人工资的平均水平在 1849 年至 1859 年时期大约提高了 40％这件事。我可以举出大量的详细材料来证明我的论述，但是，就当前的目的来说，我认为只要请你们去看一看已故约翰·查·摩尔顿先生 1859 年在伦敦艺术和手工业协会 68 宣读的《用在农业中的力量》那篇诚实的批判性的报告 69，也就够了。摩尔顿先生引用的材料，是从苏格兰 12 个郡和英格兰 35 个郡内大约 100 个农场主的账簿和其他真实文据中搜集的。

按照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意见，再加上工厂工人工资的同时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在 1849—1859 年问应该有惊人的上涨。但实际情况怎样呢？虽然发生了对俄战争，1854—1856 年又连续歉收，英国主要农产品小麦的平均价却从 1838—1848 年的每一夸特约 3 英镑，降到 1849—1859 年的每一夸特约 2 英镑 10 先令。这就是说，在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提高 40％的同时，小麦的价格降低了 16％以上。在同一时期，如果把末期同初期，即 1859 年同 1849

年比较一下，正式登记的贫民已从 934419 人减到 860470 人，即减少了 73949 人。我承认，减少的数目确实很小，而在以后几年又未见减少，但毕竟是减少了。

有人会说，由于废除了谷物法 70，1849—1859 年外国谷物的进口比 1838

—1848 年增加一倍以上。结果怎样呢？根据公民韦斯顿的观点，国外市场上发生这样突然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一定会使农产品的价格猛涨，这种增长的需求无论是发生在国外或者是国内，影响都是相同的。实际情形又是怎样呢？除了几个歉收的年份，法国在这段时期，粮价惨跌已成为人们的经常话题，美国人不得不屡次焚毁他们多余的产品，而俄国，如果相信乌

① 指 1853—1856 年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联盟之间爆发的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尔卡尔特先生的话，则鼓励了美国的内战，因为美国佬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破坏了俄国农产品的输出。

如果把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化为抽象的形式，就是：需求的任何提高，总是在一定的产品量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需求的提高决不能增加所需的各种商品的供给，只能抬高这些商品的货币价格。可是，最普通的观察也可以表明，需求的提高有时会使商品的市场价格完全不变，有时也会引起市场价格的暂时提高，接着就是供给的增加，接着就是价格再降到原先的水平，多半低于原先的水平。至于需求的提高是由于工资的增加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这丝毫不能改变这个问题的条件。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来看，解释一般的现象，和解释在工资提高这个特别情况下所发生的现象，同样是困难的。所以，他的论证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毫无特殊意义的，只不过表明他不知道怎样解释这个规律：需求的提高引起供给的增加，而不一定会引起市场价格的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