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序言1870 年第二版序言 191

这部著作是 1850 年夏天当刚刚完成的反革命还留着直接印象的时候在

伦敦写成的；它发表于 1850 年由卡·马克思主编在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192 杂志第 5 期和第 6 期上。我在德国的一些政治友人要求我把它再版，于是我来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我感到遗憾的是，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阂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戚美尔曼那里借用的。193 他那本书虽然有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并且，戚美尔曼老人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在这本书里到处表现出来的那种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不久就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极左派 194 的最优秀代表之一。①

如果说，尽管如此，戚美尔曼所作的论述还是缺乏内在联系，如果说他没有能把这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争论问题作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出来，如果说他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最后胜利，如果说他对于决定斗争的开端与结局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见解带有很大的缺点，那么，这一切正是这本书间世的那个时代的错误。相反，就当时来说，这本书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

我的论述打算只是大致地阐明斗争的历史进程，打算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场，这些党派企图借以弄清自己立场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从当时这些阶级的历史地存在的社会生活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结局本身；这就是说，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述 1848—1849 年法国革命的著作 195，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德国 1525 年革命 46 和 1848—1849 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对它置之不理。但是，除了各种地方起义都是被同一种诸侯军相继镇压下去这一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之外，除了城市市民在这两种场合的行动相似得往往令人好笑之外，其间的差别也还是十分明显的：

“从 1525 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诸侯。**从 1848 年的革命中得

到好处的是谁呢？大诸侯，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 1525 年的小诸侯背后

的，是用赋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 1850 年的大诸侯背后，即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能通过国债制服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者。而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是无产者。”196

很可惜，应当说这个论点未免把德国资产阶级看得大高了。在奥地利和

① 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三版（1875 年）中，下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诚 然，从那时起，他仿佛是有点衰老了”。——编者注

普鲁士，它都曾经有机会“很快就能通过国债制眼”君主国，可是，无论何时何地这种机会都没有被利用。

由于 1866 年战争的结果，资产阶级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奥地利这一礼物。但是，资产阶级不懂得统治，它软弱无力，庸碌无能。它只会做一件事，即一当工人行动起来，就狂暴地对付他们。它所以还在掌握政权，仅仅是由于匈牙利人需要它。

而在普鲁士呢？固然，国债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了，财政赤字已成为经常的现象，国家支出一年比一年增多，资产者已在议院里占有多数，非经他们同意就既不能增税，也不能借债，——但是，他们驾御国家的权力何在呢？还在几个月以前，当国家又面临财政赤字的时候，他们的地位是极为有利的。他们只要稍许坚持一下，就能取得很大的让步。可是他们做了什么呢？ 他们认为，政府同意他们给政府献款约 900 万，并且不只是一年，而是今后每年如此，这就是一个足够大的让步了。197

我并不想来苛责议院中的那些可怜的“民族自由党人”198。我知道，他们已被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的人即资产阶级群众抛弃了。这个群众不愿进行统治。他们还非常清楚地记得 1848 年。

德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表现得这样畏首畏尾，这一点我们留待下面来讲。上面引用的论断在其他各方面完全得到了证实。从 1850 年起，各个小邦

日益明确地退到后面去了，只是充当着普鲁士或奥地利的各种阴谋的工具； 奥地利和普鲁士彼此间发生越来越激烈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以致终于在 1866 年采取了暴力解决的手段，在这之后，奥地利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省区，普鲁士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整个北部地区，而西南部三个邦 199 暂时还被排斥在门外。

在这全部重大历史事件中，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意义的只有如下几点： 第一，工人因普选权的施行而得到了直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议会

的权力。

第二，普鲁士以吞并另外三个天赐王权 200 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现在， 甚至民族自由党人也不相信普鲁士在这个行动之后仍旧握有它先前自命自封的那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天赐王权了。

第三，在德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反对革命的严重敌手——普鲁士政府了。第四，现在奥地利的德国人终于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他们

究竟愿意做什么人——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究竟什么对他们更珍贵些—

—是德国，还是莱塔河彼岸的那些非德属小块地区？他们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这一点早就是很清楚的，但是一直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蒙蔽起来了。

至于“民族自由党”和“人民党”201，双方从那时起已经讨论得令人生厌的其他有关 1866 年的重要争论问题，随后数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种观点所以如此激烈地互相敌对，也无非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局限性的两个相反的极端而已。

在德国的社会关系中，1866 年几乎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几点资产阶级改革，如统一度量衡，迁徒自由，营业自由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局限于官僚制度所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甚至没有取得其他西欧资产阶级早已得到的东西，并且丝毫也没有触动主要的祸害——官僚主义的经营权制度 202 。而对于无产阶级说来，通常的警察行动本来也已经把迁徒自由、公民权、废止身分证等所有法律完全变成一纸空文了。

比 1866 年的重大历史事件意义重大得多的，是从 1848 年起在德国开始的工商业、铁路、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高涨。尽管这些进步还不及当时英国以至法国所取得的进步，但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它们在 20 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只有到这时，德国才完全和不可逆转地被卷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家的资本迅速增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也相应地提高了。最能表明工业繁荣的投机事业广泛发展，它已把伯爵和 公爵们紧系在它的凯旋车上了。在 15 年以前，德国铁路还曾向英国企业主乞求援助，而这时德国资本——保佑它在天之灵！——却已经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修筑铁路了。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没有在政治上也夺得统治，为什么它在政府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呢？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惯常的德国方式，出世得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西欧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始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自己真正的代表布莱特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终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在法国， 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进行统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在 1849 年和 1850 年，在共和国时期；它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统治让给了路易·波拿巴和军队，才得以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已经无限增长的条件下，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衰败了的时候，资产阶级今天要在德国舒舒服眼地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与先前所有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正是在于：在它的发展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威力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从而首先是它的资本每进一步的增加，只是使它越来越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是无产者”。196 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成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是到处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

——，它就会开始觉察到：它的这个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从这时起，它就丧失进行独占政治统治的能力，它为自己寻找同盟者， 斟酌情况或是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他们，或是把统治权完全让给他们。

在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转折点在 1848 年就已来到了。诚然，那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害怕德国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害怕法国无产阶级。1848 年巴黎的六月战斗 183 已经向它表明什么前途在等着它；当时德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激愤足以向它证明：在德国也已撒下可以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锋芒就被摧折了。它开始找寻同盟者，不计代价地把自己出卖给他们，——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没有前进。

所有这些同盟者都具有反动的本性。这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王权，这就是大的封建贵族，这就是小的土容克，最后，这就是神甫。资产阶级跟所有这些人都缔结了合同和协议，只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直到最后它无可典卖时为止。而无产阶级越发展，越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阶级， 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者就越是变得畏首畏尾。当普鲁士人的拙劣得惊人的战略在萨多瓦会战 203 中战胜了奥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惊人的战略时，很难说是谁更轻松地吁一口气，——是在萨多瓦同样被击败了的普鲁士资产者，还是奥地利资产者。

我们的大资产者在 1870 年的行动，与 1525 年中产市民的行动一模一样。

至于小资产者、手艺匠和小店主，他们是永远不变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脐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害怕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他们仿惶于恐惧和希望之间，在斗争时会力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而在胜利后去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们的本性。

伴随着 1848 年以后的工业高涨，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单是目前德国工人在其工会、合作社组织、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中，在选举以及所谓国会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 20 年来在德国已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德国工人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唯有他们做到了把 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人或英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就连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成长到不能再与 1525 年相比的状态。完全地和终生地依靠工资过活的阶级，还远没有构成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得依靠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小资产阶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小农和农业短工中间去寻找。

关于小资产者，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们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才在啤酒馆中高呼狂叫。然而，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自动加入到工人方面来的优秀的分子。

流氓无产阶级是以大城市为其大本营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Mort aux voleurs！——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么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中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小农——大农属于资产阶级——有不同类型：

有的是封建的农民，他们还必须为自己的主人服劳役。既然资产阶级已经放过了把他们从农奴依附地位解放出来（这是资产阶级的职责）的机会， 所以也就不难令他们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

有的是佃农。在这方面存在着大部分与爱尔兰相同的关系。地祖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勉强维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时，他们就几乎要饿死，无力交纳地祖，因而完全依附土地所有者。资产阶级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为这些人做一点事。除了工人， 他们还能指望谁来拯救自己呢？

还有的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抵押借款来维持，因而他们就像佃农依附土地所有者那样依附高利贷者。他们只有很少一点收入，而且这种收入由于收成的好坏不同而极不稳定。他们绝对不能对资产阶级寄托什么希望，因为正是资产者、高利贷资本家在榨取他们的脂膏。但是，他们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财产不放，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高利贷者的。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让他们明白，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抵押债务变成对国家的债务，并从而减低利息之后，他们才能摆脱高利贷者。而这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短工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 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资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

土地所有者或大租佃者是与农业短工相对立的。那些帮助工业工人的措施， 也能帮助农业短工。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者的资本，即为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变成社会财产，即变成自己的、由他们共同事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首先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即土地本身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而变作社会财产并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共同耕种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这里，我们就谈到了巴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204 的著名决议： 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变成共同的、国家的财产，这个决议所指的， 主要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有大地产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在大片土地上经营的大规模经济，而且在这种大地产上存在有一个主人和许多短工。而这种情况一般说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德国也和对于英国一样，正好是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业短工，是为各邦君主军队提供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由于实行普选权而把许多封建主和客克送到国会去的阶级。但同时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们生活条件相同，甚至处于比他们更贫困的境地的阶级。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政府和贵族十分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雕敝，好让这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短工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

写于 1870 年 2 月 11 日前后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70 年在莱比锡出版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 第 16 卷第 446—45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