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事体系的重塑是军事革命的主体内容

军事革命在军事领域所引起的不是某个局部、某个层面或某个环节的变化，而是整体的变革。从军队的武器装备到组织体制、教育训练、战略战术，从物的因素到人的因素，从硬件到软件，都将在军事革命引起的深刻变动中获得具有质变特征的新内容。从历史上已发生的几场军事革命的实际流程上看，首先是军事技术的根本进步，继而出现与这一新的技术条件相匹配的新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方法，最终导致整个军事体系的改造与更新，一次真正的军事革命，不仅表现在技术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和体制方面，而后者更具有根本性、整体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国外有些研究人员认为，技术上的变革固然十分重要，但仅仅局限于技术的变革，最多只能在军事领域造成一种“次革命”；只有在技术进步的驱动下促成整个军事体系的变革，才能使军事革命获得自己的完成形态。他们把新的军事技术、新的军事思想和新的军事组织体制的相互结合，看作是军事革命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这种观点是有道

理的。

历次军事革命，从其初始形态到完成形态，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近代枪炮时代的军事革命，从 18 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兴起时算起，直到 19 世纪上半期，持续了近百年时间。建立在大机器工业基础上的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军事革命，从 1870 年普法战争拉开序幕，到 20 世纪上半期两次世界大战中全面完成，也持续了六七十年时间。目前正在兴起的新军事革命，在时间上也将是跨世纪的。一种较普遍的看法是，这场军事革命于 80 年代前后开始启动，目前仍处于开始阶段，而其给军事领域带来的最为深刻的变化，可能要在今后 20～30 年内才能完整地、充分地展现出来。一场军事革命从启动到展开、到完成，之所以有这样大的时间跨度，主要原因在于对军事体系的重塑不是一件易事。如果把军事革命看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那么，军事技术进步是它的基础，军事理论构想是它的蓝图，而军事体系重塑则是它的主体建筑。在这项需要耗费时日的浩大工程中，最大一部分工程量就用在对军事体系重塑上。

军事体系的重塑包含着广泛的内容，可以从结构、功能和机制三个方面加以描述和把握。

从结构上看，军事体系的重塑是对军事领域诸构成要素重新加以优化组合，建立新的军事体系架构。

概括地说，军事体系的结构性变化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按新的原则和方式，对军事领域里原有的要素加以重新组合，以形成一种新的内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军事领域里原有的要素本身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通过结构性调整，它们在军事体系中的位置、运行方式及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因而具有了新的质量。比如，拿破仑时期法国军队所运用的技术手段与其上一辈人相比并无多大差别，军事领域里的其他要素也大多是在 18 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发展起来的，但是经拿破仑之手，军事组织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军事要素以新的方式联结起来，从而导致了军事体系的结构性革命。在拿破仑战争中，战场上的作战力量虽然还是原先的步兵、骑兵和炮兵，但它们已在师和军一级的规模上实现了合成，能够按新的军事思想进行大规模的步、骑、炮诸兵种协同作战。这样，拿破仑统帅的法国军队能更充分地运用和发挥半个世纪内发展起来的各种军事条件，具有较之其他欧洲国家军队更强的战斗力。直到拿破仑的一套做法也被反拿破仑的各国军队所采用，才能够在战场上与之进行有效抗衡。

二是把新的军事要素纳入到军事体系的框架结构之中，使其与原有要素相结合并导致对原有要素的改造，进而从根本上影响军事体系的构成。比如，大机器工业时代出现的飞机、坦克等武器装备，曾唤出空军这一新的军种和装甲兵、摩托化步兵等新的兵种部队；核时代出现的导弹核武器，曾孕育出具有核打击能力和核威慑能力的新的军事力量；目前大量涌现的成群的高技术武器装备，同样也正在促使一系列更新的军事要素的加速发育和生成。这些新的军事要素不仅为军事体系增添新的成分，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军事体系的结构概念。这些新的军事要素是建立在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的，它们一旦进入军队和战争之中，势必形成一种冲击原有军事体系框架结构的革命性力量。军事领域里原有的诸种要素，有的将被它们取代，有的将被它们改造，有的则将与它们相融合而呈现出新的面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机械化大兵团作战的军事体系，核时代出现的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相结合、战略威慑

力量与实战力量相结合的军事体系，以及目前正在酝酿之中的反映高技术特点的新的军事体系，都是由于新的军事要素加入而引起军事体系结构性变化的产物。

从功能上看，军事体系的重塑是要造成一种条件，使军事领域里蕴藏着的新潜能得到充分的聚集与释放。

当技术革命使军队和战争的物质技术基础发生质的变化时，军事领域里就开始生长出一种新的潜在能量。但在原有的军事体系框架内，这一潜能的生长处于一种分散的或受约束的状态。由于原有的军事体系是在以前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形成的，它本身不可能为技术上新质的成长提供合适的环境条件，反而会造成一定的阻力。如果不进行军事体系的重塑，就难以把军事领域里新的潜能有效地聚集起来，并得到充分释放。它们只能分散地、单个地发生作用，甚至会受到限制和压抑，而不能充分施展其效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这一新的技术装备就已显露出很大的威力，但在旧的军事体系中，它只被看作是辅助步兵实现阵地突破的手段。战后，坦克的性能得到进一步提高，但在固守旧的军事体系的英、法等国，坦克的发展和运用仍被局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套中。因此，尽管这些国家一直保持着坦克数量上和性能上的优势，也不乏机械化战争的理论先驱，但这一切都未能转化为新的军事能力。直到 1939 年德国闪击波兰验证了大规模坦克战的作战威力后，英军才开始组建第一个装甲师，而当德国的坦克兵团洪水般袭来时，法国还把坦克作为支援单位分散配属给步兵，同掘壕而战的步兵混编在一起，当作防御的活动火力点使用。与此相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实现了军事体系改造的德国，充分利用了坦克的作战潜力，并把坦克同飞机等作战手段结合在一起，使蕴藏在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中的军事潜力空前地聚集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并不比英、法等国先进，但其作战效能却令世人震惊不已。这足以表明，在不同的军事体系中，军事潜能的发挥程度存在着天壤之别。

有效地促成军事领域里蕴藏的能量由潜在形态向实在形态转化，是新军事体系所应具备的功能，也是新军事体系优越于旧军事体系的显著表现。当军事领域里新质的成长已经不能在原有的军事体系框架内被吸收时，就应打破原有的体系框架、建构起新的框架，否则，新质本身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就会散失，而表现不出来它应有的意义。因此，有活力的军事体系应该是开放的体系，它可以在自我更新中不断增强自身对军事发展所蕴藏的潜在能量的吸收能力。从这一点讲，军事体系的重塑，就是通过对体系功能的修复、调节和放大，使得军事体系能够主动地、自觉地适应于军事领域里新质的特性及生长需要，为其搭造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活动舞台。

从机制上看，军事体系的重塑是要促成新的军事技术、新的军事理论和新的军事组织体制实现兼容统一，在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中协调发展。

近代以来军事领域里的任何一次革命性变革，都是军事技术、军事理论和军事组织体制三者的有机统一体。这里，第一推动力固然来自军事技术的进步，但在一般情况下，这一进步开始时大都是以外在的、强制的形式对军队和战争产生影响的，军事领域对它的最初反应也往往是自发的、感性直观的。而要使新的军事技术在同新的军事理论及新的军事组织体制相结合中展示出全部的革命性意义，就必须在军事体系中形成一种内在的运行机制，把那种自发的、被动的过程变成自觉的、能动的过程。近代以来的历次军事革

命中，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有的国家在科技上并非处于领先位置，其国力、军力与其对手比也不具有什么优势，但仍能跻身于军事革命的前列，取得令对手望其颈背的军事成就，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建立了这样的一种机制。从 1848 年开始的近一个世纪里，普鲁士—德国就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从普鲁士到德国，在欧洲列强中起初只能算是个二流国家，但由于它比其对手更明确地看到工业—技术革命对军队和战争带来的深刻影响，也更早意识到在军事体系中建立一种能够使新的武器装备同军队的战略战术、编制体制等相兼容的机制的重要性，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因此，在军事革命的形势下，它能够使得自己有计划地而不是仅仅凭偶然的机遇来利用军事技术进步提供的各种条件和成果，终于在欧洲列强中异军突起，后来居上。而有些国家尽管科技领先、国力强盛，但受过时的军事体系之累，往往是有了新的军事技术而没有新的军事理论作为指导，或是有了新的军事理论又没有新的军事组织体制与之相配套，未能及时在自身的军事体系中形成技术、理论和组织体制兼容统一、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其结果只能成为军事革命的落伍者。

军事体系在军事革命中的重塑，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对体系机制的重塑。这一机制中包含着一系列的双向或多向的互动关系，简而言之，就是“技术进步驱动，理论需求牵引，组织体制保证”。即：在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军事理论，而新的理论一旦形成，又对武器装备发展提出新的需求，引导军事技术沿着理论所需要的方向发展；新的军事技术和新的军事理论促使军队的组织体制发生变化，而组织体制上的这一变化，又从制度上、组织上保证了新的军事技术和新的军事理论之间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的统一。只有在军事体系中建立了这样一种内在的机制，才能有序地推进军事革命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