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独特的外部环境条件

每次军事革命的产生，都有其外部的不同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条件。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即一般都不是发生在大规模的战乱年代，而是发生在相对稳定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时期。譬如，19 世纪中期，线膛枪、线膛炮、蒸汽动力装甲船、电报、铁路等均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导致了一次军事革命。在这次军事革命过程中，国际形势总体上比较平稳，但在此前后，则分别发生了拿破仑战争（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和美国内战（1861～1965 年）、普法战争（1870～1871 年）以及其他一些大规模战争。本世纪 20～30 年代，无线电、雷达、速射枪、大口径火炮、坦克、飞机、航空母舰等许多新式武器大批量生产与装备使用，出现了快速机动作战样式，促成了一次重要的军事革命。在这次军事革命时期，没有发生大的战争，而在此前后，则分别发生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军事革命之所以发生在国际形势相对平稳的年代，这是由军事革命的特性所决定的。军事革命首先要依赖军事技术发展并出现革命性变化，而军事技术发展则要依靠大量的经费投入，以及其他各种良好的技术发展条件。当军事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变化的临界点时，还需要人为地去推动它，包括制定优先的科技发展政策，更新武器装备，调整军队结构等，使之形成军事技术革命乃至军事革命，而这在战争时期是难以做到的。

相对平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经济、科技快速发展。而快速发展的经济、科技，会促使军事革命及早到来。

60 年代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逐渐下降，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总体上相对平稳的国际形势，为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据有关资料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 世界经济出现了惊人的大发展，其规模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单是战后头 30 年，世界工业总产值累计额就是人类历史全部工业总产值额的两倍

左右。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例，它们战后头 20 年生产的产品·就超过了前

200 多年产品的总和。以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从 1950 年到 1980 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 4.7％，而 1913 年到 1938 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不到 2％， 1950 年到 1970 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 4.9％，而

1870 年到 1913 年仅 2.6％，在 1973 年到 1986 年的低速增长时期里，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 2.5％，接近于 1870～1913 年的历史最好纪录， 高于 1913～1950 年的平均增长率（1.9％）。在 1950～1980 年间，发展中国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 5.2％，明显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一时期的增长速度。可见，战后虽然各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但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各自取得了历史上罕见的发展。

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必然地促使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40 年科技知识的积累，已占人类有史以来积累的全部科技知识的90％以上。科技知识的迅速积累，导致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明显增多和加快。仅 60 年代的新发明就超过了过去 2000 年的总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一大批高技术群陆续问世。与此同时，新技术产品从研制到应用的时间也大大缩短，蒸汽机从发明到投产用了 100

年，电动机用了 57 年，而 20 世纪的晶体管只用 35 年，激光器发明后仅 1 年就投入应用。

科学技术发展如此之快，与经济向科技的高投入直接相关。发达国家用于科技研究与发展的费用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2～3％，美国自 1957 年以来科研费平均年增长高达 4％（这个比例的 1987 年绝对值是 1000 多亿美元， 比许多国家的年总产值还要高），其中大部分用于发展高技术。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世界各国的军费额呈直线上升。以 1983 年为例，

该年世界军费总额约 6228 亿美元，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这个数字为 1970

年的 2 倍多，为 1960 年的 4 倍多，为 1950 年的 8 倍多。美国的军费开支不仅绝对值数额大，而且增长速度快。

1950 年为 120 亿美元，1960 年为 412 亿美元，1970 年为 783 亿美元，

1980 年为 1342 亿美元，1990 年为 2930 亿美元。美国用于科研、武器采购的费用也随着军费的增长而提高，1987 年，其研制、采购费为 1378 亿美元， 占其整个军费的 44％。前苏联军费开支也相当高，1965 年约为 326 亿美元， 1979 年约为 553 亿美元，1985 年前后每年约在 1500～2000 亿美元之间，其军费大约 70％用于科技、武器装备研制与装备更新。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虽然国防科技费不如两个超级大国多，但与其本世纪初相比，也提高了数倍甚至数百倍，科技水平也有了极大的增强。

这表明，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在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的同时，也为新军事革命的到来提供了重要保证。这可谓“托盘效应”。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个“引擎效应”——局部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世界上共发生了约 180 场局部战争。如此众多的局部战争，客观上是军事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因，最终对新军事革命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美国人认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使他们获得了技术创新的绝好机会。确实，美因侵略战争的需要，其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制导技术、激光技术、夜视技术等在这两次局部战争期间获得了显著发展。德国埃德温·哈特里奇在其《第四帝国的崛起》中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购买德国机器、机床和重工业设备等订单像雪片

般地飞来。在冷战时期，尽管局部战争发生在局部地区，但谁都不敢断言它只是局部的，绝对不会发展成为全面战争或世界大战，特别是一些较大的局部战争更是如此。因此，为了准备大打、打核战争，无论是战争国还是受战争影响的国家，都不惜工本，以最大的可能发展高新技术。美、苏超级大国和一些经济技术先进的国家，为了主导国际局势或为了驾驭某些局部战争， 依然坚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武器先进者胜”的观点，主张首先在技术手段上胜过对方，所谓“核武器制胜论”、“坦克制胜论”、“空中制胜论”、“电子制胜论”等，便是这种主张的反映。这在客观上便成为促进高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局部战争是新技术、新武器的试验场与竞赛场。精确制导武器在越南战争后期才运用于战场，且只是美军拥有。到了 80 年代，在局部战争中，不仅

交战双方都装备了导弹，而且导弹种类已达几十种。而到了 90 年代初，各种

导弹已发展到近 600 种，在海湾战争中还出现使用导弹反导弹的崭新的作战样式。诸如此类的实例不胜枚举。可见，局部战争确是高技术发展的引擎， 进而也是促进新军事革命到来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