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革命是军事革命的第一推动力

在军事史上，技术因素从来都是推动军事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到了近代，特别是产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发展进到一个突飞猛进的新时期，技术对军事的推力也由此获得了空前的加速度。从那时起至今，世界军事领域先后经历了四次由技术革命而造成的强大冲击波。

第一次冲击波发生于近代产业革命之后。18 世纪后半期开始于英国的产业革命，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它不仅用法术般的神力呼唤出以往一切世代都无法比拟的巨大生产力，而且为军事领域的变革准备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冶金学、机械学、工程学、化学、弹道学等等，把火器制造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性能大为改进的后装线膛枪炮，成为战场上的决定性武器。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延续数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和军队的原有面貌。

第二次冲击波源于机器大工业迅速增长时期的技术进步。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初，由于电能和内燃机的推广应用，以及电磁学、航空学等新兴学科的创立，大机器工业发展了起来，人类从此进入大机器时代、铁路时代、航空时代和电磁时代。在此基础上，速射枪炮、坦克、飞机、潜艇、航空母舰、化学毒剂弹、无线电电报、雷达等一大批自动化、机械化武器装备竞相问世并广泛使用于规模不断扩大的战场，带来了军队和战争的机械化时代。

第三次冲击波是核能的开发和利用带来的。

1945 年 7 月，美国新墨西哥州沙漠试验场上空升起的第一朵核爆蘑茹烟

云，宣告了核时代的降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里，核技术与火箭运载技术比翼双飞，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作用于军事领域。尽管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核武器在二战后电从未在战场上实际地投入使用，但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地被卷进核技术发展的漩涡之中，常规军事体系的方方面面，无不在核背景下得到深刻的改造。

第四次冲击波是新技术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及通信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技术加速兴起并步入高潮，与此同时，航天技术、激光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也有长足发展，它们相互渗透、相互支持，形成了一个全新的高技术系列，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军事领域已经发生并仍在继续发生着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这一发展动向表明，军事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时代——信息时代正在到来。

沿着近代以来技术发展推动军事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个有规律性的现象。

首先，历次军事革命都是在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发生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军事革命是技术革命在军事领域里的展开及其成果化的体现。

技术革命对军事革命的促进作用和催化作用，是通过它对军队和战争的物质技术手段的深刻影响反映出来的。不同的技术条件，为军队和战争提供了不同的物质技术手段。军队的战斗力和战争的胜负，除了人这一决定因素外，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技术上的重大进步，不仅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引起生产工具上的变革，从而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而且将它自身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大面积地释放到军事领域，促进武器装备技术水平的提高，生成新的军事能力，从而改变军事领域里“人一武器”系统的原有面貌，并强制性地促使军事领域里其他所有要素发生相应变化，以适应新的技术条件和新的物质手段。对此，恩格斯曾作过这样的经典性概括：“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 1 卷，第 17 页）因此，在技术革命与军事革命相联系的历史链条上，每次重大的技术革命的同时或其之后，总会有军事技术上的革命；而每次军事技术上的革命之后，都或迟或早地跟随着整个军事领域里的革命。这里，存在着这样一个基本的关系式，即：技术革命→军事技术革命→ 整个军事领域里的革命（即完整意义上的军事革命）。可以说，技术革命是军事革命的第一推动力，就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命题在军事领域里的生动再现。

其次，技术革命带动军事革命，是以关键性军事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开端的；新的技术手段成为军事技术领域里的主导力量，是导致军事革命的技术前提。

技术革命即意味着技术上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质的飞跃，其在军事领域里的表现，则是关键军事技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这种突破有两种形式：一是线性的，即发明了全新的技术手段，从而使新一代技术成果取代了原先一代技术成果；二是非线性的，即在新的基础上对已有的技术成果重新加以组合，使其在融合中发生质变。近代以来的历次军事革命，其先导都是关键性军事技术出现了新质对旧质的突破。不同的时代，这类关键性

技术有不同内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增大武器的杀伤威力（包括武器的射程、发射速率、精确度、可靠性、机动性等）一直是军事领域里最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技术。自火器出现后，军事领域里的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创造新的杀伤手段，并使这一手段的威力得以最有效地发挥而展开的。最初的火枪之所以在数百年里与冷兵器并用而不能完全取代弓箭长矛，原因是当时的火器技术水平低下，在关键技术环节上长期未能取得决定性的突破。据军事史学家提供的资料，早期火绳枪和滑膛枪的相对杀伤力甚至还不如同时代的长弓；直到 18 世纪，燧发机滑膛枪才具备了比长弓更强的相对杀伤力。19 世纪初发明了火帽，接着出现了用金属弹壳将弹丸、火药和火帽连为一体的定装式枪弹，这是近代火器技术上的最具有革命意义的重大突破。它使火器的杀伤威力提高了整整一个数量级，从而为近代枪炮时代的军事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技术前提。在这之后，随着火器与机器的相结合，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关键技术领域又发生了一系列联动式的重大突破。杀伤威力再次提高好几个数量级的自动武器和机械化武器相继问世，为其后数十年间机械化时代的军事革命提供了新的技术前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核技术进入军事领域，更使武器的杀伤威力急剧上升到近乎物理极限。核时代的军事革命，从技术上看，就是以核技术的突破及其与火箭运载技术的紧密结合为背景而展开的。近期发生的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新技术革命，其内容有别于以前几场技术革命。这里，关键性的技术已不再是增大武器杀伤力的技术，而是与新一代灵巧、精确打击武器相联系的综合信息处理技术。当前，信息处理技术上的突破，与近一二十年迅速发展起来的其他高技术群融为一体，正在军事领域产生大规模的共振效应。它同以往在杀伤威力上的技术突破一样，具有从根本上改变战争手段和战争的军事技术基础的作用，体现了军事技术总体质量的全面跃升。由此可见，技术革命对军事领域的驱动作用，最先总是发生在关键性的军事技术领域，而关键性技术领域里新质的成长又引起其他一系列相关技术的革新或重新组合，从而造成军事技术条件的质的变化。这一规律性的现象，为我们把握不同技术条件下军事革命的面貌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线索。抓住这条线索，有助于我们认识不同的军事革命所具有的不同技术特征，辨别在一场军事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技术力量，从而把握特定技术背景下军事革命产生和发展的轨迹。

第三，从技术革命到军事革命需要经历一个转化的过程；历次军事革命所展现的趋势是：随着技术因素推力的不断增大，这一转化过程所需的时间趋于缩短。

从技术角度考察，技术革命向军事革命的转化，取决于科技成果转化为军队技术装备的规模和速度。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这一转化所需的时间长短有较大差异。近代以前，由于军事领域的技术含量较低，技术进步发展缓慢，技术因素对军事领域的革命性作用通常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比如，早在 14 世纪初，中国发明的火药就由阿拉伯人传

到欧洲，但直至 16 世纪，火枪及使用火枪的部队在欧洲各国的军队编成中仍处于辅助地位，战场交战多数仍要通过白刃格斗来决定胜负。17 世纪以后，随着火器性能的逐步改进与提高，火力才缓慢地建立起自己的相对优势地位，逐渐使军队的作战方式实现了由白刃格斗为主转变为以火力杀伤为主的革命性变化。如果从火药传入欧洲算起，这一过程用了大约四五个世纪的时间。近代产业革命特别是现代大机器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之后，军事领域里的

技术含量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先进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军队制式装备的速度开始明显加快。19 世纪 80 年代发明了可供实用的内燃机，随即便出现了以此为动力的装甲战斗车辆，20 年后就有了集机动力、火力和装甲于一身的坦克。1903 年莱特兄弟发明了第一架动力飞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出现了歼击机、轰炸机、侦察机等各种类型的军用飞机。1938 年，铀原子核裂变现象被发现；1942 年，根据这一原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就在美国上马，到 1945 年，武器级的原子弹便制造出来并投入使用，前后只用了屈指可数的几年时间。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在机械化时代和核时代，军事领域吸收先进技术成果的速率已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目前，信息技术等高技术的发展，更使军事领域越来越具有技术密集的特点，其对技术的发展更敏感，对技术革命作出的反应也更快、更主动、更积极。由于现在的许多高新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为适应军事上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在其研究开发阶段就对军事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力，从技术革命到军事革命的转化所需时间势必相对地大大缩短。一般说，军事的发展总是滞后于技术的发展，但在现代技术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这种滞后现象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长期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如果说，由技术革命到军事革命的转化过程，在近代以前需要数以百年时间的话，那么，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实现这一转化已缩短到一二十年乃至更短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