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造性思维是军事革命的灵魂

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必然引起军事革命，但在技术革命到军事革命的转化机制中，并不只是单纯的技术因素在发挥作用。如果认为有了技术上的革命，军事领域里的革命就会自发地发生，那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军事革命是建立在一定物质技术基础上的创造性的军事实践活动。历次军事革命的实践表明，无论在什么样的技术背景下，每一场军事革命都无一例外地需要经历艰苦的理论探索和新旧事物之间的磨擦、冲突与斗争。其间包含着对以往军事遗产的扬弃，对旧的军事体系的改造，对适应新的技术条件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方法的探索、积累和理论概括，以及将其在军事实践中加以检验，等等。而所有这些，都须臾离不开创造性的军事思维。恩格斯指出：“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445 页）可以说，军事革命就是技术革命与创造性思维相结合的产物。如果说技术革命是军事革命在物质上的推动力量，那么，创造性的思维则是军事革命在精神上的推动力量，是贯穿于军事革命之中的活的灵魂。

创新与保守，从来就是贯穿于军事思维活动中的一对矛盾。一方面，军事领域里的思维较之其他领域更富有创新的色彩。这是因为，作为军事思维对象的战争现象更具有高度的活跃性和流动性，存在着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任何一场战争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而不同于以往的其他战争。这势必要求在战争指导上不能因袭一定之规，而必须着眼于战争的特点及其发展，发挥主观能动性。历史上大凡有建树、有成就的军事家，无一不在其思维活动中表现出敢于革新、敢于创造的勇气和能力。而另一方面，军事领域也往往存在着一种趋于保守的倾向。这是因为战争实践又具有间断性的特点，社会生活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必然形成战争实践的间断，而军事技术的发展则是连续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军事理论经常跟不上军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在时间持续较长的和平时期，这一现象更为突出和普遍。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了多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573 页）此外，战争经验是以流血为代价换取的，在一场战争之后，人们往往对已成为过去的战争经验，特别是成功的经验格外重视，并习惯于以此为准则来设计和准备下一场战争。这也是军事思维容易偏向于保守的一个重要原因。军事思维活动中这对创新与保守的矛盾，极大地影响着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的发展，军事革命就是在这对矛盾的斗争中为自己开辟出通道的。

创造性的军事思维作为军事革命的精神杠杆，不是所谓“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一定物质基础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生动发挥。其突出表现是：

其一，深刻认识技术条件变化所蕴含的革命性意义。

技术因素是军事领域里极为活跃的因素，它无时不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当新的技术成果开始在军事上得到应用，或显现出可能在军事上加以应用的潜力时，军事思维对此的反应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消极的、被动的反应，另一种是积极的、能动的反应。不同的反应带来不同的结果：前者沦为保守，后者导向创新。19 世纪末，轻重机枪和速射炮等自动武器的出现，铁路、电报等新的交通、通信手段在军事上的应用，预示着军事技术上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然而，此时欧洲各国的军事思维方式就其主流来说仍停留在过去的时代，并将这一惰性带到了 20 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富勒在其《战争指导》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评述：直到 20 世纪初，军事技术上“这些惊人的变化还隐藏在未来的铁幕之后，然而，这一铁幕决不是完全不能透过的。尽管如此，政治家和军人中却没有人能够透视这块铁幕，因此，他们对未来战争的指导也就成了一种碰运气的游戏，成了一场盲目的赌博，双方都是在黑暗中，在一个全新而又陌生的棋盘上移动着自己的棋子。”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军队都陷入了战术上的死胡同。在自动武器火力加堑壕、铁丝网的防御体系面前，“战术，实际上退到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时代的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火力与机器相结合的进程，出现了坦克、飞机等机械化武器装备。对技术条件发生的这一新变化，各国军事界作出的反应同样耐人寻味。法、英等国一些有识之士曾注意到军事技术发展的新动向，并最早提出了系统的机械化战争理论，但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的主张在自己国家内被视为异端而遭到贬斥。与之相反，其对手德国人则从中受到启发，将起源于法英的机械化战争理论引进自己的军事体系之中，发展成“闪击战”理论。结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的闪击战在西欧战场上取得了惊人战果，而英法等国却因其对新的技术条件反应迟钝而付出惨痛代价。

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能否从技术条件的变化中把握住未来军事发展的基本走向，是创造性军事思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生长点。创造性的军事思维不仅需要对技术发展的前沿动态有深入的了解，而且需要从技术领域里新质的成长中发现其蕴含的革命性意义；不仅善于从技术的角度利用新的物质技术手段，而且善于从战略的高度作出预见，揭示技术发展推动军事发展的趋势性走向，并形成与新的技术条件相适应的军事思维的新思路。在新的军事技术开始促成军队和战争的物质技术基础发生质变的关节点上，谁能使自己的军事思维跟上技术条件变化的脉搏跳动，谁就能在军事发展的前沿上保持思维的活力，为技术革命带动下的军事革命做好更有远见的理论准备。

其二，敢于突破传统框框的约束。

军事领域较之其他领域更看重传统，因而也更容易受传统的约束。应该说，军事上的传统本身是一笔财富，它作为历史经验的积累和理论上的遗产，可以使后人从中汲取到丰富营养，但如果把传统的东西当作一个框框，将自己禁锢于其中，势必导致军事思维能力的萎缩和创造性的窒息。军事革命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传统东西的扬弃，而扬弃便是继承和发展的辩证统一。每一次军事革命，都要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对传统的东西加以改造和提高，因而必然地会面临着突破传统阻力的斗争。美国军事史学家 T·N·杜普伊在研究武器和战争发展史时发现两个令人深思的现象：一是从近代以来，新兵器和重要的改进型兵器，都是在一场大战结束后约 15～20 年才能被军队作为制式装备投入实际使用；二是在近代或更早一些时间，从新兵器的采用到被军事体制所吸收，又需要大约 20 年的时间。他在分析形成这一时间间隔的原因时指出，来自传统方面的阻力在其中发挥着很大程度的作用。用他的话说就是：“在上次战争中的一代军人习惯于那些陈旧的武器装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过了时的军事思想，他们正是靠着这些装备和思想而飞黄腾达的，要新的思想产生影响，老一代必须从权力地位上引退，这就需要花去一定的时日。”

（《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中译本，第 368 页）这里，虽然杜普伊分析的是西方国家军队中出现的情况。但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事思维上突破传统框框约束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军事革命所需要的创造性思维，要求人们对传统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这就是：不轻视传统，也不受制于传统；使自己站立到前人的肩上，而不是匍伏于其膝下。即使是那些已被以往战争实践检验是成功的东西，也要以新的眼光重新加以审视，而不能原样不动地照搬过来。否则，本来是财富的传统反倒会成为沉重的包袱，无法在军事革命的新形势下迈出前进的步伐。比如，法国近代出现过拿破仑这样杰出的统帅，在军事上创造过的彪炳史册的辉煌，但由于在传统面前固步自封，当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战争条件发生质变的时候，法国军事领导人的思维仍停留在原来的站立点上，成为军事革命的落伍者。1870 年的普法战争，是机器大工业时代发生的第一场有转折性意义的战争，恩格斯称之为“具有同以前一切战争完全不同的意义”，但法国依旧照搬几十年前拿破仑战争的模式，按耶拿会战的老套来设计这场战争，致使其数十万大军在色当城下战败投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战争指导者仍用拿破仑时代宽大正面机动作战的思想指导法军作战，在战争初期再次遭到严重挫折。而通过这场战争，法国的军事思维又被套入死板的、被美化了的阵地战的框框之中，认为那种依托筑垒地域的阵地战形式和以步兵为核心的军队体制照样适用于下一场战争。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又很快蒙受了兵败国破的民族奇耻。这表明，传统的东西一旦成为框框，就会形成一种近乎程式化的思维定势，如果不能勇敢地打破这种框框，就不能保持军事思维应有的活力，就无法完成势在必行的军事革命的重任，即使是上一场战争的胜利者，在下一场战争中也难免变为败军之将。

其三，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新的理论创造。

历次军事革命发生时期，都是军事理论创造上最为活跃的时期。每一次军事革命，都有自己标志性的理论代表作。19 世纪上半叶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的军事理论，是对拿破仑战争期间进入高潮的那次军事革命的理论总结。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相继问世的一系列军事理论，如马汉（美国）的“海权”

论、杜黑（意大利）的“制空权”论、富勒（英国）的“机械化战争”论、鲁登道夫（德国）的“总体战”论、图哈切夫斯基（苏联）的“大纵深作战” 理论等等，均是机械化时代军事革命的理论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盛行起来的核战争理论、核威慑理论，以及核条件下的常规战争理论等等，都是与核时代的军事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而目前成为各国军事理论研究热点的高技术战争理论，则反映了信息技术基础上新的军事革命的需求。军事革命必然导致各种新的军事理论的应运而生，而新的军事理论的产生，又对军事革命实践起到必不可少的导向作用和牵引作用。没有军事理论上新的创造，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革命。

军事理论的开拓创新是理性的探索，它需要眼光，需要灵感，更需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当年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始作甬者富勒曾把其创见归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重要发现。1917 年夏天，当坦克首次用于作战时，富勒在战场上看到这样的情景：坦克突破防线后在敌方造成一片混乱，先是集团军司令部、接着才是军、师、旅部队的撤退，成千上万的人被其指挥机关拖着向后跑。这一发现使他萌生出一种想法，即坦克等机械化武器的使用，可以导致一种瘫痪敌方“头脑”的新型的机械化战争。据此，他提出了“作为决定性进攻目标的战略性瘫痪”的理论构想，到 20 年代初进一步发展成机械化战争理论，从而以其特有的眼光和推测能力，揭示了机械化时代大规模纵深机动作战方式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成为当时正在兴起的军事革命的理论先导。但作为一种假说，富勒的理论创见也包含着许多非科学的成分。由于他孤立地、片面地夸大了坦克等新型武器的作用，进而得出“坦克制胜”的结论，则难免同时带来了理论上的误导。从这一实例中可以看出，科学的军事理论创造，需要以具有推测、想象性质的假说作为其必要的过渡形式，但由假说发展为真正的科学理论，不能不经过一个去伪存真的加工过程和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的过程。创造性的军事思维要敢于提出新的理论假说，同时，更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善于从各种现象、事件和因素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联结中认识规律，以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形成战争指导和军事建设的新思路、新理论。现在，人们正在探讨新技术革命形势下的新的军事理论，对此，同样应提出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创造的要求。只有在军事思维上做到创造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才能使思维之花结出真正有科学价值的理论之果，使新的军事革命实践获得正确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