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大国军事对抗的强烈刺激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新军事革命，不仅与这个时代的社会形态及其经济、科技、军事因素密切相关，而且还与这个时代的政治背景以及国际战略形势等因素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世界一直处于以美、苏对抗为中心的冷战状态中，世界大战的危险性直到 80 年代才有所下降。冷战的直接结果导致了许多地区的军事对抗和激烈的军备竞赛，其中尤以美、苏之间全面、疯狂地军备竞赛为甚。军备竞赛是以拼命地发展尖端军事科技，不适当地增强军事实力为其基本特征的。这在客观上又对新军事革命的到来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先后成立，与此相对应的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随之

开始，并一直持续了 40 多年。在这 40 多年的冷战过程中，美、苏从各自的霸权利益和需要出发，均把发展尖端军事技术、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作为遏制对方，抬高自己霸权地位，推行霸权政策的手段和筹码，因而展开了疯狂的军备竞赛，其模式是：军备处于劣势的一方，力求均势，而处于优势的一方，则力保优势；达到均势之后，双方都要争取优势。一方挑战，另一方奉陪，从而使军备竞赛螺旋上升。

在核军备方面。美国首先研制成功原子弹，并想极力保持核武器的垄断地位，然而仅隔 4 年多，苏联就于 1949 年 8 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此， 美、苏两家展开了你追我赶的核竞赛。

1952 年 11 月，美国实现了轻元素的热核爆炸并制成氢弹。苏联不甘示

弱，9 个月后，即 1953 年 8 月，也试爆了氢弹。到 60 年代末，苏联的核力量已从劣势上升到与美国相匹敌的地位。

1977 年，美国宣布研制成功中子弹，苏联勃列日涅夫马上对美发出警

告：苏联不会冷眼旁观。在发展核武器投掷手段上，美国 50 年代初装备Ｂ—

47 大型战略轰炸机后不久，1954 年苏联部队就开始装备了与美几乎同一类型的战略轰炸机图—16。在美国装备 B—52 后两年，1957 年苏联开始装备大型战略轰炸机图—20。美国 1969 年起，相继把 FB—111 可变翼战略轰炸机、B

—1、B—1B 新型轰炸机装备部队，苏联也紧随其后，将“逆火”（或图—26） 变后掠战略轰炸机、与美 B—1B 性能相近的“公羊—P 新型战略轰炸机陆续装备部队，为对付带原子弹的轰炸机，防空导弹又应运而生，从 50 年代中到

80 年代中，美、苏战略导弹平均每 10 年一代，竞相发展了 4 代，即从陆基、海基到机动式多弹头，再到巡航导弹，其数量、质量均不相上下。与发展导弹系统紧密联系的是，美、苏在军事航天、反导武器系统方面的竞赛更是不遗余力。当 1957 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后，“使美国报警的红色信号

灯照得通亮”。于是，1958 年 12 月，美国第一颗军用卫星便上了天。至 1985 年，苏、美发射了 2191 颗人造卫星，占全世界卫星发射总数的 90％以上。美、苏从 50 年代末开始进行反导武器系统研制，到 60 年代美国的“奈克—X”

系统、苏联的“橡皮套鞋”，再到 1983 年初美国制定的“星球大战”计划， 双方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在常规军备方面。美、苏两家一方面追求数量优势，另一方面又追求质量优势。如在飞机质量优势竞争上，70 年代前半期，都注重改善飞机的机动性，提高机载雷达、电子设备和武器的性能，加大飞机的载重量、航程和提高飞机的全天候作战能力；70 年代后期起，又都注重采用掠角机翼等结构技术，进一步增强飞机的航速；采用自动控制技术，提高飞机的搜索、跟踪、拦截、机动能力；采用隐形技术，增强飞机的防护能力等。至 80 年代中，美、苏主要作战飞机均更新了四代，保持着并驾齐驱的水平。

美、苏在搞军备竞赛的同时，还不断地调整军队结构，提出新的作战理论。它们在这方面的所做所为，对世界构成了严重威胁。许多国家出于自卫目的，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竞相发展一定数量的尖端技术装备。而这对这次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军事革命，显然是起着推动作用的。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军备竞赛越激烈，对经济、科技保障要求就越高。几十年来，正是由于美、苏的军备竞赛，强烈地刺激了信息、空间、生物、新材料等技术的更快发展，进而促进了军事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引发了今天的这场军事革命。所以说，这次新

军事革命的出现，与几十年的冷战，尤其是与美、苏等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