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渔猎到养鱼

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河南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骨制鱼叉和鱼钩，黑龙江昂昂溪人类遗址也发现过骨制的枪头和鱼镖。这些骨制的工具，显然是当时的人类利用兽骨制成，作为捕鱼工具的。

从殷代的卜辞利用竿捕鱼以及用网捕鱼的象形文字看，殷商时代农业虽然已经开始，但渔猎在生产上还占有重要地位。从河南郑州商代遗址中发现的铜鱼钩可以证明，青铜还用在了渔具的制造上。

鱼网则是原始渔具中较进步的。山东临沂和陕西西安都发现过新石器时代的石网坠。福建闽侯县石山遗址和四川忠县还发现过陶制的网坠，这可以说明新石器时代已经用网捕鱼了。《易经》也说“庖羲氏结绳为网”。

到了殷商末期和西周的初期，人们就懂得了在池中畜养鱼类，一直到隋代主要还是养殖鲤鱼。据记载到唐代后，才开始养殖青、草、鲢、鳙等鱼。

《诗经》大雅的《灵台篇》说：王在灵沼，于牣鱼跃。周文王征民工建造灵台、灵囿和灵沼，在灵囿中养了鸟兽，在灵沼中养鱼。这当然是庶民凿池为他养的。他到灵沼游玩，看见灵沼中养的鱼在跳跃。从周初到战国，都用鱼作祭品和馈赠的礼物，把鱼视作珍贵的肉类，池养鱼类逐渐得到发展， 生产经验日益丰富。

《吴越春秋》载：“越王既栖会稽，范蠡等曰：‘臣窃见会稽之山有鱼池二处，⋯⋯上池宜于群王，下池宜于民臣，畜鱼三年，其利可以致千万， 越国当盈。’”很多史料都表明，浙江的池塘养鱼在公元前 5 世纪就已开始。此外，在太湖四周和山东等地，养鱼也已经很普遍。

池塘养鲤，作为一项生产事业，到了战国时期已经相当发达。从战国经秦汉，养鱼事业还在不断扩充和改进。据《西京杂记》所载，汉武帝要伐昆明夷，在长安开了一个昆明池练水师，也在池中养鱼，每年将所产的鱼供给宗庙及陵墓祭祀之用，剩余的鱼还拿到市上销售。到了昭帝时，昆明池则正式用来养鱼了，由于产鱼多，以至影响了长安的鱼价。

此后经过魏晋，前五代长期变乱相承，淡水养鱼生产可能没有多大发展。到了唐代，则又出现了有趣的变化。因唐朝皇帝姓李，“李”和“鲤”同音。

谁捕到鲤就须放生，谁将鲤出卖就要罚打 60 大板。鲤既不能吃，又怎么卖呢？ 养鲤生产遭到了空前的打击，群众自然要寻找其他的养殖对象，草鱼、青鱼和鲢、鳙的饲养，江里捕捞鱼苗也逐渐成了产业。如宋代周密《癸辛杂识》所记：“江州等处水滨，产鱼苗，地主至宁夏皆取之出售，以此为利。贩子辏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说明唐宋时九江一带就产鱼苗， 不仅销往江西本地，也贩至福建以及浙江的衢县、金华一带。

范蠡的《养鱼经》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养鱼著作。大约在公元前 460 年左右所写，因为原作早已遗失，后人是通过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所录文字中了解到的。并流传至今。这部书不仅对我国战国以后的养鱼事业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而且对欧洲的养鲤事业，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Chamber 的《百科全书》认为：“奢侈的罗马人很懂得一套繁殖和肥育鱼类的技术。⋯⋯罗马人的技术无疑是从天才的中国人那里传授过来的。”

历史上除范蠡的《养鱼经》外，还有明代黄省曾的另一部《养鱼经》。该书反映出明代四大家鱼的饲养已有了很大进步，特别是对于建造鱼池，注意池塘的环境，引起泛塘的一些原因，定点、定时喂食等、都是有实际应用意义的。

1639 年（明崇祯己卯年），由徐光启著的《农政全书》，不仅记述了前人有关养鱼的经验文章，也有不少事例是前人所没有谈到的，更有一些即使现在生产实践中也仍然采用。而且他还是最早记叙鱼病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