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军大裁减

1946 年 4 月 5 日上午，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海面阳光灿烂，沿岸一座座清真寺形穹顶色彩分外鲜艳。数千群众拥到海边欢迎大名鼎鼎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的到来。有不少小船还带着观赏和好奇心理，驶到军舰周围转来转去。“密苏里”号按照惯例鸣放了致敬的礼炮，然后在辛辣刺鼻的白色硝烟中转向锚地停泊。

据公开报道，“密苏里”号这次进入博斯普鲁斯峡的任务是把土耳其一个死在华盛顿住所的驻美大使的遗体送来，实际上，此来是为了表明美国对土耳其拒绝苏联染指这一海峡一事表示赞赏和支持。打败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还不到一年，当年的盟国之间已经充满了猜忌和疑惧，播下了冷战的种子。

由于欧洲的崩溃和亚洲殖民主义秩序的瓦解，美国和苏联（包括它们各自的盟友）之间都迅速陷入了争斗之中。苏联出于推行世界革命的目的和自身的不安全感，企图到处填补那些具有战略地位的真空地带；而美国为了防止苏联的野心，渐渐承担起西方的防御任务。在以后的 20 多年中，美国海军又回到过去分赴海外驻屯的年代，正如享有盛誉的外交分析家沃尔特·李普曼所说的：战舰到危机爆发点作一次访问（就像“密苏里”号到东地中海），这是外交上的一种有效工具，即使在核时代也是如此。

美国总统哈里·C·杜鲁门派出舰队，支持希腊和土耳其政府，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正面临着国内外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美国舰队的到达使他们相信，美国在支持他们的斗争，帮助他们摆脱苏联的统治。不久前宣布的杜鲁门主义冲破了美国传统的不介入西欧事务的政策，开始对这些国家进行大量的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物质援助。杜鲁门宣称：“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为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使自由免遭威胁。” 经过几起几落，美国海军终于逐渐在地中海建立了一支舰队，这就是继上一世纪的地中海舰队之后建立的第六舰队。这支海军力量的威慑作用在 1948 年意大利大选中表现了出来。那时，据认为意大利共产党要乘机发动政变。美国人便到意大利东、西海岸进行了礼节性的访问，4.5 万吨的航空母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号上的飞机成群地在这个半岛上空飞掠而过。这就是告诉人们：谁要颠覆意大利政府，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置之不理的。几个月以后，苏联封锁了西德通向柏林的所有陆上通道。为了维持通向柏林的生命线，美国海军飞机也参加了执行空运物资的任务。向被围的柏林空运食品和补给物资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其中 25

％的货物是由海军航空兵空运的。

战后随之而来的是充满争斗和混乱的时期。海军当着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有力武器来使用的时候，同时还不得不为自己的存在而斗争。日本投降时，投降条约是在“密苏里”号大炮炮口的阴影下面签字的，那时，海军处于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时期。但是，不到一年，海军就走下坡路了。人们不顾美国当时作为联合国的保证力量而担负着全球任务的事实，纷纷要求陆、海军立即进行裁减。

战争一结束，国内立即响起一片“让孩子们回家”的喧嚷声。那时，连战列舰和航空母舰都用来作为运输船，把驻扎国外的美国士兵大批运回国内。从 1945 年 10 月 1 日至 1946 年 5 月 1 日，尽管海军自己正在复员、遣散

过程之中，还是竭尽全力运送了 200 万万人回国。日本投降时，海军有 300

万以上的现役男女官兵，一年之后，保留下了将近 50 万人，在这样急剧的大

幅度复员、遣散的情况下，剩下的舰船要继续保持满员也成了一件难事。有9800 艘大小舰船的建造工作停止了。退出现役或封存起来的军舰达 2000 艘，作为剩余物资看待的舰船数字比这还要大得多。

在击败德国和日本的过程中，海上武装力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海军与其他军种不同，竟然在未来建设问题上深受“原子弹之害”。事情是这样，美国人听信这样一种错误宣传，认为是原子弹赢得了这场战争，因而把能够运载原子弹进行远程轰炸的空军看作是国家的首要防御力量。他们以为投原子弹将是未来战争中迅速取胜的廉价的办法，因而看不到继续保持强大的舰队的必要性。据说快速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在原子战争时代已不合时宜，理由是这样庞大的舰队易受敌人的轰炸，同时，航空母舰上的小型飞机也无力载运巨型炸弹（原子弹），结论是投放这种炸弹的任务只能由空军来担负。还有些战略家对海军在未来战争中是否还能起重要作用表示怀疑。

曾经指挥空军轰炸德国的卡尔·A·斯帕茨将军毫不掩饰地说：“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保留海军？我们保留海军的唯一理由也许是某些国家还保留着海军，而苏联只有一支小海军，或者说简直没有什么海军。我们确实不需要再把钱浪费在海军身上了！”抱现实态度的尼米兹将军（当时他是海军的作战部长〕却不这样看，他指出：“这种取消海军舰队的论调并不新鲜，在潜艇出现时，在鱼雷出现时，在飞机出现时，都曾经叫嚷过。结果，这些预言海军末日的预言家只是徒然喊哑了自己的嗓子。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使海军建设适应于新式武器的发展。具有海军传统的智慧的美国人民决不会听任海军衰亡！”

面临威胁到自身存在的形势，海军努力争取使自己能够获得核能力。考虑到“埃塞克斯”号级的航空母舰和在战争结束时服役的三艘 4.5 万吨的“中途”号级航空母舰不足以运载能运载原子弹的多引擎的巨型喷气式飞机，海军就开始设计超级航空母舰。考虑到超级航空母舰和巨型喷气式飞机一时还难以发展，便把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 P2V 反潜巡逻机加以改装，配置给航空母舰，使海军具有空中核打击力量。

有些官员，包括尼米兹的副手——作战部副部长福雷斯特·P·谢尔曼这样的人，都在为面临原子时代的挑战和海军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谢尔曼设想，未来的战舰应是“能发射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和大型装甲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海军研究室已对核动力作过初步研究。战争刚刚结束，又立即开始了关于生产核动力潜艇的可能性的讨论。然而，这一计划面临着不少重大技术障碍，例如：核燃料短缺；无法制作小型核反应堆，使之能装进潜艇艇体；而更重要的是海军极端缺乏这方面的人员。为了获得这方面的专门知识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指派一个军官小组去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核研究室学习，派出的人当时就有精力旺盛、敢想敢闯的海曼·G·里科弗。

那种想把三军都统一起来的计划也给海军带来了麻烦。早在 20 年代初，比利·米歇尔就竭力鼓吹要成立独立的空军，有人又想建立一个单一的国防部，但都遭到了海军、陆军的抵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种观念又流行起来，人们以为合并的做法可以导致节约军费，并可解决陆海军之间的不协调问题（陆海军之间的不协调，在珍珠港事件中造成了灾难）。陆军倾向于联合是企图统一指挥三军，空军倾向于联合是企图使自己有相对的独立性。只有海军将领阻止这些做法。

海军之所以不愿意并到陆军或空军中去，原因是多方面的。鉴于空军垄

断着原子弹及其运载工具，海军担心一旦合并之后，自己将成为空军的附属品。再者，不论是空军或陆军，它们都不了解海上的战略和海上的情况，在分配军费预算时都不会替海军说话。

陆军与海军陆战队早有矛盾，在塞班岛战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有迹象表明，一旦合并，海军陆战队不是被取消，就是被并入陆军。空军从来鼓吹“空中力量不可分割”，两眼一直盯着海军航空兵。一旦合并，海军对陆基航空兵的控制权必将被剥夺干净，就像英、德、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从而给作战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上述海军的种种担心，看来不是没有根据的。

一位空军将领小弗兰克·A·阿姆斯特朗在诺福克一次商人们举办的友好宴会上发表了一通演说，大谈合并的问题，几乎完全证实了海军的担心。这位将军在演说中是这样讲的：

“各位先生，希望你们能明白，空军再也不愿作为一个从属的兵种而存在了。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不在乎，空军不仅在战时是主力，而且在和平时期也是主力。⋯⋯空军即将逞雄于天下。而海军，除了几艘航空母舰之外，什么也拿不出来，就是那几艘航空母舰，也很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被炸沉，因而毫无用处。至于说到海军陆战队，那只是一支小小的不像样的陆军部队，只不过会说些古里古怪的海军行话而已。我把它们编入正规的陆军，并从中培养出有用的士兵。”

这样的评论自然使海军将领们大为震怒。继之而来的是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它为统一领导提供了依据。该法案由杜鲁门总统于 1947 年 7 月 26 日正式签署。自此，空军达到了它长期追求的目标——脱离陆军成为独立的军种。不过海军赢得了一些特许：法律保证海军陆基反潜飞机不并入空军，陆战队也将永远保留，不准陆军染指。第一任国防部长是詹姆斯·V·福雷斯特尔。他曾担任过海军第一付部长， 1944 年弗兰克·诺克思逝世后曾接任海军部长。本人便是华尔街的金融家。国防部长的职位属于内阁成员，而其他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空军部长）都低于内阁成员级。

在福雷斯特尔的坚强领导下，或多或少达成了一些妥阶性的协议，事情进行得还算平稳，尽管在国防预算分配上私下还有争议。到 1949 年，福雷斯

特尔由于劳累过度而辞职。新的国防部长是路易斯·约翰逊，他靠了在 1948 年帮助杜鲁门筹集竟选经费而爬上了这个职位，既不学无术，又专横跋扈，因而上任不到几个星期，海军将领们就大为不满，发生了一次“造反”行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白宫和国会准予继续设计制造 6 万吨的超级航空母舰“美利坚台众国”

号，造船的经费也拨了，并于 1949 年 4 月 18 日在弗吉尼亚的纽波特纽斯正

式动工建造。但是，就在该舰动工 5 天之后，国防部长约翰逊乘海军部长外出之际，以预算上的理由为名，下令立即停工。海军作战部长路易斯·E·登菲尔德从新闻报道中获悉这一消息，立即以辞职作为抗议。海军将领们认为，约翰逊的这一行动实际上是空军破坏海军未来发展前途的种种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事实上这笔造舰经费被转用到了空军身上，去购买大批新的巨型洲际（战略）轰炸机 B—36 去了。

在联席会议上，海军一再处于被压倒的地位，经费也遭到削减，这样下去，海军担心自己将降低为一支护航部队。这种尖锐的矛盾终于有一天爆发了，导火线是由约翰·G·格罗姆林上校点燃的。他提供给新闻界一些文件，

其中记载了包括登菲尔德在内的海军高级将领对约翰逊的防备政策的尖锐批评，并认为这种政策已将危及美国的安全。一时舆论大哗，国会不得不进行了调查。调查时，以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w·雷德福将军为首的海军军官对约翰逊政策和空军吹嘘的战略轰炸机的威力都进行了抨击。

海军攻击的火力主要集中在 B—36 上，认为买这种飞机是“十亿美元铸成的大错”。这种飞机在设计上的航程是 5000 英里，要求它能携带原子弹从美国飞往地球上任何一个目标区，中途不需要加油。批评者们指出，这种螺旋桨的 B—36 飞机设计于 1940 年，其最大速度不过每小时 375 英里，上升限度为 4 万英尺。这样的性能很容易被苏联新式的米格 15 喷气机所击落。

正当国会还在听取意见之际，1949 年 10 月，传来了苏联爆炸核装置的消息，这就结束了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海军立即利用了这一消息，认为既然两个超级大国都已拥有毁灭性最大的武器，再侈谈原子战争已属愚蠢之举。雷德福指出：“要进行战争，必须看到随之而来的和平。毁灭性战争即使带来胜利，也将付出极大牺牲，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均将毫无意义可言。” 提出上述批评，愿为国会的调查作证的不仅有现役的海军高级军官，也有已退休的高级军官，如金将军、尼米兹、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他们都攻击 B

—36，对空军声称的这种飞机的效用提出疑问。他们还提出警告：约翰逊的这种削减海军预算的作法已对海军的战备造成了不良后果。最后，削减预算仍维持原案，但 B—36 的计划也被削掉了。登菲尔德虽然没有公开支持对约翰逊的批评行动，但还是被解除了作战部长的职务。——这就是海军将领们的一次“造反”行动，它的成功之处在于让公众注意到了海军的困境，并对空军的主张有了一个恰当的看法。

也许，这一事件把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基本战略中存在的问题公开暴露出来了。从中可以看出海军的主张是：美国在核相持时代必须既准备打有限战争，又准备打原子战争。与海军不同的其他种方案则都建立在下一次战争必将是全力以赴的战争的假定之上，并且，假想敌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苏联。后来的事实证明，与美国直接交手的不是苏联，而是苏联的卫星国，进行的战争也不是核战争。对于这种形势，美国是缺乏准备的。不论路易斯·约翰逊怎么为自己辩护，说什么他削减国防费用使军队更精干，减去的是“肥” 而不是“肉”，事实上，战争结束仅仅 5 年，美国的战争机器已是令人痛心地变得弱小无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