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当代美国政府如何干预经济
完全自由竞争时期的美国经济历经了多次经济波动,阶级矛盾逐步明朗化而且日益激化,既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也引发了社会动乱,特别是1929~1933 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把美国经济推入了低谷,空前的萧条把很多劳动者卷入失业大军,也把大批小资产者带入赤贫阶层,中产阶级同样沦为低收入者,整个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显示出了极度的失调和苍白。在这种背景条件下,西方经济学者不得不开始反思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寻找过去非主流经济学家思想的先见之明,并认真检索政府政策的失误。因此,经济学的革命发生了,原有的结论和逻辑被重新审视,甚至视角也被重新选择, 于是新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相伴而生,人们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并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的突破。然而更为值得提及和分析的是, 经济学理论的更新并不是学者们自己圈内的改朝换代之举,它也把政府带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天地,让决策者们也分享到了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成果,使政府决策有了新的依据,使他们自觉改变了以往的习惯作法,不仅如此,政府还把学者们的思想当做举一反三的基础,派生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建立了完整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政策法规体系,从而把美国经济改造为混合经济。尽管80 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学界恢复自由放任秩序的呼声逐渐升高,尽管国家干预经济暴露了一些问题,但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没有削弱,只是侧重点和方式发生了一些转变,同时,经济学界谁也没有否定政府应当适度干预经济,政府能够有效地完善市场运营条件。
既然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美国经济转为混合经济主要导源于经济理论的转变,那么我们就应该首先叙述经济理论的变化。
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普遍化是和凯恩斯发起的经济学革命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后续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变化和政府政策的转变,都与凯恩斯创造的理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对凯恩斯观点的完善和补充以至系统性推论,也可能是对凯恩斯观点的批判所引发的思想火花形成的思考。 1936 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
币通论》。在这本书里,凯恩斯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宏观经济思想,其中融含有理论和政策的双重创新。正是以此为基础,西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宏观经济学,政府因而也建立了基本宏观政策体系。
凯恩斯认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根结底是充分就业,各类宏观政策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策略、货币管理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都要围绕充分就业目标。
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而总需求又决定于消费倾向和一定时期的投资量。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危机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对有效需求不足,市场本身不会完全解决,需要政府出面采取各类政策予以解决,需要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调节。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有效需求不足呢?凯恩斯指出: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市场上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有效需求与就业之间存有函数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各类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但其中至为关键的是三个心理因素或说主观因素。一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伴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 收入增量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会越来越小,用于储蓄部分的数额会渐次增加。
出现这种倾向的关键是人们生来具有爱好储蓄的本能。正是这一规律的存在,使总需求价格低于总供给价格。二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是指增加一笔投资预期可以得到的利润率,一般用贴现率来表示。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就是指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依随每一单位投资的增加, 资本边际效率逐步下降。导致这一现象形成的基本原因是投资增多致使资本设备价格上涨,因而投资预期利润率下降,同时投资增多致使产品供给价格随产量增加而下降,同样引发预期利润率下降。投资预期利润率的下跌使投资者信心减退,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三是流动性偏好规律。流动性是指各种资产转换现金的难易程度,难者为流动性小,易者为流动性大。现金本身是流动性最大的资产,而商业票据和有价证券则次一些,固定资产流动性最小。所谓流动性偏好规律,是指人们在心理上都偏好保留流动性最大的现金, 因为人们存有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就一般而言,如果人们要放弃由上述三种动机引起的流动偏好,把手中的钱借给别人,就希望得到利息, 以弥补损失。故凯恩斯认为利息是人们一定时期内放弃流动偏好的报酬,而非储蓄本身或等待本身的报酬。这样,流动偏好、货币供应和利息率三者之间就产生了连动关系。当货币供应量给定时,利息率水平为流动偏好所决定; 当流动偏好给定时,利息率水平受货币供应量决定。这种关系可用一个下滑的曲线来表示。因此,当利率低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宁可持有货币而不愿持有证券。这直接导致了投资需求不足。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政府有必要积极出面干预。政府调节有效需求是有条件的。因为凯恩斯认为社会经济是由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面组成的,总需求的结构是消费+投资+政府支出。显然,如果政府调节财政支出,那么就会直接或间接变动总需求量值,当总需求不足时,政府采取赤字政策,就可主动填补总需求缺口。凯恩斯把政府行为和宏观变量连接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他为政府干预经济、建立混合经济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理论在西方各国得到了普遍应用,将其融贯在制度完善和政策制定以及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之中,同时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战后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把凯恩斯的理论当做重要的依据,在经济增长启动方式、市场体系构造以及经济制度改造等问题上,都参考了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
凯恩斯的理论形成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很多人都投入凯恩斯主义学派阵营。人们在研究、完善凯恩斯理论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动摇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而是沿着国家干预的思路去寻求宏观经济调控对策。不同的流派争议在于干预的方式、干预的切入点和干预的力度。循着凯恩斯思想形成的流派主要有两个: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另一个是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保罗,萨缪尔森、托宾、索罗等美国经济学家。这一学派的先驱人物是汉森。萨缨尔森认为有必要把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分析理论与凯恩斯的宏观分析综合在一起,以政府的需求管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憾,用市场机制来调节个别生产要素的供给,用政府机制解决生产要素供给的总体协调问题。基于此,他认为,宏观经济学本身面对的制度已是混合经济制度, 这门学科因而也就是混合经济学。萨缪尔森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加速原理并修正了凯恩斯的消费倾向理论。他提出的加速原理是说明收入变动与投资变动之间关系的理论,意思是说收入增加将引起消费增加,增加消费品数量,必须相应增加物品的数量。他对凯恩斯消费倾向理论
的修正则体现在把单个家庭消费倾向的分析扩展到全社会消费倾向分析,指出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是相对稳定的,井非呈递减趋势。正是在这两个观点的基础上,萨缪尔森认为政府应协调收入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但要注意投资对收入的“乘数”影响,还要高度重视收入对投资的“乘数” 影响,政府在进行需求管理的过程中,既可以从投资入手,也可从收入入手, 只要相互搭配使用,宏观经济运行总体趋势不会进入非均衡轨道,充分就业队长期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新古典综合派还研究了经济增长与财政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国家有必要调整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进而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该派较为仔细地分析了税收对国民收入的比率、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国民收入的比率、政府资本性支出对国民收入的比率等,基于此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提出了政府利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时应把握的立脚点。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伐、T·帕西内蒂等。该派主张重抬李嘉图的理论逻辑,建立起以客观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在整体社会观上,该派主张通过改变分配制度来挽救资本主义。要达到此目的,有必要建立完整的分配理论。该派认为分配理论要研究的内容应是国民收入中工资和利润所占的比例,分配理论应以价值理论为基础,而非边际生产力理论。这是对凯恩斯理论的重大补充。新剑桥学派同时也确立了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该派研究经济增长时,把经济增长和分配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了,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如何通过收入分配的改变来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他们的结论是,利润和工资存有此消彼长关系,而经济增长给资产阶级带来了更多的福利,工薪阶层处境相对恶化。因此,要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矛盾,必须从收入分配入手,可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利用累进所得税制和高额财产税制来调节收入分配;二是给低收入家庭补助;三是减少军费开支;四是减少赤字,平衡预算;五是用政府预算盈余购买私营公司股份,控制部分私营企业经营活动。
进入 80 年代以后,面对持续不断的滞胀现象,美国经济学界开始反思以往的主流经济学,对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学说产生了怀疑。人们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等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其中较为流行的有三派学说,即:供给学派、货币学派和市场失效学说。这三派观点有些是一致的,大部分不一致。一致点在于都认为,政府仍有必要干预经济,只是不能再采取凯恩斯的做法。
供应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孟德尔、拉弗、万尼斯基、罗伯茨和吉尔德等。这一学派兴起时间不长,内部理论观点也不统一,但对医治美国经济中的顽症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药方,并在一定时间内直接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供应学派认为政府增加支出或减税并不能直接增加总需求和总产量,主张恢复萨伊的基本原理,从供给角度对经济进行调节,相信供给在长期内可以自动创造需求。该学派认为:劳动力和资本两要素中,资本是最重要的,储蓄和投资是生产增长的最重要刺激因素,经济活动是否活跃取决于各种刺激,通过征税、规章制度、政府支出以及其它政府干预手段,就会变更各种刺激,改变人们的预期,使生产和需求走向平衡。供应学派把征税视为政府调节经济的最有效手段,其中税率是最灵敏的工具,而影响税率调节效果的重要因素是课税基础,政府不应采行高税率,高税率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热情、削减储蓄、导致企业投资萎缩、商品供应不足,因此,要解决滞胀问题,政府应降低税率,从而提高投资和劳动积极性,并相应加大储蓄,
最终增加供给。
货币学派是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英国经济学家艾伦·沃尔特斯、戴维·莱德勒、迈克尔·帕金等。该派认为政府干预经济不能太宽,对微观的事少涉及,应恢复古典学派时期的自由放任格局,让市场自觉平衡。但货币学派并不主张政府完全放弃从全局角度对经济进行调控。他们提出:通货膨胀是最大的敌人,宏观经济政策首先要对付通货膨胀。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关键是把握货币供应量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量的对比关系。对一个社会来说,完全消灭失业是不可能的, 因为客观上存有一个自然失业率。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缩小失业率,但也不能以通货膨胀为代价。
二战以后,还有一部分美国经济学家利用市场失灵理论来说明政府干预经济、建立混合经济的必要性。政府之所以要干预经济,是因为市场本身有很多无法自治的缺陷。这些缺陷主要包括如下几点:一是市场内部总有些人在试图实现垄断,总要获取垄断利润。美国经济中存在的垄断行为,已经直接导致了利润分配不公。垄断的负作用还在于它直接削弱了竞争,欺诈消费者利益,使市场步入沉闷境地。二是市场本身不能满足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要,因为很多公共物品的生产经营没有多少效益、甚至无效益,而且大多投资多、见效慢,另一方面,部分公共物品如被私人垄断,所产生的恶劣效应会危及全社会的利益。这样,政府就有必要出面组织公共物品的生产。三是市场内企业的生产活动有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包括正负两种。对外部负效应,企业往往不会主动纠正,不会自觉把外部负效应纳入企业的生产成本之中。这一切,需要政府出面干预,尽可能抑制企业的外部负效应,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能够很好地统一起来。突出的例子就是企业的生产活动与环境污染。如果政府不干预企业的污染行为,那么,企业是不会自觉控制污染的。这会直接损害全社会利益,直接破坏人类生存的条件。四是信息的昂贵。在市场活动中,人们获得信息往往会付出直接代价或间接代价,有时是长期代价,有时则是短期代价。对此,政府有必要出面从制度角度和技术角度进行调节。五是市场的不存在。在市场经济中,有些产品为人们所需要,需要进入市场进行交换,但有时市场不存在。这直接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发挥。
正是在理论的指导下,美国政府逐步转变了思想,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混合经济制度,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了这种制度。正是在这种混合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得以采取各种措施主动调节宏观经济,使经济在相对合理的轨道上运行。
美国的混合经济制度和西方其它国家有所不同。美国的混合经济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整个经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私营经济,另一部分则是公营经济,其中大部分是公共产品生产部门。美国政府出资兴建了大量的公共设施和教育、医疗卫生等机构,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公共部门,虽然近年来美国的私人资本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生产经营领域,但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生产还是有较大控制权的。混合经济的另一个表现是美国政府建造了较为完整的宏观调控体系,使美国经济中存在有一定程度的非市场化领域,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府的协调,政府要补充市场不足。美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由调控目标、调控主体、调控手段和调控规则四大块内容组成。这四块内容彼此之间相互衔接,构成对宏观经济运
行的强大制导力,是连接美国政府意图和市场运作关系的纽带,它基本上能够保证宏观经济运行在长期内不致偏离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不致只单纯为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
美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体系,包括经济稳定、促进增长、充分就业、优化资源配置和抑制通货膨胀等五项内容。其中至为关键的是充分就业和抑制通货膨胀。当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矛盾交织时期,美国政府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有时为了实现某一目标,甚至会牺牲其它目标, 一般来说很难“一碗水端平”,往往出现顾此失彼状况。但美国政府总要尽可能缩小备目标之间实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冲突的程度,以减轻副作用,防止连环震荡。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这些目标之间存有复杂的联系, 这种联系的本质是宏观经济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对撞有可能产生多重正负效应。一般来说,美国政府对宏观调控重点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总体经济调节原则。
美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由中央银行、财政部等政府部门组成。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美国调控宏观经济主要依靠财政和银行两大部门,该国的收入政策、就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大都体现在本国的财政行为和货币管理行为上,财政和货币行为支撑着整个调控体系的运转。就一般而言,财政行为要从对现期总需求的影响上调节经济结构变动,同时利用转移支付手段公平收入分配,并运用债务手段影响证券市场运行状态。政府的货币管理行为主要是解决货币稳定问题,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等手段来调节市场货币供应量,确保货币供应量增幅与国民生产总值增幅保持一个适度的比率,进而稳定货币,并保证私营商业银行的运作可以顺利进行。政府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等要通过一定的税收政策来体现,比如关税、企业所得税;同时财政政策中的个人所得税制也是贯彻收入政策的重要途径,社会保障税的征收则要体现政府的收入公平化原则,为政府实施个人之间的转移支付活动奠定物质基础,美国的就业政策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实现充分就业,力争使就业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相连接,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能够保证充分就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都要体现就业政策。
美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经历了多次转变,这集中体现在调控手段和调节侧重点的变化上,体现在政策确立依据的变化上。
本世纪 30~40 年代,美国进入了福利资本主义时期,此时政府已经承担起提供就业和一般经济福利的责任。当时政府开始利用计划和财政手段,在统一规划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进行了综合开发,建立了很多公共工程,注重利用政府收支来刺激就业,同时也对商业银行采取了管理措施,旨在确保银行业务正常运转,并调控信用增减规模。这对美国摆脱经济萧条、走入增长轨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对公平收入分配、刺激市场销售、完善劳动力流动起到了制导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转入有调节的或有指导的资本主义经济,政府开始系统地利用宏观调节来引导市场运转。当时,美国政府成立了诸多经济委员会和经济管理机构,以调控宏观经济。这些机构一方面分析经济形势,另一方面实施宏观调控,提出了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的思路,实现了对国民经济的有限干预。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面临着战争和恢复经济双重任务,此时,美国既不能走自由放任的老路,也不能把国家干预提高到计划调节的高度。因此,
50 年代美国的宏观调节基本上带有较为强烈的折衷主义色彩,既要干预经
济,同时又不深入调节经济。 1952 年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他在竞选中就声称要削减政府活动,让企业拥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他曾公开表示怀疑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存在的必要性,对社会保障也持怀疑态度。艾森豪威尔任职期间,把一些带有自由竞争观念的人物推入内阁,比如本森和汉弗莱,前者否认生产控制和价格补贴政策,后者倾向于预算平衡。但是,上台不久,艾森豪威尔发现很多人反对取消政府干预,特别是 1955 年民主党人控制了参众两院以后,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呼声逐步增高。因此,艾森豪威尔只得恢复政府干预,他相继签署了公共房屋法和民权法,同时支持联邦教育补助计划,并三次提高社会保障津贴,提出了和平与繁荣这一总体政策目标。因此,50 年代美国的混合经济尚不明显。
60 年代美国政府采取了较为全面的干预政策。因为艾森豪威尔执政八
年,虽然实现了物价稳定,但代价是低经济增长和高失业率。为此,美国 60 年代面临的头等任务是把经济推入增长轨道,把经济制度的全部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在这种背景条件下,肯尼迪一上台就制定了新经济政策,试图把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国家可能达到的水平,该水平是指“在临时失业率指标为 4%时,通常经济能够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为此,肯尼迪政府采取了膨胀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尽量压缩增值税, 政府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大幅度增加,同时减税,允许预算出赤字,只要能够有利于形成充分就业格局,赤字多些也不可畏。在货币政策方面,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了反衰退政策,措施包括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来追加银行储备金, 并按国民生产总值增速来增加货币供应。肯尼迪一上台就开始松动银根,降低了长期贷款利率,以鼓励对工厂、住宅的投资。60 年代美国政府也与通货膨胀展开了斗争,因为财政和货币的双松政策直接引发了通货膨胀。当时美国政府制定了价格和工资增长的指导线。政府试图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对比关系上找到一个良好的处理模式。但从实际情况看,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70 年代,美国的共和党基本上处于执政党地位,尼克松执政期间对全国事物的干预的范围和程度都有了一定变化。执政初期,尼克松政府制定了全国发展政策,该项政策的核心是实现人口分布的合理化和重新调整,由政府控制人口分布,对一些乡村进行有选择的开发,对部分城市人口的规模实行有条件的限制,政府对修建公路、设置飞机场、购买土地或出售土地要统一平衡。执政初期,尼克松深感有必要改革政府机构设置,他认为现行的机构体系和决策程序使总统难以全面综合地评价问题、提出配套性解决问题的思路,内阁会议往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预算局限于日常事务,缺乏政策创新能力。有鉴于此,1970 年尼克松提出建立国内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将预算局改为行政管理局和预算局,把该局的工作重心转入评估各单位绩效、研究如何改进管理、丰富信息、培训公务员。国内委员会的具体职能是提出政策目标、选择政策实施方案、协调政策、审查政策。与此同时,尼克松又对各部门进行了整顿,总统权限也有所扩大。1970 年国会给予总统经济稳定权、工资物价管制权、土地使用计划权、房屋和城市发展权。行政体制改革和相关法规的设立,为政府干预经济奠定了基础,使政府有可能灵活运用调节措施。从 70 年代开始,美国与滞胀展开了斗争。在反击通货膨胀方面, 美国政府采取了利用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和法定存款准备金来贯彻既定货币供应总量政策,利用长期固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办法来测算货币供给
量,这种做法是货币主义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则是实施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卡特竞选总统时,正值美国经济衰退,当时他向选民许下诺言,要力争经济繁荣和预算平衡。上台伊始,他就采取了与福特截然不同的态度,提出了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该计划主要利用财政税收杠杆,以减税和增加福利支出为主要内容。这一计划出台之初,曾取得过一些效果,1977 和 1978 两年美国经济增长有所加速,失业率相应下降。然而好景不长,1979 年美国经济增速开始放慢,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共同上升。当美国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时,住房建筑、汽车购买和其它产业活动旋即快速下滑,1980 年经济衰退遂成定局,卡特的经济策略宣告失败。
步入 80 年代,历届美国政府的主要经济任务都是与滞胀做斗争,因为
80 年代滞胀已明显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个顽症。导致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实力上升,美国丧失了大量国际市场。二是战后新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产品供给量快速增加,市场逐渐达到饱和。三是为了寻求更高利润率,美国资本外流,从而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投资疲软。四是 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把原油价格推入高位,进而产生了无法遏止的连带反应,把总体价格水平也推上了高位。从总体上来说,滞胀的长久存在,可以说是前期需求刺激政策和生产进步的综合结果。针对问题的成因,里根政府采取了全新的经济政策。里根的经济政策以供应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理论为依据。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有四条纲领:一是减税;二是放松管制;三是紧缩通货;四是削减政府开支。其中至为突出的是里根政府一反二战后历届政府的常态,奉行自由放任、减少干预原则,让企业家放手开拓,让市场自动调节经济运转。同时里根主张把社会福利事业转给地方和慈善事业。里根的政策主张在他任期的第一届取得了良好效果,1983~1984 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复苏。但在这些成绩的背后,也隐藏着很多问题,其中突出点是预算赤字不断增加,巨额预算赤字又连锁出了高利率、高汇率和高贸易逆差。为此,当里根担任第二届总统时, 不得不调整了政策,重又走上政府干预经济的道路。当时里根采取了三项干预措施:一是干预美元汇率。1985 年 9 月 22 日,五个主要工业国家的财政部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集会议,一致同意降低美元汇率计划,而且五国同意共同干预外汇市场。二是干预对外贸易。里根政府于 1985 年提出了“公平贸易”计划,声称要惩罚对美限制进口的国家,并答应国内企业界提高出口补贴,并将推进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三是缩小预算赤字。1985 年 12 月 12 日, 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姆一拉德曼一霍林斯平衡预算法案”,该法案的基本思想是以立法的形式强制规定每年赤字的限额。从 1987 年 4 月起,每年削减赤字 360 亿美元,1991 年实现预算平衡,如果赤字超过限额,经国会会计局审查确认,总统有权直接削减。此种削减对防务开支和其它开支是对等的。1986 年 2 月 5 日,里根向美国人承诺:①取消“不必要的联邦项目”,如小企业管理信贷计划,对铁路的补助等;②限制如医疗补助、住房补贴等的规模;③把一些事业交给私人去办;④出售联邦政府的部分有价证券和不动产;
⑤把一些事业下放给州和地方;⑥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⑦酌情向用户收服务费。里根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美国一度出现了低油价、低汇率、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利率并存格局。但是,美国经济仍然处于波动圈流,滞胀并没有消除,而且里根的政策也产生了一些负效应,为后续宏观经济管理带来了难度,也加重了经济疲软的程度。
进入 90 年代,美国经济陷入停滞境地,尽管政府采用了多种措施,效果仍不理想。克林顿上台后,把降低失业率当做头等大事来抓。然而现实问题是,尽管美国经济已进入复苏,但失业仍很严重。从 1994 年上半年情况看, 美国失业率仍达 6.5%。现在美国正试图通过医疗保险改革、福利改革来解决失业问题。
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演变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宏观经济管理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程序还是比较科学的。历届总统在确立和调整政策时,都比较民主,广泛倾听意见。其间经济学家和政府形成了密切协作关系,政府非常注重认真分析经济学家的意见,善于把经济理论研究成果转变为政策主张。
第二,美国政府能够面对市场经济的运营状态调整自己与市场的关系。美国政府正是面对市场运转中的问题,对经济采取了合理干预。实践表明, 这种干预是完全必要的。
第三,美国政府从制度建设角度确立了调控宏观经济的机构体系和机构职责体系。这是保证政府宏观调控意图实现的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