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美国现代经济增长过程

美国建立了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经济结构不断演变。经济结构的变化构成了一股强烈的力量，推动着美国经济在增长的道路上前进。在工业化和服务经济社会相继形成的同时，美国经济经历了艰难的周期性波动增长。

从 1865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遇到了诸多难题，美国经济还是以平均 4％的增长率向前发展，成就是巨大的。此间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周期性的萧条。 1873～1878 年和 1893～1897 年，美国发生过两次经济萧条。两次萧条都引起了产出下降和失业率提高。第二，物价下降，从南北战争结束到 19 世纪 90 年代，美国出现了持续的物价下跌格局。物价下跌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此间美国政府实施了偏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二是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促使物价下跌。物价持续下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投资积极性，因而阻碍了经济增长。第三，南方经济发展缓慢。南部地区经济在 19 世纪后半期相对于北方来说，长期处于增长缓慢状态。尤为突出的是，一段时间内，南部农业的生产水平甚至回复到 1860 年以前的状态。 19 世纪末，南方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仅达到全国水平的 51％。第四，外国的竞争。 19 世纪后期，世界各国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对美国来说，压力主要来自于欧洲。当时，法国和德国正加速实现工业化，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均已具有较大实力，它们要求排斥美国工业品的进口，并可以不凭借政府的关税压力来与美国工业品竞争。同时，欧洲各国又对美国农产品进口实行关税限制政策，而南美、大洋洲诸国又加入了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行列。因此，美国产品的外需市场有所缩小，这对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强劲压力。第五，社会动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时常把一些人推入失业大军，而工业化的推进也在把很多农民推入城市，这些人一部分找到了工作，另一部分人则找不到工作。同时，经济增长虽然速度不慢，而且具有持续性。但增长福利却并不是被平均分配掉，一部分人得到大笔财富、越来越富，另一部分人则陷入贫穷的循环之中。问题在于这种状况的形成并不是完全合理的，有很多因素属于不合理类别。因此，失业和贫穷的劳动者利用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开始寻求理论支柱，试图系统、彻底地解决问题，甚至可以发动政治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美国经济从总体上看处于周期性波动之中。一战结束之初的几年，美国经济陷入萧条之中。尽管如此，美国 20 年代还是取得了经济增长，其间国民生产总值由 853 亿美元增

加到 984 亿美元。对美国来说，最为痛苦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其间美国经

历了历史上最深重的经济危机，遇到了战争。 1929 年 10 月，美国股市开

始暴跌，1933 年跌到了最低点。股市下跌的背后是工商业的下滑。 1933

年批发价格下跌了 30 个百分点，就业率下降了 33 个百分点，工资发放额下

降了 50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全面下降，对外贸易额同样如此。银行系统全面崩溃，公众挤兑迫使大批商业银行倒闭。总之，美国经济走到了瘫塌的地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合理性受到了广大公众和理论界的怀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其间总的背景条件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转化为政府适当干预的市场

经济；阶级矛盾已经有所缓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大部分时间内世界处于冷战状态，因而军火生产和军火贸易相对繁荣。

第一个阶段是 1961～1965 年。在此阶段内，开始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 政府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把经济推入增长轨道。 1960 年后，肯尼迪政府设定了在降低失业率、稳定价格的条件下力争高速增长的政策目标。因此，肯尼迪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1961 年开始，美国经济走入复苏，此时，大工商企业和工会又乘机抬高价格与工资，试图利用市场力量快速增加收入。为了防止充分就业引致通货膨胀，肯尼迪政府于 1962 年 1 月采取办法协调工资与价格的关系以防治通货膨胀。但出于种种考虑，政府并没有严格监督企业对政府规定的价格和工资指标的实行状况，而企业也未遵循政府的指导。到 1965 年末，美国实际和可能达到的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差距基本消失，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较好的处理，当时失业率仅为 4％，批发价格指数也只有 0.4％。

第二个阶段是 1966～1968 年。此间，美国经济相当繁荣，除去 1967 年上半年稍有退步外，其它时间经济均呈高速增长状态，失业率从 4.5％下降到 3.6％，大大低于临界水平，政府持续推行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然而经济的繁荣是以通货膨胀不断爬升为代价的。此段时间，消费价格平均每年上涨了 3.3％，批发价格上涨率达到 2％。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总需求扩张过快，财政和货币政策双松。 1968 年，美国财政赤字达 250 亿美元， 货币供应量增速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相等，财政支出扩张速率远超出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二是工资超速增长，构成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此时的美国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增速达 4.9％，远超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1968 年美国发生了极度膨胀现象。针对通货膨胀问题，当时美国也采取了一些财政、货币和价格以及工资调控措施，但由于政府主观以为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可怕，所以措施并不完备，实行的也不坚决，因而效果不大。

第三个阶段是 1969～1973 年。此间美国政府意识到了反通货膨胀已成当务之急，完成这一任务，还要从制度微调入手，既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资政策，又要依赖制度改良。为此，尼克松政府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 试图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寻找一个相对合理、代价较小的搭配，实现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尽可能缩小实际和可能的国民生产总值差距。在这种背景条件下，美国实行了力度较小的财税改革，在货币政策方面提高了再贴现率和存款法定准备金。但是，事与愿违。从 1970 年开始美国经济走入衰退，失业率上升。可怕的是，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并没有减缓爬升势头，因为工会仍在抬高工资，1973 年，批发价格上涨率达到 13％。从此美国经济走入滞胀。尼克松政府的计划落空。

第四个阶段是 1973 年以后到目前这段时间。此间美国历经了多次能源危机，这直接促成了美国的经济衰退。然而可怕的是，美国经济长期停留于低谷，虽然偶而有所好转，但转变程度相当小，美国劳动者对就业难已习以为常。因此，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发展。与此同时，美国的物价上涨势头依然呈刚性。所以，滞胀成为美国经济中的顽症。经济学家们认为，谁能解决滞胀问题，谁就应当得到经济学诺贝尔奖。进入 1994 年，美国出现了复苏苗头，人们推测美国经济增长率

1994 可望达到 3％。但现在物价上涨苗头仍未有消除迹象，而利率却已开始抬升。因此，人们普遍担心经济增长恐怕要以通货膨胀爬升为代价。

从美国的经济增长过程来看，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问题。对此，国外经济学界非常重视。人们对经济波动的成因做过多种研究，提出了很多观点。

1. 生产论。萨伊认为，由于生产自行创造需求，供求永远是均衡的。经济波动仅只是短期供求技术性失衡的产物，不过是长期均衡中的一个环节，它根源于生产的技术性偏差。以 19 世纪欧洲经济结构变动为背景，一些经济学家产生了经济波动源于个别产业变动不居的观点。白哲特曾经指出： 一个生产部门不景气会引起其它各生产部门也不景气，最典型的是农业，如果二三年收成不佳、粮价上涨，每个工业部门都会亏本，于是生产停顿、工人的工资和资本的活动减少；如果粮价长期低廉，工人就有大量余钱用于食物以外的各项其它开支，于是整个经济趋于繁荣。考茨基则把工业波动归结于某些工业部门兴隆的自然结果。西方国家 70 年代后出现的经济滞胀局面， 极大地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及与此相关的需求管理政策的权威地位。供给学派应运而生，他们重新研究并肯定了萨伊定理，确认一切经济问题包括经济波动源于生产，而不是分配或需求领域。

2. 交换论。把经济波动归因于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自发地破坏供求均衡的思想由来已久。19 世纪的比利时经济学家德·拉弗勒确立了如下观点： 经济波动常常由贵金属的外流引起。朱格拉尔认为，波动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物价周期性波动，现代西方货币学派则一方面复活了古典学派的货币数量说，一方面赋予这一学说新的立论基础和内在逻辑体系。他们把货币供给量变动对需求总额和需求结构的影响视为引致经济变动的根本性原因。

3. 分配论。马尔萨斯以其对生产和消费关系的特殊见解为理论前提， 判定工业波动的发生是由于有钱阶级的非生产性消费赶不上生产的增长，而这与分配制度直接相关。洛贝尔图斯认定经济波动是由于工人在国民产品中所占的份额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缩小引起的。

选择某一角度，把某一领域的某种问题，理解、论证为具有充分影响力和扩散效应的力量，进而将其它一切领域的重要问题与这一力量联系起来， 把这些问题阐述为这一力量的派生物。概言之，把经济波动最终归结为某一经济问题的连锁反应的结果。

这表现在人们的论证过程总是依循这样一个经济哲学：波动的产生和发展及消失，归根到底是由于某一问题的发生或某些问题的并发直接或间接触动了供求关系，而供求动荡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原有矛盾，引起新的矛盾。如此循环往复，经济波动最终形成。

即：采用某种措施，首先使宏观经济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领域发生明显变化，然后进一步人为地使这一变化传播、扩散到其它领域，最终形成全局变动。这实际上是使国民经济各个局部在自身机制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强行追随某一局部的、很可能并不利于自身建设的变动步伐。因而事实一再表明，这种调节常常以新的矛盾的出现和某些旧有矛盾的强化为其效果的代价，有时代价远大于效果。

这是因为，每一个经济行为都与其他经济的或非经济因素有着一定程度的内在本质联系。一旦把这种联系分割或削弱，行为自身的存在就会失去必要条件。而且，其条件对这事物的影响，要通过这种条件的相应配合，否则， 影响就不会发生。

有必要指出，我们所说的宏观经济内在不平衡性和西方非均衡学派观点

并不一致。关键性差别在于：非均衡学派虽然肯定供求总额不会相等，但认为通过有效的数量调节可以实现均衡；而我们则认为，不管采取何种调节措施，使用何种治理方式，宏观经济的理想性全面均衡都不会出现。不难理解， 人们可能要问，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确立这样的结论？这是不是说人们永远只能在动荡不安的经济社会中生活？

我们的结论，以下述两点客观过程为依据。

第一，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使用价值量供求绝对均衡状态是不存在的。因为：①供求时间矛盾无法避免。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都必须是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且，受种种难以改变的技术因素的制约，产量弹性区间往往较小， 但产品需求弹性区间却较大。不仅如此，产品需求又具有较强的随机性和季节性。可见，供求各自均存有自动脱离对方发展状况的本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当原材料供给发生变动或购买力总量及其区域分布、阶层分布发生变动时，便会以短缺或过剩来体现其存在的意义。②供求空间矛盾无法避免。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实体一般不会仅为所在区域进行生产，它的需求者大多分布在异地或异国；另一方面，对一个生产实体来说，很难同时兼具销售市场条件便利和原材料供给条件便利两种优势。也就是说，企业或是远离市场或是原材料获取条件不良是一般规律。因此，从全社会角度看，生产力布局和需求空间分布的矛盾是天然的、无法彻底消除的。这样，在一定时间内，任何一地的需求都可能难以全部得到满足，而此地的产品也很可能难以全部售出。事实上，即使此地产品供求对象均已落实，交通运输条件也不可能达到足以使交易及时完成的良好程度。③货币介入必然引致供求矛盾。在商品经济社会里，生产者对财富的占有，首先体现为对货币的占有。但货币量实际上仅只代表着人们的有效需求量，而不代表有效需求结构和实物量。所以，即使假定全社会购买力总量和收入分布状况对生产总体来讲是一个已知数，甚至即使货币拥有者何时何地投放货币也为已知数，生产部门也不可能使其产品数量和产品结构与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完全重合。实际上，大致的重合也只是偶然现象。

当使用价值量供求自然性失衡，达到较高程度时，使经济增长或是表现为以短缺为特征、以供给约束为主导力的紧运行，或是表现为以过剩为特征、以需求约束为主导力的紧运行。

第二，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的绝对协调一致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在实际社会经济流程内，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是两个性质不同、意义不同、经济利益背景不同的经济过程。货币流通实行者不能左右商品流通者的行为方式、行为准则、活动范围；商品流通者同样也不能规定货币流通调节者的决策意识与行为后果。因为两者是不同的利益主体。作为货币流通的具体实行者和调节者的银行系统，在确定货币流通量、贷款额度和货币流向时，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保持和增长。如果某种经济业务不能带来较大利益，即使这种经济业务更有利于社会利益或有利于其自身长远利益，它也很可能不去从事。它们往往注重短期利益和获取风险较小的利益。这是实际生活中反复出现的现象。因此，货币流通总额常常超前或滞后商品流量。另一方面， 投资需求和消费资料需求的变动，分别受制于投资主体的利润预期、产品需求预测、评估和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收入总量水平。当众多投资主体预期总需求即将膨胀或认定某类投资可以带来更大利益时，就会形成巨大资金需求，强迫货币量在没有物质资料保证的前提下超前增长。消费资料需求的过

度膨胀可以引起同样问题。这是由商品实物量需求引致的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的相互背离。

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不相协调的突出后果是价格波动。而一般来说，经济波动常常以价格波动为先导因素和逐渐发展的条件。

换言之，它的种种经济后果，人们完全不必付出多少代价就可以承受， 属于经济生活的正常内容。促成经济波动出现和加剧的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必须通过它、以它为条件，才能影响经济波动。

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引导，通过具体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财政政策等的实行来实现。这些政策的具体内容，依政府自身的阶级性和其对经济状况的判断而定。如果政府的诸类经济发展政策符合客观实际，那么，现有的经济矛盾就会消除或得到缓解。反之，则会先后或同时加剧各种经济矛盾，甚至直接引起经济波动。较为普遍的现象是，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总是对经济运行同时或先后产生正负两种效应，常常或是引起需求变动超前供给变动或是导致供给变动超前需求变动；当然，它也会促成经济比例关系失调及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的不合理性逐步强化。因此， 所谓成功的经济发展政策实际是利大于弊的发展政策，而不是十全十美的发展政策。资本主义社会中因政府经济发展政策造成的经济波动一般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引起工资增长率相对低于投资增长率和产品总量增长率。在这一条件下，起初各方你追我赶，力图形成相互协调局面，因而经济繁荣；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努力归于失败，投资增长率刚性和产量增长率刚性持续加强，工资总量增长率相对弱化，经济萧条随之逐步出现并日渐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中因政府经济发展政策失误出现的经济波动则体现为这样一个过程：错误的产业发展战略及与此相关的盲目追求高产值、高速度不断加剧总供求和供求结构性矛盾，过剩条件下的短缺和短缺条件下的过剩同时并存，日益强烈、普遍，当这一局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萧条便会取代繁荣。

政治对经济的决定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在何种社会条件下，无论是在何种经济区域内，经济波动多少都与政治活动有关。事实上，前述两类制度因素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要以政治制度的保证为前提条件的。经济波动的发生、发展，并不一定伴随着政治革命或政治制度大范围改革及政治权利的再分配，但却必然要以政治制度中的某一局部的特殊作用为充分必要条件。战争引起经济波动，实际上就是由于政治制度内部权利分配机制的变动。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波动，很显然是由于资本主义政治保护了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我国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经济大波动，则完全是极“左” 政治路线的产物。

我们在考察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波动时，产生了同样的偏差：不是从政府角度，就是从企业或个人角度说明、预测经济波动。其结果，我们的调节政策常常具有治标不治本的特点，而相应的经济改革方案也常常具有利益预期值过高、困难估计面小因而实效性小或成功周期过长的特点。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人口状况如果与经济规模不相协调，经济运行迟早会发生倾斜。人口相对过剩，会形成消费品需求和就业需求超越产品供给与就业机会供给两种压力。前一种压力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出现的“良好条件”，后一种压力则是失业扩大、效率低下状况交替或同时存在的“有利”基础。两种力量后果

的结合，使经济波动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劳动力短缺同样会促成供求失衡。因为人口数量与消费量不一定成正比，而劳动力短缺却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产品总量短缺和结构性短缺。

经济结构变动不是恒常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经济结构变动意味着产业结构、生产资料需求结构、消费品需求结构等发生变动。而受资源供给量及其空间分布、开采利用技术和交通运输条件等不可控或难以改变特点的影响，生产变动和需求变动很难步调一致。这样，经济运行就很难平稳进行。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事前选定适应自己经济发展现状的国际经济

环境，而国际经济环境却总是和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直接相连。这是由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内在国际一体化所决定的。因此，如果国际市场发生波动， 如果相关产品供求状况发生较大变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波动。这种波动是正常的，是外部事物的反映，同时也是自身机制的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