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哲学史的史料来源

哲学史的史料来源和政治史不同。在政治史里,史料的来源是历史家, 这些史料又以各个个人的言论事迹为其来源;——不从原始史料研究的历史家当然是从第二手史料中去汲取的。历史家业已把事迹写进历史,写成想像的形式;历史这个名词有这么一种双重意义:它一方面指事迹与事象本身, 另一方面又指那些通过想像为了想像而写出来的东西。在哲学史中史料来源并不是历史家,而是我们面前的那些史迹;这就是哲学著作本身。这些著作本身就是真实的来源,如果我们要想真诚地研究哲学史,就应该去接触这些史料。若只是从原始史料去研究哲学史,这些著作确是一个极丰富的宝藏。有许多哲学家,我们研究他们时绝对需要借重作者本人。不过有许多时候, 原始史料已经不复存在,譬如古代希腊哲学便是如此,这时我们就必须借重历史家,借重另一些作家了。还有一些时代,可以希望有一些人读过哲学家本人的著作,并且为我们作下一些摘要。有很多经院学者曾经留下了十六、二十四以至二十六巨册的著作,在这种场合就必须借重别人的作品了。有许多哲学著作很少见,非常难得。也有许多哲学家写的书大半是历史性质、文学性质的,我们蒐集材料的时候就可以限于包含哲学的部分。最值得注意的关于哲学史的著作有下面几种,关于详细书目,请参考文德从邓尼曼的哲学史所作的摘要,因为我不想列出详尽的文献。

  1. 早期的哲学史中,只有一本可以读一读,就是斯丹雷的“哲学史”

(History of Philosophy by Thom.Stanley。一六五五年伦敦版,对开本; 一七○一年第三版,四开本;奥勒阿留译为拉丁文,一七一一年莱比锡版, 四开本)。这本书已经没有什么人用了,只包含着古代的那些宗教式的哲学派别,——好像没有近代哲学存在似的。这本书以当时的流行观念为根据, 认为只有古代哲学存在,哲学的时代到基督教便完结了。好像哲学只是个异教的东西,而真理只存在于基督教里面似的。他对真理作一种分别,把从自然理性里创获来的真理(古代哲学)与启示的真理(基督教里的)分开,于是在基督教里就不复有哲学了。在文艺复兴时代,还没有真正的哲学。斯丹雷的时代不用说也没有;不过真正的哲学还太年轻,老一辈的人还不能对新的哲学表示尊敬,承认它有其相当的价值。

  1. 布鲁克尔的“批评的哲学史”(Jo.Jac. Bruckeri Historiacritica

    philosophiae 一七四二——一七四四年莱比锡版);分四部分,或五册,四开本;因第四部分占有两册。第二版未加改订,但是加了一个附录,一七六六——一七六七年出版,四部分,四开本六册(第四部分订为两册,第六册是附录)。这是一部大规模的编纂书,所根据的材料并不纯是原始史料,而是依照当时的流行方式夹杂着议论编成的,叙述得非常不精确(参看本书第四十六页)。这种方法是彻底非历史的;而运用历史方法的重要,莫过于哲学史。所以这部著作是一个笨重庞大的无用物。从这部书作出的一篇摘要是: “ 布 鲁 克 尔 哲 学 史 概 要 ” ( Jo.Jac.Bruckeri Institutiones Historiaephilosophicae,usui academicae juventutis adornatae 一七四七年莱比锡版,八开本);一七五六年莱比锡第二版;第三版博恩编, 一七九○年莱比锡出版,八开本。

  2. 提德曼“思辨哲学的精神” (Dietrich Tiedemann’s Geistder Spekulativen

    Philosophie 一七九一——一七九七年马尔堡版);七册,八

开本。他在这书里把政治史讲得很冗长,但是一点生气也没有;文字僵硬而不自然。全书是个可悲的例子,说明如何一位终身从事研究思辨哲学的教授, 却对思辨一点认识都没有。(他对茨威布鲁克版柏拉图对话所作的撮要也是这个样子)。他从哲学家的著作里作提要,只要是遇见有抽象的形式论证的材料,他就摘抄下来;但是一到有了思辨的哲学思想,他就发脾气不抄了, 说这都是些空洞烦琐的东西:“我们知道得更好些”。他的功劳是从一些罕见的中古著作里——从中古的卡巴拉派和神秘主义著作里——作出了一些珍贵的摘要。

  1. 布勒:“哲学史教程”和一篇哲学史的批评的文献。(Joh.Gottl. Buhle:

    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一七九六——一八○ 四年葛廷根版);共分为八部分,八开本。古代哲学史是论述得很不相称地简短;布勒越到后面,写得越详细。他从罕见的著作里,例如布鲁诺的书里, 作出了许多很好的摘要,这些书是葛廷根图书馆的藏书。

  2. 邓尼曼的“哲学史”(Wilh.Gottl.Tennemann’s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一七八九——一八一九年莱比锡版);共十一部分,八开本(第八部分经院哲学占两册)。各个哲学系统都写得很详细,近代哲学写得比古代好。近代各家的哲学是比较容易讲的,因为我们只消作一个提要,——翻译一下就行;近代的哲学 思想是离我们很近的。古代哲学家情形便不同,他们站在概念的另外一个观点,因此比较难以把握。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邓尼曼遇到这种地方,便简直要不得。譬如邓尼曼对亚里士多德便讲错得很厉害,他恰好把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反面说成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如果把邓尼曼认为与亚里士多德相反的那些思想加以接受,倒可以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邓尼曼的态度忠实到把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句子或段落都一一注出原文,弄到原文常常与译文矛盾。邓尼曼认为重要的是历史家不应当有哲学。他自夸没有系统,但是骨子里他却有一个,——他是批判主义的哲学家。他赞扬哲学家,赞扬他们的研究与天才;但是在赞美歌的结尾处他却把他们都谴责了,说他们都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还不是康德派哲学家,还没有研究知识的来源,而这种研究的结论却是真理不可知。

关于编纂的书可以举出三种:(一)阿斯特的“哲学史纲要”(Fricdrich Ast’s Grundriss ein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一八○七年兰兹■ 版,八开本;一八二五年二版)。这部书写得比较精心,大部分是谢林哲学, 只是有点紊乱。他以一种有点形式主义的方式把哲学分成理想的与实在的两种。(二)文德教授(葛廷根大学)的“邓尼曼摘要”(Prof. Wendt’s Auszug aus Tennemann 一八二九年莱比锡第五版,八开本)。我们觉得很奇怪,这部书里把什么东西都说成了哲学,毫无分别,不管有意义没有。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随意依照一个原则去乱抓材料;因此人们总觉得自己讲出了一点新的、深刻的道理。这种所谓新哲学,简直像菌子似的,不断地从地里往外长。(三)李克斯纳:“哲学史手册” (Rixner: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苏尔茨巴赫版)三册,一八二二——一八二三年初版,八开本,一八二九年增补再版是最应该介绍的;然而我还不想说他这书已适合了一部哲学史的一切要求。有许多方面是不应该称赞的,不过每一册后面的附录却特别有用,里面引用了许多主要的原始材料。文选是需要的,尤其是古代哲学家的文选;在柏拉图以前的哲学家方面,可供选录的材料并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