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难民潮
风卷黄沙弥漫天,百万侨民遭劫难; 为逃活命全不顾,饥饿病死惨又惨。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沦为难民。这支庞大的难民队伍, 像一股股汹涌的海潮,他们涌向沙特,涌向安曼,涌向科伊边境,涌向任何可以逃生的地方。据约旦官方统计,自 1990 年 8 月 3 日至 9 月 15 日,仅仅
涌入约旦的海湾难民就达 50 万之多。
科威特是一个小而富的国家。它以拥有大量的石油美元著称世界,仅在西方国家的资产就达 1000 亿美元,还有王室资产 500 亿。科威待全国约有
190 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国侨民。科威特的建设和生产主要依靠外国的
劳动力进行。在外侨中,约旦和巴勒斯坦人约 40 万、印度人 18 万、泰国人
16 万、埃及人 15 万、斯里兰卡人 10 万、已基斯但人 9 万、菲律宾人 5 万。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后,伊拉克当局允许滞留科威特的亚洲和非洲侨民、
劳工取道巴格达一约旦一线回国。于是众多的外国侨民为逃避战乱,纷纷出走,形成了百多万人的难民潮。另外,也有一些西方人不甘被扣作人质,不顾一切地想方设法逃离险境。演出了——幕幕大逃亡的人间悲剧。
中东的 8、9 月,天气炎热,伊拉克沙漠的气温高达 40—50 摄氏度,然而逃亡的人群仍然络绎不绝。各种车辆上都挤满了人,还有人爬在公共汽车的车顶上,有人“挂”在卡车外面的车帮上。炎热的天气使人饥渴难受,有的人昏过去了,有的汽车抛锚了。沿途不时发现丢弃的难民尸体,有时甚至可以看到大人小孩渴死在沙漠中的惨状。但这一切都没有吓住逃难的人群, 他们只是朝着一个方向——约旦边界,拼命涌去。
在边界上,疯狂的人群就像背后有魔鬼追赶似的,急切地希望一步跨入约旦境内。伊拉克和约旦双方的边境警察,有时不得不鸣枪示警,以维持过境秩序。
过境站滞留着成千上万的难民,主要是阿拉伯及亚裔侨民。他们为避免战乱,忍辱负重地涌到这个出境口。有个巴基斯坦侨民原在科威特一家汽车修理店工作,十几年省吃俭用积蓄了两万多第纳尔,存在银行里。伊军一到, 修理店遭抢,银行倒闭,只落得个身无分文,带着一个小行李包逃到这里。还有人说,伊拉克当局曾警告科威待人,如果帮助或藏匿外国人,将会被吊死。侨民们不想因躲藏而连累别人,只好回国。由于过境的太多,不少人已在此停留好几天了。食物、水都是大问题。人人心急如焚,个个怒气冲天。
公路上挤满了等候出境的汽车。天渐渐黑了,人越聚越多,骂声、哭声交织在一起。等得不耐烦的人群中,不知谁大声吆喝了一声:“冲啊!”所有的汽车马达全部发动了。伊军士兵一看,马上向天空打了几个照明弹,然后机枪子弹曳着火光四处乱飞。当人们醒悟过来这是示警后,便不顾一切开着车向前冲。士兵们急了,将枪平端,迫使车流停了下来。人们刚一看见士兵稍有懈怠,又向前冲。就这样一点一点往前蹭。双方一直“较量”到深夜, 伊军士兵也累得坚持不住了。士兵们怕开枪触犯众怒,可拦又拦不住,最后无可奈何地假意阻挡了一下,便“放行”了。
在逃难的外国人中多数为亚洲人,也有少数欧洲人。一位名叫斯蒂法妮·麦吉的美国妇女逃出伊拉克后说,她同其他几位西方人化装成科威特人, 雇了一位科威特司机,晚上悄悄地溜出了科威待城。当他们从柏油马路上转
入沙漠小道时,突然被伊拉克士兵发现,麦吉出示了她的一位黎巴嫩朋友的身份证,竟然没有被识破,只是要她们调转车头返回。他们往回赶了一段路后,又开进了沙漠。麦吉说:“当时我吓坏了,出了一身冷汗。”她还说, 伊拉克军队命令所有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在一家科威特旅馆集中,但是,“就我所知,没有人响应。每个人都急切地想法逃出科威特”。
入侵事件发生后,大批外国人本来就匆匆忙忙地逃离这一地区,伊拉克的“人质盾牌”行动,更加剧了逃亡浪潮。一对侨居科威特的英籍夫妇,向前去采访的记者叙述了他们逃出“虎口”的曲折经历。
乔希和他的夫人比玛娜都是入了英国籍的尼泊尔人。乔希从伦敦剑桥大学医科系毕业后,使留在英国的一家医院里工作,几年后取得了英国国籍。他在听说科威特康复医疗中心招聘医护人员后,便抱着到石油王国“采金” 的心理来到科威特。夫人也随他一起来了,有个舒适的家,日子过得满不错。8 月 2 日伊军侵占科威特,伊拉克宣布西方人不准离境,被扣作人质,而其
他国家的只要持有 30 天以上护照的任何技术人员也被限制出境。因为伊拉克担心,大量的技术人员出走,会使科威特经济受到影响。
一天,乔希夫妇从收音机里听到,美国已调兵遣将到了沙特,一场大战迫在眉睫。他们分析了各方面情况,下定决心离开科威特。8 月 29 日一早, 乔希身着长袍,头戴白巾,一副阿拉伯人的传统装扮和夫人比玛娜随同 84 名尼泊尔难民一起挤上了两辆运送牲畜的卡车离开了科威特。
车子的四周是铁栅栏,车内散发着牲畜的臊臭味。大家拥挤在一起,像被押送的囚徒。卡车晃晃悠悠,不紧不慢地在公路上跑着,不时还要在路旁停下,为军队的坦克、大炮让路。到了伊科边防检查站,一个伊拉克军官围着车子转了一圈,便让他们派人办理过关手续。乔希夫妇不敢交出护照,只是坐在车内佯装“哑巴”。由于过往行人太多,士兵们没有仔细核对,就将卡车放行了。这时,乔希夫妇相视一笑,庆幸虎口脱险。
出了伊拉克边防哨卡,离约旦边关还有 70 多公里,中间一片沙漠地带, 车子不能再向前开了。人们扶老携幼,默默无言地扛着行李艰难地向前跋涉。沙漠中黄尘滚滚,沙土飞扬,人影在沙尘里闪动着,只听到脚底下刚刚的声响和大口喘息的声音。不时有年老体弱者倒毙在路边。死者的旁边,亲人们哭得痛不欲生。
乔希夫妇经过 3 夭 3 夜的跋涉好不容易到了约旦的罗维什德边境站,他们被安排到萨阿尼拉第一号难民营暂注下来。这个建在沙漠上的难民营,有数千个简易帐篷,住着 3 万多难民,绝大多数为亚洲侨民。他们看到精疲力竭的难民横七竖八地躺卧在空地上。有的地方苍蝇成群,臭气熏天。每日向难民分发大饼和饮水时,都会为抢夺而发生斗殴。难民们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苦苦地受着煎熬。后来,乔希夫妇几经周折终于取道安曼回国了。在临上飞机前,他们回顾了这段永生难忘的经历,除了庆幸平安脱身外,还无限感慨他说:“愿世界上再也不要发生战争!”
然而,逃到约旦的难民也没有完全摆脱困境,有些人已身无分文,无法回国。一位名叫理查德·德米罗的印度人不得不卖掉自己花了 2.1 万美元购
买的一辆 1990 年型“雪佛莱”轿车,但是愿意购买的人只愿出价 200 美元。
仅在 8 月 22 日这一天,就有 4.2 万人逃进了约旦境内,这是海湾危机发生以来逃亡人数最多的一天。约旦国王侯赛因于当天不得不宣布关闭边境, 因为他们无法承受这种局面造成的压力。
约旦人口 300 万,自 1990 年 8 月 3 日开放边界以来,数十万海湾难民涌入,给约旦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使约旦不堪负荷。海湾危机发生后,约旦居民因担心发生大规模战争,早已开始抢购粮食,致使约旦当局已采取凭证供应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措施。数十万海湾难民每天需要消耗大批食粮,但据约旦官方人士说,约旦每天只能向难民供应大饼 10 万张。为难民提供食品,使约旦当局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难民们经过长途跋涉逃至约旦,身体十分虚弱。难民中已有不少人中暑、腹泻、虚脱,或心力衰竭,有些人已经丧命。萨河拉尼第一号难民营诊所的志愿医生易卜拉欣说,每天上午到他诊所看病的难民多达 300 人。难民营卫生条件差,不少难民随处大小便。
约旦王储哈桑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海湾难民问题。约旦的呼吁得到了迅速地反应。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立即给予紧急援助。
据约旦官方统计,援助总额达 1.78 亿美元,食品、药品、帐篷、毛毯及其他必需品源源不断运来约旦。即使如此,由于难民涌人数量过大、过猛, 教援只是杯水车薪,难民仍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
阿梅代·梅西埃和雅内勒·塞利尔是对老朋友,俩人都是法国人,又都是海上钻井船的船长,搞了 20 年的海洋石油钻探了。为了避免陷入“人质” 的残酷境地,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逃出虎口。他们认为,不存在选择的问题,不能无所作为地被当作“人质牌”,他俩一直在秘密地做着逃跑的准备工作。方案是从海上乘船逃走。首先是要搞到船,船不能大,船大目标大, 不易隐蔽航行。伊拉克总担心美军从海上进攻,警戒很严,所以船还要避开雷达搜寻。他们想到了钻井船上的救生艇。救生艇的外壳全是用塑料做成的, 可以躲过雷达的监测,船体又不大。
他们考虑到,救生艇只有 8 米长,发动机才 15 马力,最多可连续航行
40 小时,没有人接应是不行的。阿梅代找来了一部电台,设法与他在新加坡槁海运的合伙人伯努瓦取得了联系。他的朋友答应帮忙,于是朋友马不停蹄地动身到了阿布扎比,在那里租到一条拖船,等候阿梅代行动日期的通知。没多久,3 个英国人要求加入他们的逃亡行动,其中一名是高级工程师,一名是技师,一名是船长。这些决定出逃的人在悄悄地加紧准备,做了个减少发动机噪音的装置,那位技师又在上面加了一根排气管,使噪音更小。雅内勒四处收集航海资料。他们特别小心谨慎,唯恐引起伊拉克人的怀疑。
行动日期定在 10 月 1 日,这一天是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日。他们指望这一天伊拉克的海上巡逻会减少,警戒会放松。另外,当天晚上,百多名亚洲工人因合同到期将全部合法地离开工地,伊拉克会大大减少管理人员,这有利他们的行动,阿梅代将行动日期通过电台通知了伯努瓦,请他到距科威特 60 多海里的海湾水域等候接应。
就在 10 月 1 日下午 1 点钟,他们把救生艇从钻井船上放入水中,给发动机加满了油,然后启动了。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船舷,嘭嘭作响。船后卷着漩涡,冒着白色泡沫的尾波在大海中划出一条长长的线,宛如一把刀子切开了海面。一路上都是好天气,天空是铅灰色的,又有足够的雾气可以构成提供隐蔽的一层薄幕。下午 3 点左右,快要经过乌姆卡斯尔海岸基地了,这里是整个航行最危险的地区。当时还是伊军的午睡时间,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们把救生艇的速度放慢,阿梅代手拿钓鱼杆坐在船尾,一副渔翁垂钓的样子, 可目光紧盯着基地。船轻声地滑过水面,陆地渐渐退去,逃亡者们顺利地通
过了乌姆卡斯尔水域,向着深海驶去。他们一行 5 人紧绷的心弦松弛下来, 禁不住感到一阵欣喜。“脱险了!脱险了!”他们互相紧紧握手。
海空清澈,万里无云,救生艇加速前进。又大约航行了四五个小时,在太阳投进海洋的怀抱、夜幕将大海紧紧包裹起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艘伊拉克的巡航战船,救生艇静悄悄地停下,众人紧张地注视着那移动的黑影。幸好救生艇没有被发现。月亮升起来了。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海面银光闪闪, 他们又迎着海风全速行驶。
他们本打算向东南方朝伊朗的方向航行,尽快地离开伊拉克水域,到达伯怒瓦拖船等候的地方。可航行了大半夜也没有见到拖船,他们迷失了方向。直到东方绽出鱼肚白色、天边出现曙光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小艇是在向南航行。当那弥漫的薄雾渐渐消失时,水面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座钻井平台。大家都迷惑不安,是哪国的?小船向平台驶去,在离平台 100 米的地方,终于看清了悬挂着的国旗,那是沙特阿拉伯的绿色旗。“我们终于逃出来了!我们逃出来了!”5 个人相互拥抱在一起互相叫喊着。这仅是海上逃亡的一例, 据说在他们之后,还有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人为了逃亡而在海上进行“偷渡”呢!
逃亡!逃亡!人们除了从陆上、海上逃亡外,还从空中逃亡。新华社驻巴黎记者沈孝泉,以《一岁半人质脱险记》为题报道了一个法国婴儿从飞机上“偷渡”的经过。
安德烈·巴尔比是法国布尔计算机公司驻伊拉克分公司的销售经理,3 年前携同妻子卡罗琳娜和两个孩子来到巴格达工作。7 月底,卡罗琳娜带 4 岁多的大孩子回法国度假,一岁半的佛罗利安和父亲留在伊拉克。几天之后, 海湾冲突爆发,佛罗利安就成了年纪最小的“人质”。此后,已尔比和他的妻子分别在巴格达和巴黎同有关当局反复交涉,希望从人道主义出发释放这个只有一岁半的婴儿,但没有结果。
说来事有凑巧,法国电视一台著名的新闻记者巴提科·普瓦尔·达沃在伊拉克政府首肯下,作为西方第一批记者来到巴格达进行采访。采访之余, 达沃对小佛罗利安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他出面同伊拉克新闻部长交涉,恳请作为“例外”予以照顾,但遭到拒绝。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巴尔比和达沃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冒险行动。
8 月 20 日上午,法国电视一台采访组一行将乘专机离开巴格达回国。巴尔比给刚刚睡醒的佛罗利安喂了半奶瓶香摈酒,小家伙在酒精的作用下,不一会儿就安然入睡。于是,巴尔比用毯子和几层尿布把孩子包裹起来放进一个帆布旅行包里,临走还没有忘记把孩子喜欢的绒毛青蛙也装了进去。
等待在旅馆的达沃从巴尔比手里接过这个特殊旅行包,便和采访同事一起匆匆赶往机场。机场大厅内旅客不多,却布满了伊拉克军警。对于出境的西方人检查得格外仔细。不知怎的,小佛罗利安竟在这时候醒了,啼哭不止, 手脚乱动。达沃背着这个旅行包从军警身边走过,紧张至极。幸亏采访组的其他人见机立刻围拢过来,大声说笑,才掩盖住婴儿的啼哭之声,顺利地走上飞机。几小时之后,他们一行抵达安曼。达沃给巴黎打去长途电话告诉婴儿的母亲:“我将给你带去一件惊人的礼物!”次日凌晨,在巴黎机场上, 佛罗利安终于和他的母亲团聚了。
和外国难民比起来,中国在科威特的劳务人员要算幸福得多了,他们受到了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保护。随着科威特局势越来越恶化,8 月 13 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果断地作出了“不惜一切代价接运我劳务人员和侨民平安回国”的决定。
14 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的谈话:“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措施撤离并接回滞留在科威特的中国公民,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将负责照料和组织中国公民的撤离。”
到 1988 年末,中国在科威特的劳务人员达 1.5 万人,后因承担的项目已大部完工,又没有新的项目续签,有些人已陆续回国。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 在科威特的中国劳务人员仅剩 4700 多人。滞留在科威特的中国人员听到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决定后,激动不已,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根据国内的指示,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立即讨论和落实撤离工作。会上决定了撤离的原则:劳务人员撤离和使馆人员缩减;劳务人员先撤,使馆人员后撤;群众先撤,干部后撤;馆长和少数同志留守,必要时最后撤。如果台湾和香港同胞提出给予撤退帮助的要求,则尽力满足,不要丢下一个同胞。交通工具,特别是车辆,这时跟生命连在一起,护车备油成了头等重要
任务。使馆为确保撤离行动顺利进行,向伊拉克方面提出了给予协助的要求。在伊方答复之后,把撤离时间定在 8 月 20 至 24 日。第一批共 1818 人,20 日出发;第二批 1452 人,22 日上午出 发;第三批 975 人,22 日晚撤离;第四批 454 人,23 日撤离。一些提出请求的台胞、港商和华人随同撤离。
8 月 20 日早上,第一批撤离的人员在弹痕累累的科威特电力部广场集合登车。车队安排了领队、副领队,每辆车均有车长,还备有必要的食品、饮水、药品和汽油。车前玻璃上贴着车号和五星红旗,车身有用阿文、英文和中文写成的“中国”字样。车与车之间规定了联络信号,以便前呼后应。7 点整,当车队徐徐开动时,人们频频挥手,“北京见!”“一路平安!”的呼喊声响彻科威特市上空。
在快到伊科边境时,车速放慢。只能容三辆车并行的公路上竟形成五六辆汽车一起挤行,不少汽车还从两边沙土地上抢着“夹塞”。到了离边界约两公里处,车队被冲散,上万辆汽车拥挤不堪,真是水泄不通,寸步难行! 叫骂声、喇叭声交织在一起,不绝于耳。为了节省油料,车内不能开冷气, 车身被太阳一晒,温度比外边还高,人们只好走出汽车,在 50 多度的气温下
“乘凉”。这样熬了两个多小时,才见车流缓缓向前移动。车队于 22 日凌晨到达伊拉克—约旦边境。同日,这支浩浩荡荡的中国车队经过千里跋涉到达约旦首都安曼。中国驻约旦大使向大家转达了国务院的慰问,并告诉大家, 中央派了 5 架专机来接撤离人员。人们眼里噙着泪水,热烈鼓掌欢呼:“祖国好,社会主义的祖国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这次中国劳务人员的大撤退还有一个组成部分,那就是台湾派往科威恃的承包建设工程人员的平安撤离。他们因没有政府机构的保护,处境更加艰难。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大力相助,使他们安然脱离险境,谱写了又一部“海峡两岸一家亲”的新篇章。
刘正瑞是台湾中华工程公司科威特工地负责安全的督导,该公司的业务是维修科威特国际机场的跑道。伊拉克入侵后,机场成了重点警戒区,台湾劳工们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刘正瑞后来回忆起滞留科威特的日日夜夜时, 感慨万端。他在发表于台湾《中国时报》上的一篇手记中这样写道:
当我们的车队在 8 月 22 日凌晨踏过约旦和伊拉克交界的边境、离真正的自由之地还有数公里之遥时,我突然害怕这个垂成的自由希望在最后关头破
灭。所以当看到自己人沿着车队找到我们并喊着“你们自由了!你们安全了!” 时,我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回想过去 10 多天的日子里,几度被伊拉克的士兵用枪顶着肚子、脊背,眼看着辛苦经营的工程不保,整日里受战火、枪炮威胁,所有感触都在一刹那间涌上来,一幕幕胆战心惊的画面又在脑中出现。这 18 天,就像一场噩梦⋯⋯。8 月 2 日,鉴于科威特的危险局势,中华工程公司驻科威特经理丁光渝打电话给台湾“外交部”驻科威特代表葛延森, 问起有没有撤退劳工的计划。葛回答说“没有”。丁光渝问:“对这里的劳工兄弟的处境如何考虑?”葛延森说:“我这个办事处也不是正式的政府机构,力量有限啊!”“那怎么办?”“我现在也自身难保,只好请各位自求多福了。”
当在科劳工的生命安危系于一发之际,台湾“外交部”的葛代表竟然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当丁光渝放下电话,把这一答复转告大家时,群情激愤, 焦急、失望、愤怒、沮丧⋯⋯人们心情更加沉重。“怎么办?”经过开会研究,并向公司总经理报告,尽快做好准备,安排撤退。
局势越来越危险了。刘正瑞又为随队来的家眷发愁,要想个办法把她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到哪儿去好呢?“对,找中国大使馆!”第二天,他找到中国大使馆。毕竟是骨肉同胞,使馆人员立即热情答应提供帮助,将大部分劳工接到使馆商务处住了下来。
台湾“外交部”代表葛延森早已自己逃跑了,台湾方面又始终没有撤退计划传来,形势越来越紧张。在此情况下,刘正瑞通过中国驻科威特工程公司向中国大使馆探询“能否帮忙撤退”。中国使馆向国内请示,得到的答复是:“尽力照顾好台湾同胞,撤离时要优先照顾。”当刘正瑞将此消息告诉大家时,台湾劳工们一片欢腾。在这孤立无援、求助无门的情况下,祖国大陆伸出了援助之手,有些人激动得哭了。
撤退时间定于 8 月 18 日,路线是从科威特经巴格达再到安曼,这是伊拉克政府唯一开放的线路。大家立刻分头准备。后来,由于工程方面的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毕,一直拖到 20 日,车队才跟随中国使馆的撤退队伍一起出
发。这次撤退,中华工程公司技术人员及家属共 136 人。中国大使馆给每人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使馆的人员还表示,如果到安曼后搭机返台有困难,可安排他们先乘中国民航飞机到北京,然后取道香港转赴台北。对这种无微不至的安排,台湾的劳工个个感激万分,提出要以重金酬谢。使馆人员坚辞不收。他们说:“我们是一家人,骨肉同胞情谊难以用金钱表达。”经过长途跋涉,走了三天两夜,车队于 22 日凌晨通过了伊拉克最后一道
关卡。中华工程公司的何总经理及两位副总经理在约旦境内迎接。当他们看到带队的中国有色金属公司驻科威特经理陈若颐时,几位泪不轻弹的男子汉却抱头痛哭起来。
何总经理说:“谢谢大陆同胞的关照,我实在没法用语言感激你们啊⋯⋯”
陈若颐赶忙回答:“这都是应该的,我们是一家人嘛!”
分别时,大家互相握着手,挥动着臂膀,两眼噙满了泪水。“再见!再见!”‘再会!再会!”人是暂时的分离,心却永远地相连!
海湾危机牵动了全世界人们的心,欲知美苏两个大国加紧磋商的情况, 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