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若干空想因素

毛泽东忠贞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的选择，希望尽早在中国大地建成社会主义，使广大人民过上理想的幸福生活。这正是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格的表现。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我们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是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①这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诚之言。邓小平这里所说的中国过去犯了性急的错误，主要就是指毛泽东领导的那一段而言。

我们分析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急躁冒进，有些思想、主张、决策，不是一般工作中要求过急、主观不符合客观的问题，已经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空想因素。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空想因素，是指那种从总体上离开了当前阶段的社会现实基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方案、模式。这种空想因素可以列举以下一些。

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制度。

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制度，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恩格斯在晚年写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39—140 页。

的一封信中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同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②但是，改变所有制，也就是说，消灭某一种生产关系，不是可以凭人们的主观意志任意地进行的。要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当某一种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那种生产关系是不会灭亡的，人为地让它灭亡了，还必然会以某种形式重新出现。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主要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成熟以前，是下会出现的，即使人为地制造出了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也是不能持久存在的。③我们国家经济比较落后，实现全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逐步实现。在这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必然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可是，在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就提出，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以后，他又说，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样，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了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在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生产关系不是在这个基础上稳定，马上就搞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刚匆促搭起架子，又要求在三四年或五六年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与此同时，毛泽东在 1958

年 8 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办了人民公社，就要把资本主义残余

（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逐步搞掉。以后，将这称之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这就严重离开了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现实情况。这当然行不通，不得不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实际同原来的合作社差不多。以后， 又多次在农村搞所有制升格。人们把这种离开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急于升格的做法，称之为“穷过渡”。“穷过渡”这个提法，形象地表达了空想的实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过去那种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为地拔高的生产关系，主要是人民公社，自然地消失了；过去人为地加以消灭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又自然地出现了。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了在所有制上搞“一大二公三纯”的空想性质。

第二，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企图实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 1958 年 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

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一条总路线提出以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企图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超常规的飞跃发展。在“大跃进”运动中，喊出了“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带有浓重空想色彩的口号。 “大跃进”也是从农村开始的。毛泽东提出苦战三年，使全国大部分地

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目标，以后，“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就成了农村大跃进的目标，而且，各地纷纷制定提前实现的指标。河南省提出，1958 年当年实现水利化，当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 12 年达到的目标。辽宁省也提出当年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在这种气氛下，各地都制定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高指标。这些高指标如果公开说没有实现，或者说不能实现，在当时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谁也不敢。于是就靠弄虚作假来搪塞，这就是人们说的浮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43 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3 页。

夸风。当时，亩产粮食数千斤，超万斤的所谓高产卫星，不断地放，而且， 公然刊登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现在看来，是极其荒唐可笑的，但在当时，我们却是那么认真地干这种事的。

在下面浮夸虚报造成的假象面前，我们的领导者，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产生错觉，以为这些都是真的，以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真能创造这样的奇迹。于是，在认为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粮食吃不了了）的错误判断的基础上，又发动工业的大跃进，主要是大炼钢铁，进而又要求各行各业都大跃进，形成了全面大跃进的畸型态势。

大跃进搞了三年，苦战三年，非但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随之而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

大跃进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因为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生产力，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中国的经济基础落后，科学技术水平很低，资金又很缺乏，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必须经过长期艰苦创业，才能逐步摆脱贫穷， 毛泽东提出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现实条件。至于在大跃进中，无论是在农业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采取的那些措施，如农业的深翻土地、密植（土地翻得越深越好，种植越密越好），群众用小土炉炼钢（用打碎的锅作原料、用砍的树作燃料），不但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而且是违背最基本的生产常识的。

第三，主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彻底的平均主义。

这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问题，但毛泽东在 1958 年将它作为一个直接实践问题。

马克思在讲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时说，实行按劳分配，是根据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给予一份相应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也是劳动量，所以，在这里，也是一定量的劳动与同量劳动相交换。这同商品交换中的等价交换是同一原则，但是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交换。马克思把按劳分配中这种按照劳动量领取包含等量劳动的生活资料（排除了剥削）的平等权利，叫做“资产阶级法权”。所以这样叫，仅仅因为这里通行的仍然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即等价交换原则，而绝不是说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马克思还指出，实行按劳分配，劳动者提供多少劳动，就可以领回相应的生活资料，权利是平等的。但是劳动者的智力和体力不同，每人的劳动所得就有多有少。还有，劳动者家庭人口有多有少，领取了同样的生活资料，由于家庭人口和负担的不同，生活水平也有差别。所以，从这样的角度看，按劳分配又是不平等的权利。但是，马克思说，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在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很明显：马克思原没有说资产阶级法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也没有说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因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就等于否定按劳分配本身。毛泽东恰恰在这两点上发生了误解。他认为资产阶级法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且，在大跃进中，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践要求。

在 1958 年 8 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讲到人民公社问题时，提出了通过人民公社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他认为，进城以后，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把薪水制说得神乎其神。按等级发薪水，什么都讲等级。他说，等级制度，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光有

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整风反右，反对官僚主义，干部下放，将军当兵，种试验田，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进一步的破坏。公社工资发给每个人，不发给家长；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开展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破坏。他提出，经过一两年的准备，要破除薪水制。①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依据毛泽东的意图组织张春桥赶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赞赏， 亲自为《人民日报》起草编者按语，将此文在《人民日报》发表（1958 年 10

月 13 日）。按语说，这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由此开始，在《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上连续讨论了二三个月。

毛泽东主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它的积极因素，比如，反对等级观念， 反对官僚主义，主张官兵一致等等。但这些东西从理论上说，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把资产阶级法权理解成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概念，但他的基本思想是想恢复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核心是废除工资制，实行供给制，实质是主张农民平均主义。毛泽东还把当时在人民公社中实行的吃饭不要钱，这样那样的不要钱，由公社分配给大家的做法，即供给制的做法，定性为是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萌芽。这样，毛泽东在理论上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主张实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实际上，这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实行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与我国历史上农民的平均主义很相似。

由上可知，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从主观上说，是企图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而实际上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反映。从这两重意义上说，都是空想。

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直接后果，是加深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助长了当时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第四，企图越过社会主义阶段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1958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这就是说，把实践共产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作为直接实践的任务提出来了。本书前面讲到，毛泽东此时认为，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到这时候，却已提出搞共产主义了。中央作了这种总的估计，下面就更急了。其实，在此之前，中央已决定在河北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了。而且，《人民日报》发表了徐水县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报道。参加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代表也去参观，全国各地都派人到徐水参观取经，很快在全国掀起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浪潮，各地都出现了一批立即或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先进”典型。根据常识，像这样的先进单位，不可能是自发出现的，而是领导有意培植的，是作为示范的。山东范县县委制定了 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规划（从 1958 年开始）。毛泽东看了极为赞赏，写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批语：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也可。”他要陈伯达、张春桥等去看一看。从 1956 年底，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由新民主

① 参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742—744 页。

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 1957 年到 1958 年 8 月，才一年半时间，就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要求。这样，实际上就不存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了。这是真正的超阶段。以后，毛泽东虽然讲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强调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社会主义性质，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另一种过渡，不能将两个过渡混淆。但是，他计算的时间表仍然是很短促的。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他在批判了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情绪后，说在 15 年或 20 年实现共产主义，仍然是超阶段。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究竟有哪些空想因素，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吸取历史教训，更准确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会有不小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