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

我们的一套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其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毛泽东很早就发现了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在 1956 年提出十大关系时，他说，听了中央 34 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这里面，就包括我国经济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还说，苏联方面最近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总结苏联的经验，总结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概括出了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也是十大矛盾。尽管当时还没有提出体制这个概念。但实际上，《论十大关系》是对我们的体制所作的第一次认真的剖析。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明显是体制问题；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是产业结构问题；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则是整个生产力布局问题。其实，今天我们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面也是很宽泛的，除了管理体制外，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等等方面的改革，也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除了经济体制外、

《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党与非党的关系则是政治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则既是经济体制问题，也是政治体制问题。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论十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文献，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原则，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根据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要求和原则。中央从 1956 年上半年开始着手抓体制改革。在《论十大关系》中，没有用体制的提法。但在开会研究时，就用了“体制”这个概念。当时的提法是“改进国家行政体制”， 实际是国家经济管理体制。这个改革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来阐明这一改革的意义。他说：“马列主义的原则是，上层建筑一定要同经济基础相适应，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各种制度要有利于把一切积极因素动员起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从这方面着想。”

①这就把问题提到了应有的理论高度。

在改革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听取意见，并委托陈云负责拟定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实施方案。经过 1957 年一年的努力，拟定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三个文件，经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并经人大常委会批准，决定从1958 年起实施。

毛泽东在 1958 年 2 月 18 日春节团拜会上说；“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这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我是历来主张‘虚君

①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787 页。

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 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①这就是这一次体制改革总的指导思想和要求。

1958 年 6 月，最后确定了企业下放的方案。决定将中央各部直接管理的

1165 个企业和事业单位下放 885 个，比例为 76％。当然，各个部的情况不同， 下放的比例也不相同。纺织部全部下放，轻工业部下放 96.2％，化工部下放91％，但各部都在 60％以上。这样的下放，步子是很大的。这反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心。1958 年 6 月 2 日作出下放的规定，要求在 6 月 15 日以前

完成。不到半个月时间，要改变 885 个企业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牵涉到一

系列复杂的问题），时间短、要求急，工作很粗糙，特别是 1958 年搞“大跃进”。大批企业事业单位的下放是在“大跃进”的同时进行的，对企业事业单位下放后会出现什么新的问题又缺乏估计（根本没有试点总结经验）。但是。当时从领导来说，决心既大，信心也很足。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于春节团拜那天发表。这篇文章提出，要“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力的大跃进。”实际情况是，各地很快就出现了大上基本建设项目，大量增加职工，平调国营企业设备和材料等问题，导致国家计划失控，工业生产秩序混乱。虽然发文件，采取一些组织措施，想解决这些问题，但收效甚微。

面对经济发展的混乱局面，1959 年 2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全国一盘棋》的社论。这篇社论同一年前毛泽东撰写的《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的基调来了一个大转折，强调“必须更好地加强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这就是，“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安排全国基本建设项目，统一安排全国主要产品的生产，统一分配全国的原材料，统一调拨和收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大部类的主要物资”。总之，是一个“统”字， 也就意味着要“收”。从 1958 年 3 月开始，又将一部分企业住上收，将下放给地方管理的一些企业收归国务院有关部管理。1959 年 7 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又讲，“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应该强调一个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①1961 年开始进行经济调整，在调整过程中，把下放给地方管理的大部分企业收归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这样，就回到了 1956 年毛泽东讲十大关系时的状态。所谓体制改革，又回到了原地。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探索。这次探索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顾毛泽东的这一次实践， 仍然可以得到某些教益。

首先，这次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对的。当时，毛泽东看到了社会主义仍然存在许多矛盾，这些矛盾都会直接或间接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他提出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解决十个方面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这样一个总的指导思想下，提出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①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796 页。

①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802 页。

改革管理体制。

在管理体制上，毛泽东指出，主要问题是中央集权过多。因此，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适当扩大地方的权力。他说：“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②毛泽东总结了苏联的经验， 分析了我国的特点，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③ 我们说，毛泽东这次提出进行体制改革的总的方向是对的，意思是说，他是针对苏联的高度集权的模式提出改革的、他已经触到了苏联模式的最主要弊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体制改革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其次，毛译东对发挥地方积极性的设想，也是很有远见的。毛泽东说， “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①他还指出，“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这是很深刻的辩证法。毛泽东说：“地方又有地方，它有专区，比较大的市镇， 有县的工业。所以，有中央的工业，有省的工业，有专区的工业，有县的工业。这样就手脚多，大家的积极性多。”②这是他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的具体化，也是我们今天进行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毛泽东设想，除了中央的工业，还要有省的工业、专区的工业、县的工业。当然，他没有，在当时还不可能提乡镇工业。今天，全国范围的乡镇企业，不正是毛泽东的思路的延伸吗？

毛泽东搞的这次体制改革，从实践上看，没有取得积极成果。他的教训， 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的。

前面讲到，毛泽东提出中央集权过多的问题，已经触及了苏联模式最主要的弊端，但是，他还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模式。这次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范围内的权力调整，特别是没有认真解决企业的自主权问题。虽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很不彻底的。但在这次体制改革中，连这样的要求也没有实现，只是中央与省一级管理权限的调整。

其次，这次体制改革工作本身过急过粗。855 个工厂，要求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统统下放，这比社会主义改造中全行业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中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速度还要快。当时造成的混乱与损失，同这种急躁冒进的工作方法也是直接有关的。这是用打仗的方式，用搞政治运动方式搞经济工作的一个典型例子。后来的许多事实表明，这是我们经济工作中的一种顽症，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我们要很好地总结和吸取这样的教训。

最后，这一次体制改革的认识方法也值得研究。毛泽东 1961 年曾说，解

放后 11 年，他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农业合作化问题，看了一百几十篇材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29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29 页。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30—731 页。

②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796—797 页。

料（最后编成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一次就是用两个半月时间听取 34 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最后形成了《论十大关系》）。从他自己来说，对这两次大的调查是比较满意的。有人认为，毛泽东对合作化的调查“不能说是成功的”。①最主要的，这不是实地调查，是看各地送来的材料，是看第二手的东西，而这些材料都受到毛泽东的“左”的思想，特别是批判“小脚女人”的影响，因而这些材料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对于第二次调查，是在高层范围内进行的，主要是听取了部以上高级领导干部的汇报，他们从客观上反映的问题是重要的，毛泽东据此概括出来的十大关系，也是正确的。但这次调查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就是没有到下面去，没有听取下面，特别是企业的意见。因此，他对企业缺乏自主权的情况和问题，就感受不深。在

《论十大关系》中虽然提到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利益，但在实行体制改革时，没有将这个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还要讲一下，在毛泽东对 34 个部进行调查和《论十大关系》讲话启发下， 党内形成了探索的新风，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大发言， 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原则。他主张：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在计划许可范围内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是对我国经济体制调整和改革的重要原则，今天，基本上正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改革的。

李富春同志提出了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其他同志也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这些，都是带有改革意义的。

1956 年和 1957 年，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发展的一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基本矛盾的理论观点，而且，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他具体剖析了这种矛盾的表现，提出按照具体情况，解决这些矛盾。他从理论上阐明：“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①因为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这就从逻辑上提出了改革的问题。

在 1957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从理论上明确提出了进行改革的要求。他说，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他还提出，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话也是完全正确的。（一）毛泽东提的“改革和建设”，正确地抓住了主要的命题。今天仍然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实践。这同毛泽东 1957 年的提法是一脉相承、完全一致的。（二）改革和建设要按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进行。这也是今天必须明确和坚持的。邓小平多次讲，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就是这个意思。（三）共产党员都应当是立志改革的人。不仅如此，还要有广大党外人士一起来进行改革。（四）进行改革要无所畏惧。改革就是要解决矛盾。这就意味着有阻

① 《毛泽东利他的秘书田家英》第 24 页。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69 页。

力、有困难、有风险。因此，改革者要有大无畏的精神。

但是，毛泽东当时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认识还比较笼统，特别是没有同实际进行的体制改革相联系。以后，重点转向了“革命”，转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致使中国的改革推延了整整 20 年。这说明，提出正确的历史命题固然不容易，深刻地理解已经提出的正确历史命题，并坚持不懈地在实践中解决，是更不容易的。有时候，历史不得不走曲折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