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毛泽东适时提出了新的历史课题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新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他指出：“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①这样讲，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当时西方资产阶级预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可能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而国内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则在散布共产党是“土包子”，只会打仗，不会搞经济的论调。这些人都在等待我们的失败。对此，必须给以回击，同时增强我们自己队伍中一些人的信心。

但是，搞经济建设，尤其是城市的经济建设，领导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党来说，对于我们党的大批干部来说，毕竟不熟悉。对此，毛泽东的头脑是很清醒的。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论文的结尾向全党提出了学习经济工作的要求。他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怎么办呢？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②毛泽东一连提出三个“必须”，把问题提得很突出。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样做的表率。

建国之初，毛泽东一方面向书本学习经济，另一方面，向有经验的入学习。据在毛泽东身边管理图书的同志说，1954 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评》，《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③据著名民主人士张治中的秘书回忆，1958 年 9 月， 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中，张治中发现毛泽东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3—143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80、1481 页。

③ 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29 页。

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回答说：是啊，人的知识面要宽些。①毛泽东也很注意向其他有经验的同志学习经济工作。东北地区解放较早，许多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面。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同志，于 1948 年下半年对东北的经济作了比较系统的调查，在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个文件指出，东北地区的经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份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他对这五种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提出我们的基本方针应该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 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②毛泽东对张闻天这个调查研究成果十分重视和赞赏。这个文件中对东北地区经济成份的划分和提出的方针， 成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阐述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基础。实践已经证明，这些分析和方针是正确的。这是毛泽东当时重视并善于学习经济工作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建国后的经济恢复只用了三年时间，是搞得出乎意料地好的。这与毛泽东和党中央认真学习经济工作是直接有关的。

从 1953 年起，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不是一般的建设， 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全新的课题，我们自己没有经验。

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牵涉到一系列问题。当时，我们决定制定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 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包括哪些内容，任务如何确定，先搞什么，后搞什么，包括五年中经济增长的指标，除了总指标外，还要具体确定工业、农业等各方面的增长指标，工业中又要确定重工业、轻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增长指标。还有，经济建设与其他方面的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各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如何安排，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如何处理，等等。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摊子，从中央到地方究竟怎样管理，包括权力如何划分，建立什么样的运行机制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微观来说，就是一个大的建设项目， 如何制定方案，如何选址，如何设计，如何组织施工，如何运转，如何组织生产，如何管理，等等。所有上述这一系列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新课题， 都没有经验。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有关部门曾经编制过几个粗线条的年度计划纲要，也曾试行编制十年或十五年的远景发展规划，但最后都没有搞出成型的东西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唯一的出路是向苏联学习，请苏联帮助。

当时，在毛泽东领导下，派出以周恩来力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到苏联，证询苏联政府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意见，商请苏联对我国进行援助和指导。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长达一个多月时间，两次会见斯大林。斯大林对我国“一五”计划提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和建议，并表示同意帮助我们设计一批企业，提供设备。以后，李富春又率代表团在苏联逗

① 转引自 1983 年 12 月 17 日《团结报》，余谌邦文。

② 《张闻天选集》第 415—116 页。

留达 9 个月之久，同苏联有关部门广泛接触，征询意见，并听取苏联政府领导人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意见。苏联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们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帮助很大。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得比较好、执行得也比较好。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虚心学习苏联，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结果。对于苏联的帮助（包括他们对我国“一五”计划的建议和具体援建的项目）要充分肯定，对“一五”计划和制定执行“一五”计划的经验，都要充分肯定。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勇于开拓

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学习苏联（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他是不得己而为之，以后他自己多次讲过。1962 年 1 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说：“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 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①实际情况也是这样。

毛泽东在 1955 年下半年着力抓了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加速改造

以后，从 1956 年初开始，即以很大精力抓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从 1956 年 2

月 14 日开始，连续听了国务院财经方面的部委办局 34 个工作部门的汇报。这是毛泽东讲的建国以后两次大的调查中的另一次。在这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 1956 年 4 月 25 日就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时， 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刚三年半的时间。从时间上看，也说明毛泽东是很重视及时总结经验的。

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还没有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但是，他在这个讲话一开始就说，进行这样的调查和总结是因为， 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走了弯路， 为了以苏为戒，少走弯路。同时，他也说明，总的要求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再从毛泽东列举的十大关系，即十个大的矛盾来看，都是关系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大问题。所以，论十大关系，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

在《论十大关系》以后不到一年，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就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个重大问题。他还指出：“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②这样，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的时候，就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的历史课题，而且从原则上提出了探索的方法，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去解决。

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这个命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样的命题，但工业化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目标，工业实际上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所以，工业化道路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到 1962 年，经过了大跃进的挫折，毛泽东在进一步总结经验的基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31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97 页。

础上，问题就提得更明确了。他在 1962 年 1 月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 就提出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要求。他说：“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①这里是从理论高度提出了问题。这说明，对于一个复杂的课题，提出问题本身也是一个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1955 年提出十大关系，1957 年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其意义是很重大的。

从实践上说，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要求。1956 年和 1957 年初，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即将进入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时期，也就是说，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即将结束，即将进入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时期（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在前一时期，我们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搞社会主义建设，客观上就要求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 1956 年和 1957 年就提出了这个课题，并着手解决，这是很及时的，适应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要求。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历史发展本身提出的新课题，在肯定苏联经验的同时，又敢于和善于发现他们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崭新课题。这充分显示出毛泽东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的高超智慧、巨大的勇气和魄力。这又一次表明，毛泽东是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人物。

从理论上说，毛泽东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尚未能够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实质，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使社会生产力较快地向前发展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无产阶级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使生产力总量尽可能快地增加的办法，因为这是一个有待于在实践中探索的大问题。列宁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重要著作《国家与革命》中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②列宁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说，这个问题只能在实践中去探索，寻求答案。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从实质上说，就是要在中国条件下解决这样一个历史的课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在理论上将为科学社会主义增添新的内容。但是， 历史的课题只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求得解决。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指明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途径和基本方法。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样的问题，也许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在当时来说，既要有理论勇气又要有政治魄力，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8—829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93 页。

② 《列宁选集》1970 年版第 3 卷第 253 页。

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自从苏联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起了他们那一套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体制以后，人们都把这一套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模式，奉为正宗。苏联人自己更把这一套东西神圣化，不允许别人越雷池一步。因此， 在一个很长时期中，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照搬苏联模式。谁要是从自己的国家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就被认为是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共同规律，违背了国际主义原则，槁民族主义，等等，不仅要受到谴责，还会遭到讨伐。因此，毛泽东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解放思想、顶住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大无畏行动。

毛泽东还从哲学高度阐明，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很不容易，“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①这些话是很中肯的。在今天，对我们仍然很有教益。许多事实告诉我们，有这种思想准备和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是很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