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先进人物对救中国之路的新选择

毛泽东回顾近代中国先进人物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辛历程后说，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除上面列举的以外，还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方案），都失败了，最后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找到了社会主义。确实是这样。近代中国的先进人物，是从各种各样主义的试验中找到社会主义的。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进行了多次反抗，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的同时，也是不断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的文明以救国的过程。这种学习是不断深入的。最早，卓越的思想家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技艺主要是武器，如战舰、火器，以及养兵练兵诸法，以此反对侵略，保卫国家。他们认为，只要“船坚炮利”， 就能救中国。以后，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以封建大官僚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大办“洋务”，就是造军舰，办海军，造洋枪洋炮，继而

① 《孙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355 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359 页。

又在“求富”口号下办民用工业，造机器，开铁矿煤矿，办各种轻工业工厂， 这就是史你的“洋务派”。洋务派认为，只要办洋务，就能求富求强。洋务派是在“自强”的旗号下办这些事业的，确实使一些人相信这样做可以使中国强盛。1895 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洋务派经营多年的海军毁于一旦。这就彻底暴露出办洋务根本不可能“自强”。于是，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变法维新，就是说，要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进行一些改革，要更多地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变法维新很快失败，说明这一套也不能救中国。于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举起革命大旗，要根本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全面实行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斗争。辛亥革命虽然取得改变封建帝制的胜利，但革命还是失败了。这说明孙中山的这一套也不可能救中国。毛泽东在回顾这个历史过程后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正是这种怀疑增长和发展的时代。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朝皇帝的统治。封建帝制在中国延续了二三千年，长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因此，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在当时是一件震憾整个社会、大快人心的大事件。作为辛亥革命领袖人物的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极高，人们衷心拥护他当新国家的最高领导者。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还在海外。1911 年 12 月 25 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

上海。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沿途经过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各地，都受到群众的夹道欢迎。到南京，全市到处张灯结彩，人群填塞街巷，鞭炮震天，人们以无比的热情欢迎这位革命领袖，高呼“共和万岁”的口号。大家真诚而天真地以为，中国从此新生了。但是，曾几何时， 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搞的国会、代议制一套，表面上看，很像实行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西方国家那种民主政治制度，实际上不过是一场骗局。特别令人不解的是，西方列强宁愿支持封建军阀袁世凯，而不支持坚决学西方、走资产阶级共和国之路的革命党人。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不惜签订卖国的 21 条。这时的中国，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像辛亥革命这样的奋斗都不能救中国，迫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于是，怀疑便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生于 1893 年的毛泽东，在 1911 年辛亥革命时，正好 18 岁。就在这一年， 已有一定政治思想的毛泽东也参加了革命军。他认为，这是为革命出力的最好方法。毛泽东参加革命军前后虽只有半年时间（1911 年下半年到 1912 年春），这可以说是他探求救国救民的最早实践。

前面已经讲到，近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先进人物，为了探求救国救民之路，进行了一个又一个“主义”的试验，但都失败了，只是到了世界历史发展到了社会主义时代，才找到了社会主义之路。这种选择过程，也以浓缩的形式，在以后的某些先进人物身上得到反映，在年轻的毛泽东身上，则得到了比较典型的反映。

毛泽东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不是一开始就笃信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他在延安时期给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0 页。

诺谈自己的经历时说，13 岁时，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作者郑观应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

—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毛泽东说：“这本书我非常喜欢。”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器械，就能使中国强盛，这是进入近代以来，许多先进的中国人的一种主张和信念。以后，一些入又进而提出，要振兴中国，不但要制造先进的武器，还要发展近代工商业， 还要改革政治制度。郑观应的这本书，不但提出要学西方的近代物质文明， 而且还提出了进行政治改革的主张。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13 岁的毛泽东既然“非常喜欢”这本书，就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作者提出的救国主张。毛泽东还读了另一位著名的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的著作《校邠庐抗议》， 该书也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以后，毛泽东又读著名的维新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他说：“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②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读了不少西方启蒙学者和早期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有：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穆勒的《名学》，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著作等等， 他还读过一本《世界英杰传》（在另一本书中叫《世界英雄豪杰传》），知道了拿破仑、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菜斯顿、卢梭、孟德斯鸠、林肯。他表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①这说明，毛泽东在政治思想上， 受这些方面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以后，毛泽东又读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著作。他说，在湖南师范读书期间，“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看，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

②在长沙，毛泽东还看到同盟会办的一种报纸，叫做《民力报》，报纸上刊载

着广州黄花冈 72 烈士为反抗满清起义牺牲的事迹。毛泽东读了以后，非常感动。③从这些情况和他参加革命军的实际行动可以看出，他当时是认为这种革命是救国良方。毛泽东还阅读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书籍。虽然这些书刊讲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而且掺杂了不少社会改良主义思想，但毛泽东读了以后，“满心欢喜，非常赞成”，并立即和学生及士兵们谈论社会主义，认为是救人救世最好的道理。④对于自己青年时期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艰难和复杂情况，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谈话时，作了比较详细的回顾和介绍。他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 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⑤稍后，毛泽东到了北京，在他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夕，还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而且很受影响。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思想还是混乱的”.

①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09 页。

② 《西行漫记》第 113 页。

①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1950 年版第 28 页。

② 《西行漫记》第 122 页。

③ 参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 35、43 页。

④ 参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 35、43 页。

⑤ 《西行漫记》第 125 页。

他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①从以上不很完全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学说和主义。近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先进人物，从各种各样主义的试验中找到了社会主义。那么，毛泽东则是从各种各样学说和主义的比较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的前途命运的思考，对于救国救民真理的探求，必然与历史发展的进程相联系，不但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相联系，也必然与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相联系。人们的认识既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发展，也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到毛泽东这一代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已具有了比起前人来说，是全新的历史条件。这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到来。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先进人物，包括青年毛泽东， 必然会使自己的思想认识出现飞跃，由民主主义飞跃到社会主义，当然，这种思想认识的飞跃也有一个过程。

1917 年在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是震撼世界的历史大事件。西方资产阶级惊恐万状，对列宁、对十月革命、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痛恨、惊恐，不借采取武装干涉的办法，企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对于苦难深重、命运和遭遇与旧俄很相似的中国人民来说，则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新的希望。一些先进人物，以北京大学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为杰出代表，从研究俄罗斯革命问题，进而研究马克思主义， 传播马克思主义。一批青年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这样的历史时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陈独秀，生于 1879 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是很有影响的教授。他比

毛泽东大 14 岁。

李大钊，生于 1889 年，比陈独秀小 10 岁。1918 年 1 月，到北京大学担

任图书馆主任。他比毛泽东大 4 岁。

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年龄相差不大，可以看作是同时代人。但是，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影响很大，贡献也很大。他们影响了一代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1913 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窃取政权以后，24 岁的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他考入了有名的早稻田大学。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作了一些研究，受到了较大的影响。1916 年 4、5 月间，李大钊从日本回国。1918 年 1 月，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原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有深刻的思想，很好的文笔，还在 1916 年春天，他在日本时，就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青春》。此文刊登在陈独秀办的很有影响的刊物《新青年》杂志上。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李大钊的一篇代表作。《李大钊传》的作者作了这样的评价：“它系统地阐发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宇宙观，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革命进取精神，批判了几千年来一直束缚着人们头脑的封建精神枷锁，也表达了对‘黄金与权势’的鄙弃，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封建压迫的要求，提出了著名的创造青春的国家、民族、人类、地球、宇宙的革命理想。”①1916 年 9

① 参见《西行漫记》第 128 页。

① 《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25—26 页。

月，在长沙师范学习的毛泽东偶然地看到同学有一本《新青年》杂志，便赶忙借来看。他在这本《新青年》杂志上，读到了李大钊撰写的《青春》一文。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赞赏，很受启发和鼓舞。同时，他也知道了李大钊的名字。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新青年》杂志的一名热心读者，不断地读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李大钊以后不仅是这本杂志的撰稿人，也成了编辑）。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到北京一见李大钊这样一些名人的念头。

1918 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8 月，他和一些同学便到了北京。到北京后，由北京大学杨昌济教授引荐，毛泽东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并得到了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位置。

杨昌济原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师，曾经留学日本 6 年、英国 4 年，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很受学生的尊敬。这位在学校受人尊崇的教师也很赞赏毛泽东这个学生。第一师范的行政方面曾几次要开除毛泽东出校，理由是他不遵守校规。杨昌济老师就出来说话：“毛泽东是一个特别学生，你们不懂得他，不能拿寻常校规来论。”①以后，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当了教授。到北大任教后，杨昌济还关怀着在第一师范的毛泽东等一批优秀学生。他给这些学生写信，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寻求拯救中国的真理等问题，这是毛泽东等人在第一师范毕业以后即去北京的原委。

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从历史大背景来说，已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这时，他积极研究和介绍十月革命，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 已经是一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发现，毛泽东的思想异常敏锐，锐气毕露，因此，两人每次谈话都很投机。工作之余，他们常有机会在一起交谈，李大钊很乐意回答毛泽东提出的各种问题，有时长达一二个小时。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印象越来越好，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便有意介绍毛泽东参加自己组建的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欣然同意，并以很大的热情参加这个组织的活动。②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不断接受李大钊的影响，确切他说， 从李大钊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18 年 11 月 15 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讲演者有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著名教授李大钊等人。李大钊在这个演讲会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讲演。毛泽东专程赶去听李大钊的讲演。不久，李大钊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毛泽东更是仔细阅读。在李大钊的指导帮助下，毛泽东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各种进步组织的活动。1918 年冬，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1919 年 1 月 28 日，他参加了李大钊、蔡元培、杨昌济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2 月 19 日，出席了新闻学研究会改选大会。3 月 10 日，在理科第 16 教室聆听了李大钊对会员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

1919 年春天，毛泽东为了送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出国，去了上海，后又去长沙。在北京，虽然住了不到半年时间，但对毛泽东来说，这短短的几个月是非同寻常的，一是结识了他认为是第一楷模的李大钊，二是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对他以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回到长沙以后，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而毛泽东也以新的姿态开展了各种活动。在此期间，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刊物传到北京以后，

①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 57 页。

② 《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54 页。

李大钊看到了，十分重视，他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向广大读者推荐：“能看到这份很好的兄弟期刊，令人非常高兴”。①毛泽东撰写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发表在《湘江评论》第 2—4 期上。李大钊读到了

这篇文章，于 12 月 28 日在《新生活》杂志第 14 期上，发表了题为《大联合》的短论，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1919 年 12 月底，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到京后，他即到北京大学去看望他的老师李大钊。毛泽东向李大钊汇报了自己离京回湖南后组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进展，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开展驱张运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等情况。李大钊向毛泽东介绍了他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并向毛泽东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尔的

《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读了这些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段活动， 毛泽东一再回忆。在延安同斯诺谈话时，他详细他讲了一次。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认定：“到了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①1941 年 9 月， 毛泽东在延安对一个调查团的讲话中，又一次讲到，在 1920 年，读了上述三本书，初步地得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以这个科学的方法论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②总之，李大钊对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影响是很大的。

1949 年 3 月，毛泽东等一行从河北平山向北平进发，当看到北平的城墙时，毛泽东等人的感慨颇多颇深，毛泽东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③这是毛泽东在取得伟大胜利以后对当初寻找到救国救民之路所作的历史回顾。

青年毛泽东所崇敬和仰慕的另一个人就是陈独秀。

还在湖南时，毛泽东通过阅读《新青年》杂志，就知道了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也是通过杨昌济，毛泽东认识了陈独秀。陈独秀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以后，陈独秀到了上海。毛泽东从北京去上海时，李大钊嘱咐：“你不妨再找一下陈独秀先生，他现在上海。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也颇有研究，对中国的现状与前途有独到的见解。”④引自别人书中的这些打上引号的话未必那么精确，但这个事实应当说是真实的。1920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与陈独秀等人联名在上海《申报》上刊登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的接触中，有一件事特别重要，就

① 《毛泽东交往录》第 55 页。

① 《西行漫记》第 131 页。

② 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1—22 页。

③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125 页。

④ 《毛泽东交往录》第 54 页。

是陈独秀向毛泽东讲了自己的建党计划。这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 详细情况我们在下一节就会讲到。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①

总之，一个李大钊，一个陈独秀，对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起了启蒙引路的作用。毛泽东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1921 年 5 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②

在北京大学期间，毛泽东还结识了张国秦、陈公博、谭平山等人。这些人，都是受李大钊、陈独秀影响的青年人，他们都是筹建共产党和共产党成立以后的骨干力量（一些人以后政治上的变化，应当别论）。这说明，当时， 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一群，是一个越来越大的群体，而不是一二个人。这应当看作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先进人物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探求，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这一代人的时候，出现了飞跃性的进展。一代又一代先进人物从各种各样主义的试验中积累的历史经验，使这一代人懂得，“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语）中国应当顺应这个历史潮流，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在几十年以后总结这一历史现象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所谓“走俄国人的路”，其基本含义，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青年毛泽东本人，也从各种各样主义的探讨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选择了社会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也是毛泽东的结论。

孙中山先生把人群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大类。这样区分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更可以看出这种现象。但对这种历史现象要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不能仅从人们的主观状态去找原因。

在国际上，1848 年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标志。从此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便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开展起来。大家知道，中国近代史是以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标志的，也就是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展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发展虽然已开始进入近代，但封建制度还占绝对的优势。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 是不可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实际上，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这一代人以前，中国的一些先进人物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研究过科学社会主义。前面已经讲到，这主要是指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① 《西行漫记》第 130 页。

② 《西行漫记》第 132—133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1 页。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比较早地接触到社会主义，同情社会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想，并向国内介绍这种学说。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社会主义，而是认为，他们的民生主义可以代替社会主义。这决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某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所以形成、所以能传播，是因为有这种客观需要。在孙中山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还很不够，尤其是工人阶级还很幼弱，还没有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只能在资产阶级影响下参加斗争。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另一方面，中国先进人物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探索，还没有达到这一步，还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才能从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才会重新考虑国家的命运。当燃，那时，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没有发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建立，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还不够具体和深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则不论国际还是国内的情况，都有了新的很大的变化，具备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实践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这就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壮大；中国社会危机的加深；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等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已经具备了传播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或者说， 有了这种客观需要。于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这样一批先进人物便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