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在反右倾保守口号下急躁冒进的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绘制了新中国的建设蓝图。今天再来看一下这篇文献，就会发现，毛泽东在这篇文献第六节讲经济建设和经济政策共七条，差不多每一条的结尾都指出，谁如果违背了，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其中有两条是说“要犯绝大的错误”）。这似乎是一种预兆。这些令人警觉甚至畏惧的警告预示着，在建设新中国的实践过程中，这种上纲上线的帽子是不会少的。不幸的是，实际上帽子之多， 远远超出了大家的预料。

我们所以要说不幸，是因为实际上并不是在建设新中国，实践社会主义中，真有那么多人犯错误，真有那么多人犯够得上机会主义的错误，而是毛泽东本人犯了“左”的错误，以“左”的思想作为框子，去衡量工作，去评判别人，因而不断地给人扣上右的帽子。

从 50 年代开始，毛泽东头脑中的“左”即从两个侧面萌生和展开。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急躁冒进，进而发展到超阶段，陷入空想；另一方面， 由阶级斗争扩大化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陷入“文化大革命”泥潭。推行“左” 的一套的基本方法就是不断反右。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深刻的历史教训，需要我们从较深层次剖析和总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吸取教训。

在反右倾保守口号下搞急躁冒进，是以 1955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在党内批判“小脚女人”为标志的。

急躁冒进首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表现出来，并扩展到全局。

1950 年 6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

法》，土地改革在 3.1 亿人口的新解放地区逐步展开。到 1952 年冬和 1954

年春，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成为拥有土地的个体农民。新获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在当时条件下，应当充分发挥在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下的巨大生产潜力。这就是要相对稳定这种土地制度，国家从政策上和物质上来促进这种稳定，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 1951 年 9 月， 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同年 12 月发给各级党委试行（实即贯彻）。这个文件中虽然指出，土改后农民中存在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提出党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是，这个文件的中心思想是提倡“组织起来”，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启发农民“由个体经济逐步过渡到集体经济的道路”。这个文件阐述了互助合作的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简单的劳动互助，第二种是常年的互助组，第三种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提出，“在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而又有比较坚强的领导骨干的地区，应当有领导地同时又是有重点地发展第三种形式”，即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个文件是在土地改革正在进行的时候制定的，当时不是以主要精力研究如何在土改基础上帮助广大新获得土地的农民发展生产，使消灭封建土地制度，解放生产力取得最好的效果，而是急于引导农民走集体经济道路，甚至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对于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文件提出了两个条件， 一是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二是有比较坚强的领导骨干。而且，文件还规定“有重点地发展”，这是一种限制。但是，上面这些规定都是弹性很大，某些心急的干部（且不说出于各种动机的好大喜功者），很容易把某些地区说成符合条件。党中央在向下发这个文件时，写了“中央批示”。这个批示要求，将这个文件“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而且提出，“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跟传达贯彻正式文件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根据经验，凡是上面要求当作“大事”来抓的工作，下面必然加码加快，力求过之而唯恐不及。

贯彻这个文件的结果怎样呢？

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字看：1951 年 12 月制定这个文件时，全国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300 多个，1952 年 6 月即达 3000 多个，是

半年前的 10 倍，1953 年 12 月正式发布这个文件时为 14000 多个，又增加了

很多，1954 年春为 10 万个，1955 年春为 67 万个，是 1951 年 12 月时 300

多个的 300 多倍。①土地改革是 1953 年春基本完成的。在土地改革以后出现

了个体农民基础上，才能搞互助合作，但到 1955 年春就达到了 67 万个，入社农户有 1600 多万，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14.2％。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办了这么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的互助经验、坚强的领导骨干这些条件，是否具备了，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实际上，问题是存在的。

1952 年 3 月，华北局就发出通报，要防止农业生产合作社盲目发展的倾向。这个通报列举了河北一些地方违反自愿原则，急于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要求华北各省必须依据中央精神，选择组织起来基础较好，党的支部

① 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卷第 326 页。

坚强，又有好的领导骨干，在群众自觉自愿的条件下，有领导有重点地经过典型试验，而后逐渐推广。反对不看条件，不根据群众自愿，盲目、轻率发展的做法。

1953 年 3 月，中南局向党中央送了一个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

急躁倾向的报告。中南地区 1952 年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117 个，其中，经过省、地两级正式批准、派有得力干部协助、有领导有计划试办的占三分之一， 共 30 多个。其余 70 多个（占总数三分之二）是由县区干部或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这些社中一部分条件比较成熟，办得比较成功，一部分则条件很差， 仍需要转为互助组。他们发现，所谓“群众自发组织”，是下面干部向上汇报时讲的，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区乡干部搞的。中南局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一开始也就露出冒进的苗头”。具体例子是，有的县原来试办 2 个社

一跃而为 71 个。有的区一开始就办了 50 个社。为什么出现冒进？中南局分析，主要由于一部分干部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规律，盲目追求高级形式，存在着不健康的互比工作条件，互不服气的情绪，不批准就自己偷偷干。其次则为宣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时，没有着重的讲清楚发展过程与条件，片面鼓吹好处，因而引起一部分积极分子与劳动模范为了争光荣而盲目带头。再次则为政府扶持过多，群众红眼，有力争扶持而组社的。这些情况应当说是很真实很有代表性的。中共中央向各省委发出文件， 同意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倾向的报告，明确提出，一切才结束或结束土地改革不久的地区，都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端正地贯彻各项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以解除群众对发展生产的疑虑，和组织临时性互助组以克服农民在土改后所遇到的生产困难，而不宜过早过多地举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将自己的精力吸引在这一次要方面。中央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一个重要方针。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这个文件还具体地规定，凡是 1952 年才

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在 1953 年内，只可由省专两级负责，去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每个专区只可在具有较好经验的常年互助组基础上试办两三个）， 而不应推到县级甚或区级去试办。中央文件着重指出，如果采取急躁冒进态度，上级计划过大，要求过高，必使下面发生强迫命令现象，结果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将要影响我党与农民关系，影响工农联盟之巩固。以上这些材料说明，在农业合作社试办阶段，下面就有急躁冒进现象发生，但党中央比较清醒，及时指出这种现象，并要各省注意克服和防止。

当时，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对农业合作化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状况估计也是比较清醒的，对农业合作化的指导是稳妥得力的。邓子恢在 1953 年 4 月 23 日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指出，急躁冒进和放任自流两种偏向今天都存在，但在全国范围来说，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偏向，是主要的危险。这种估计，这样来掌握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1953 年，各地继续克服和纠正农业合作化中急躁冒进的倾向，使这个运动扎实地发展。

可是，在 1953 年 10 月 15 日，11 月 4 日，即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前夕和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这两次谈话的基调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多多益善”，要求加快速度。为此，毛泽东开了不少口子：（一）不经过互助组，“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二）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仅是一二百户的，也可以是三四百户的；（三）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四）发展合作社的数

字要合理摊派，控制数字可以超过。毛泽东在谈话中把互助合作提到农村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逐步地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强调“纲举目张”。他批评了“确保私有财产”的提法，并认为农业合作化“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表示了不满的态度。这两次谈话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快速发展，起很大作用。

到 1953 年底，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由 1952 年上半年的 3000 多个迅速

发展到 14000 个，增加了 3 倍多。从 1953 年冬到 1954 年春，又一下猛增到

9 万多个，增加 6 倍以上。原计划发展 35000 个，超过原计划两倍半以上。这是在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上面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广大干部群众奔向社会主义的热情很高。所以上面提出要加快，开了口子，下面自然就更快。这样的快速发展，其工作之粗， 问题之多，是可想而知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冒进的问题，突出地反映在浙江省。浙江省 1954 年秋收

前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 3800 个，到 1955 年春一下发展到 53144 个，增加了

13 倍，发生了强迫命令等许多问题，农民生产消极。中央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指导帮助浙江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不具备条件的社坚决收缩。经过一个多月工作，浙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减少到 37507 个，减少了 15607 个。当时浙江的领导干部认为：这样做，全面宣传了党的政策，使干部知道侵犯中农利益的害处，消除了有些贫农以为合作化就是“合伙平产”，有些中农以为合作化是“二次土改”的误解，无论对社会生产和合作化都有极大好处。可是，毛泽东却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邓于恢坚持实事求是，稳步前进（实际上他也是尽量快搞），1954 年 6

月，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达 65 万个。计划到 1956 年秋发展到 100 万个。

但毛泽东仍嫌发展大慢，他要求在 65 万个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 130 万个，

邓子恢不接受，并据理力辩。1955 年 7 月 11 日，毛泽东同邓子恢等人谈话，

“打通思想”，谈了 5 个小时，邓子恢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可贵可敬的党性！

1955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基调是批判“小脚女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而主要的事实依据就是浙江收缩了 15000 个

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 年 10 月，又召开了有 300 多人参加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集中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

我们党内长期存在“‘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不良传统。毛泽东批评右倾机会主义，而且他的报告一直发到农村党支部，大家都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检查右倾保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在这样的形势下，谁不害怕！这实际是强大的政治压力。为了不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为了不被认为有任何右的倾向，就不顾条件，下面的干部和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就加速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此，农业合作化就加速再加速。到 1956 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国总农户的 96.3％，其中参加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 87.8％。这样，原计划 18 年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 7 年时间，就急促地完成了。实际上，主要是在 1955 年下

半年和 1956 年一年半中完成的。

在反对“右倾保守”的斗争中，急躁冒进。农业合作化是典型的表现，

也是对各方面急躁冒进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农业合作化的急促实现，使毛泽东的信心大增。同时，农业合作化实现的形势，农业合作化中对所谓“小脚女人”的批判，也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当然，也要看到，当时社会各界存在一种巨大的奔向社会主义的热情。因此，当 1956 年 10 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着手抓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特别是 1955 年 11 月 16 日至 24 日，中央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批判了对资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显得十分顺手，从 1955 年冬天到 1956 年 1 月， 只三个来月，就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方式，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谓完成，只是办了批准手续，至于企业的清产核资、改组、人员的安排，各项政策的落实，都没有进行。所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可以说是急促完成的。其工作之急之粗，与农业合作化是相类似的。

从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当时的思想逻辑。他认为：广大群众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完全有条件快速向社会主义前进，但是有些人看不到不承认，这就是右倾保守。因此，只要反了右倾保守，就扫除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基于这样的思想逻辑，从 1955 年 12 月开始，他就提出了全面在全国范围大反右倾的要求。

毛泽东 1955 年 12 月 27 日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说：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毛泽东说，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他的结论是：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 就有完全的必要了。右倾保守就是资本主义性质。这是毛泽东一开始就肯定了的。

在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下，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的急躁冒进。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同时又批判各方面

的右倾保守思想。1956 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形成了逼人的气势，于是，国务院各部纷纷按照反对右倾保守，加快发展的要求，修订长期计划指标。不少部把原定 1967 年完成的指标提前 5 年，到 1962

年完成。特别是，制定了 1962 年生产 1500 万吨钢，1967 年生产 3000 万吨钢，1967 年生产 1 万亿斤粮食这样的高指标。这是明显的急躁冒进。

为实现上述冒进的计划，1956 年的经济建设工作就无法安排，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首先遇到了这个问题，他和其他人一起，采取许多办法反对冒进，并提出了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即所谓把两个主义反一反。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

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刘少奇提议，并经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胡乔木修改定稿的。以后，又根据反冒进精神，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这对开好党的八大，起了重要作用。（主要是制定了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二五”计划，提交八大审议。）这次反冒进是正确的，避免了造成大的损失。

反冒进从总的方面来说，同毛泽东的思想是对立的，而且，提到的有些急躁冒进的事例，都是毛泽东定的。从 1957 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毛泽东明确地批评反冒进，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达到了高潮。毛泽东说，主要是批评陈云，实际上，周恩来、刘少奇、李先念等人都是批评对象。1955 年提出全党全国都要批评右倾保守，还是作为一种思想情绪，一种倾向，进行批评教育，现在，已有了对象，而且说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这是政治问题。在批评反冒进的政治压力下，掀起了“大跃进”；由生产指标的大冒进发展到社会的超阶段，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遭到失败，彭德怀提出批评，又狠狠地反了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 的口号，搞持续跃进，实际是继续冒进。

以上简要叙述了毛泽东在反对右倾保守口号下，不适当地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情况。在农业合作化中反对右倾保守，搞急躁冒进，是起点，也是关键，是牵动全局之举。因此，在农业合作化中搞急躁冒进的一些思想观点和做法还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

急躁冒进的思想所以产生，能够搞得起来，而没有能够制止，有思想理论的原因，有工作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有上面的原因，也有下面的原因。对此要作具体的分析。这里，着重讲几点。

第一，对群众的思想觉悟估计过高，是产生急躁冒进的一个基本原因。当时有一句很有影响的话：“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这是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主要理由，也是对大家很起作用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保守的。这里讲的群众，首先是指个体农民。现在看来，这句话无论从理论观点还是从实际情况来说，都是值得商榷的。从理论上说，个体农民作为小私有者，为什么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列宁讲过，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而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要把科学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对于小私有者的个体农民来说、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蕴藏的积极性主要是发家致富，追求所谓“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当然，共产党领导他们翻了身，他们对共产党有感恩思想，他们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另一方面，他们中不少人有困难，所以，他们可以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互助合作道路，也有劳动互助的积极性。邓子恢提出，通过互助合作，为集体化“准备群众”，是很有道理的。他说，通过互助合作，“生产的困难解决了，生产提高一步，并逐步给农民以集体主义的教育，逐步培养起集体劳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新习惯，这就为将来集体化准备了条件。没有这一条，将来的集体化是很困难的”。（《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3 年 4 月 23 日）农民有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在这种劳动互助的实践中得到新的体会，同时对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这样，农民就有了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将个体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拔高力“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是不符合农民本性的。这从当时一些党委分析有些地方为什么急于办社的原因中可以看出，有的是下面干部盲目追求高级形式，有的是盲目攀比，有的是

听了干部不实事求是宣传合作社的好处，有的是劳模为了争光荣，等等，更多的是在一哄而起的气氛下报名入社，有些是受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这些， 都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积极性。邓子恢认为。“互助合作是走向集体化的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不能跳过这一关”。在实践中，他坚持这一条，这是稳步前进的重要一环。毛泽东认为，农民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所以要快办，可以不经过互助组从个体农户直接办社。就是说，他不认为还有准备群众的问题。

第二，不懂得经济工作的特点，甚至缺乏经济常识，也是产生急躁冒进并难以发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深知打仗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他是下了苦功研究战争的。他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①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做得很成功， 认清了中国的国情，掌握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但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搞经济工作，又面临着重新认识我们要干的事的情形、性质，掌握规律的任务。在 50 年代，毛泽东对这个新课题的认识是不够深刻的。表现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从政治上提出问题多，采取政治手段多，大搞运动。邓子恢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清醒。他说互助合作运动必须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 绝不能操之过急，第一个理由就是，互助合作与战争动员不同。战争动员， 包括集中多少兵，多少伕子，非限期完成不可，互助合作是改造经济的斗争， 只能稳步前进。他说，互助合作也和土地改革不同。土改是阶级斗争，互助合作是克服小农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是对农民的教育问题。互助合作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说不服怎么办？不能强迫命令，只能等待他的觉悟。这些分析论断是深刻的，应当按照这样的认识，扎扎实实，积极而又稳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要求过急，搞高指标， 同不懂生产技术，是直接有关的。如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粮食产量指标，要求1967 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亿斤，每年增产幅度那么大，没有改良种子， 没有肥料，没有衣机具，没有相应的一系列条件和措施，怎么可能。钢产量要求一年翻一番，如果懂得这要相应的铁矿、炼铁、炼焦等一系列按比例配套，那就不会订这样的指标，特别明显的是，所谓“小、土、群”，根本不可能炼出钢来，炼出来的疙瘩块，稍有钢铁知识的人都知道那不是钢，是废物，不能搞。而我们的领导人由于不懂，又不虚心向内行请教，所以发现不了问题，还把这些都当作大炼钢铁的成绩，一个劲地升温。急躁冒进就是不按经济规律，甚至违背常识的蛮干。

第三，缺乏健全的决策制度和正常的政治生活，是急躁冒进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

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经济建设的大跃进，重要的决策几乎都是毛泽东说了算，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没有经过党的领导机构按党章规定，经过慎重讨论，作出决定，也没有经国家权力机构讨论，作出正式决定。比如，1956 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指标，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是发展到 100 万个，刘少奇也同意，但毛泽东认为太少，要求发展

到 130 万个，邓子恢坚持 100 万个的指标。像这样的问题，应当在党的会议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71 页。

上，摆出材料，认真讨论，再进行表决，作出决定。实际情况是，毛泽东提出批判“小脚女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用这样的办法解决。有不少事， 只要毛泽东表示不同意，大家马上就改变，都听毛泽东一个人的。大家也习惯于听毛泽东个人的。1956 年反冒进，本来是做得对的，但 1957 年毛泽东对此一批评，周恩来等人就赶快作检讨，承认错误。缺乏正常的政治生活， 在这一段时间表现得很突出，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之争，上纲到两条路线的斗争，把反冒进说成是政治问题，等等，动辄扣政治帽子，造成政治压力。无根据地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反右倾保守，也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立即跟着毛泽东，大反右倾。

最令人深思的是，正确地反对急躁冒进的同志被戴上政治帽子，孤立无援地挨批判。有两件事很典型。一件是，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批判邓子恢。邓子恢坚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要稳步前进（其实他的步子已尽可能地快了）， 被毛泽东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1955 年 7 月 31 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被批判。1955 年 10 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又遭批判，出席会议的 300 多人，有 248 人发言（包括书面发言），一边倒地批判邓子恢。在此之前，不少地区党委都抓过纠正急躁冒进的偏差，他们和邓子恢是完全一致的。另一件是，1959 年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进行批判。在开始讨论彭德怀的信时，多数人是同意的，但在毛泽东发动批判后，竟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这两次批判，都使急躁冒进大大加码，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毛泽东首先要负责，但也反映了，我们党的高层领导干部独立思想和民主精神等素质上的缺陷，也是要负一定责任的。这些问题，如能以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加以总结，对加强我们党的建设，将具有根本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