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毛泽东推动实现城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

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对象是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个主要内容。

在中国条件下，如何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如何处置资产阶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新课题。毛泽东对此作出了新的创造。

邓小平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①确是这样。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并据此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全党同志认真加以贯彻的结果。

毛泽东很早就对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作过调查和研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86 页。

究。他排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倾向，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分析和判断。他把中国的资产阶级依据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划分为两大部分。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重要文章中，他就提出了“买办阶级” 和“中产阶级”这样两个阶级概念。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两个组成部分。以后，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他根据新的情况，明确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并严格地加以区别。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上是很明确的。所谓三大经济纲领就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详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①毛泽东说，这个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 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对于民族资本，则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分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他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 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②但是，民族资产阶级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在从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厉史条件下， 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比解放战争时突出多了，集中表现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执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过程中，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相当尖锐复杂。这种斗争首先是经济方面， 也包括政治上的斗争，两者常常交织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共产党是看不起、不服气的。他们说什么“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言下之意是，搞经济要靠他们。因此，建国伊始，我们就不得不与民族资产阶级较量。第一个回合是金融市场上的银元斗争。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的斗争。他们以银元挤人民币， 不让人民币进入市场，大搞银元投机。人民币的信用如果树立不起来，金融就难以稳定，危害很大。我们采取坚决打击的手段，实施了金银管理办法， 取得了胜利。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但是，资产阶级还是不服气，他们抢购和囤积粮食和纱布，想大量买进，伺机高价抛出，大捞一把，同时控制市场。我们采取收紧银根和抛售物资两种办法，击败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次进攻。通过这样的较量，不但在经济上控制了市场，政治上也把民族资产阶级的气焰打下去了。通过 1952 年开始的“五反”运动，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在经济上政治上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较好地加以利用，同时逐步加以改造。

从 1950 年起，国营企业就向私营工厂加工、订货，或包销、收购私营企业的产品。这在当时来说，主要是为了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但这些办法就把私营企业纳入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较快。到 1952 年底，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收购产品的产值已占私营工业的总产值的 56％，上海、天津、武汉、西安等大城市则占绝大部分。以后，又出现了公私合营企业，即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5 年秋天，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来之前，私营企业由国家加工订货的数量，大型工业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3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58 页。

已占 93％。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已有 1900 多个，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58％。毛泽东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毛泽东形象他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了。①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论断指导下，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采取了许多正确而有力的措施，在经济上政治上将民族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方面一步一步地推和拉。当然，在这过程中，对他们的不法行为也打击了几次，那是有理有节的。比如， 在“五反”中，对许多违法资本家，虽然问题相当严重，但把问题搞清楚了， 他们有了悔改表示以后，仍定为“基本守法户”，这大出他们所料。

1955 年 10 月，党的七届六中（扩大）全会集中火力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经过这次会议，毛泽东显然感到农业合作化的主要障碍已扫除，已不存在大的问题。这次会议之后，他采取革命战争年代那种连续作战的风格和战略，立即以主要精力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如何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这个问题本身很重要，意义重大。但在当时形势下，有建国以后几年的工作基础，有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强大政治声势，解决这个问题已不那么艰难了。

扩大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于 1955 年 10 月 11 日结束，10 月 29 日，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召开有全国工商联执委参加的三百人左右的大型座谈会，座谈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讲话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勉励民族资产阶级要认清社会主义前途，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亲自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在这篇社论中， 毛泽东明确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放弃对工人的剥削，接受社会主义的国有制。”关于改造的方式， 他提出，“准备经过公私合营、逐行逐业的改造，在条件成熟以后，最后达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这里，已提出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战略思想。同时， 毛泽东又在杭州召集九个省的书记开会，研究《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对这个决议草案作了许多补充修改。10 月 16 日一 24 日， 党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这个决议草案。这个由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和人口在 50 万以上大中城市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通过了《中

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 年 2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作为正式决议发布）。这个决议规定：我们对于资产阶级，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他们必要的工作安排；三是不剥夺资本家的选举权，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并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以适当的政治安排。这个会议确定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

这次会议的决定和精神的贯彻，大大加快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

① 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412、416 页。

改造的步伐。

1956 年 1 月 15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在郊区农民代表报告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喜讯之后，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报告首都已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讯，这实际是一次全国性的动员大会。继北京之后，全国大中城市和 50 多个中等城市，于 1 月底全部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从态势的发展看，有一个很相似的现象，就是到后期迅猛出现高潮。

农业合作化从 1955 年下半年到 1956 年下半年，出现了高潮，一下实现

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 1955 年 11 月

开始着重抓，到 1956 年 1 月，短短二三个月，就完成了。这种现象的出现， 既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也是人为的加速。急于求成的问题已经显露出来。

在最后的高潮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出现了工作过粗的缺陷，主要是：（一）工作程序颠倒。在改造高潮推动下，工商界人士申请公私合营日夜不断，争先恐后，显得十分迫切。在这种情况下，便作出决定，先批准公私合营，而将合营前应做的清产核资、改组企业、安排生产、安置人员、组织专业公司等事情，放到以后去做。这样，虽然已宣布实行公私合营了，但一系列实际问题还没有解决，政策并没有落实。这是当时一些工商界人士感到心里很不踏实的一个重要原因。（二）将大量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卷入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就将这些人划入了资产阶级， 作为资本家看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把他们当剥削阶级对待，并牵累他们的子女。据拨乱反正中统计，原工商业者共 86 万人，从中区别出来的劳动者即有 70 万人。搞错的竟占总数的 81％以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消灭资产阶级，搞得很成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很光辉的一页。

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是被消灭的对象。一般说，被打倒被消灭是痛苦的事。作为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被打倒被消灭的阶级总是要进行反抗，甚至出现激烈的斗争。在当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敌对态度， 他们只好采取暴力剥夺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但是，在中国，情况却完全是另一个样。资产阶级主动申请公私合营，对于他们的企业被改造，他们敲锣打鼓地庆祝。这确是奇迹。当然，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消灭了资产阶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说过，如果能用赎买的方式消灭资产阶级，那是最好的。①列宁也曾设想过采用赎买的办法对待那些“文明的资本家”。②但真正实践了这个设想的，是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我们所以能够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进行和平改造，从客观上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03 页。

② 见《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30 页。

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他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受封建主义的束缚，因此，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有可能成为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剥削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有矛盾，因此，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又表现出妥协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他们仍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愿意接受《宪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有剥削工人阶级因而同工人阶级存在矛盾的一面。正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这种两面性，才有可能实现对他们的和平改造。

从主观上说，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特别是肯定了他们的两面性，和这种两面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反对了“一切联合，不要斗争”和“一切斗争，反对联合”的错误倾向，从实践中总结出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的一套理论和方针政策策略，使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正确处理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又在实践中发展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并制定了一套方针政策，特别是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步骤和有关的政策。从领导角度讲，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高超的策略，全党同志的认真工作，是决定性的原因。

在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毛泽东也抓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和资本主义上商业改造高潮以后，又出现了手工业改造的高潮。到 1956 年 6 月底，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占总数的 90％，到年底，就基本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比之下，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失误更多一些，主要是急于求成，盲目集中，以及后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没有充分照顾手工业的特点，破坏了我国手工业的一些好的传统和特点。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全面建立，意味着我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和党中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独创性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 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新贡献。

将中国由新民主义引上社会主义，成功地探索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最伟大贡献，综观毛泽东的一生，这是他的革命实践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