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民族统一观的继承和发展

中华民族渊远流长，而且具有极强的民族凝聚力。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广阔的地域上，从文化特征分类，已构成五大区域、六大系统，形成百越族文化、东夷族文化、羌戎文化和华族文化等。各个文化系统个性鲜明，又相互渗透，从而构成中国文化的更大系统。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86 页。

② 1987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8 页。

④ 1984 年 9 月 27 日《人民日报》。

⑤ 1984 年 12 月 20 日《人民日报》。

① 1985 年 1 月 28 日《上海译报》第 83 期。

文化的相互渗透，通过部落之间的交往，逐渐合并而进行。例如轩辕氏联合以“熊、罴、貌、貅、$ 、虎”（《史记·五帝本纪》）为图腾的各部落，打败了炎帝、蚩尤等部落。在战争过程中，部落逐渐趋向于融合、统一。图腾也产生了融合。例如“龙”的图腾，身躯是蛇，长有兽类四脚，马的头和鬣、鹿的角，鹰的爪、鱼的鳞和须。这实际上是以蛇图腾为主体融合了其他多种图腾的融合体。龙以后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与此相应，多神也融合成一个统一的神。这个神在殷商时代叫“帝”或“上帝”，周朝就叫“天”。西周时确立了天为百神之大君”的观念。

周公旦在远古各种恩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 的思想，把民与天联系起来。孔子好古敏求、“述而不作”，总结和发展了前人思想，成为一个“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下》）。孔子奠定了儒学的理论基础，并首倡“私学”，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随后，经过先秦的百家争呜、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到来明理学，形成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铸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民族精神和性格，而统一的文字与浩翰的史籍，更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

中华民族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还十分重视民族的统一。在远古部落联合的基础上，到了西周建立了广大统一的国家，同时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的思想。以后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对于民族统一思想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孟子主张“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认为统一之后才能安定，荀子一再称道商汤、周武“天下为一”的业绩，认为“天下不一，诸侯欲反”

（《荀子·王制》）。吕不韦说：“一则治，两则乱”（《吕氏春秋·不二》）。

《春秋·公羊传》把“大一统”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主旨，传文开篇便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代董仲舒发挥了孔孟“大一统”的主张，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到了唐朝，面对严重的藩镇割据，韩愈极力主张以武力削平。柳宗元从理论上论证了封建制（分封制）被郡县制代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天下会于一”（《柳河东集·封建论》）是历史的进步。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认为秦一统中国是“势之所趋”（《读通鉴论》卷 1）。

到了近代，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许多仁人志士为国家统一而奔走。康有为说，“中国只可一统，万无分立之理，更无分为联邦之理也”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孙中山，更是为国家的统一奋斗了一辈子。他说，“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统一起来才是“真民治”，才能“与列强共跻于平等之域”。①

纵观历史上这些主张，尽管提出的背景不同，出发点各异，但都反映了人民对国家统一的重视、渴求。

中国历史的长河虽然曲曲折折，但统一之趋始终是主流，早在夏、商、西周王朝时，局部的统一便已实现。春秋战国，“五霸强，七雄出”，诸侯纷争，但“合一之势”是不可阻挡的。公元前 221 年，“秦皇扫六合，终于归一统”，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西汉东汉王朝都持续了这一统一的局面。此后出现三国鼎立，但归于西晋。经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

①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 693 页。

① 《孙中山选集》，第 521 页。

北宋实现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元朝统一全国后，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出现长期的分裂状态。辛亥革命后，在北洋军阀时代虽出现了实际上的四分五裂局面，但名义上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统一的时间要比分裂的时间长得多。即使在几个政权并存时期，谋求统一还是各政权所尽心尽力的。君权神授思想促使历代帝王去取得一个完整的统治范围，以此来印证其统治的权威性。政治的分裂既非统治者所乐意，更非人民群众所愿接受。因为分裂带来的是生活的不安定与生命的无保障，历代政权反对分裂割据的斗争无不受到人民的拥护。唐代平定“安史之乱”和铲除藩镇割据是如此，清代平定西南“三藩之乱”、征讨叛乱活动亦是如此，各族人民“携酮酪，献羊马，绎络道左”。②

在重视统一、追求统一的思想下，历代帝王都力求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巩固其统治。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为依据来加强其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推行郡县制，直发展到焚书坑儒。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君权。明朱元璋为强化集权，废丞相制，集全国军、政大权于君主一身，又大兴文字狱。

这种从政治到文化全面集权的思想是私有制下封建帝王“家天下”观念的体现。中国古代的统一观正是建立在帝王至上的基础上的，“王者无外”。但由于历史推演和朝代的兴衰更替，统一的具体形式并非千篇一律的。在整体统一的名义下，统治者因国力局限及统治的需要，往往会采取较为灵活的统一方式。

一种是通过小政权对中央政权的称臣纳贡来达到总体上的统一。如朝鲜、越南建立独立政权后，始终是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在形式上连新君登位都必须向中国报告以便得到认可。但实际上它们有自己完整的国家机构，其内政、经济一般不受干预。像西汉后期匈奴臣服中央政权，但在领土上各自独立。

一种是中央政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新征服区实行特殊政策，形成羁縻政区。在这些地区虽也和正式政区一样设置州县，但一般不征赋税徭役，不派运行政官员，而由当地的部族首领世袭，治理其内部事务。如汉朝在西域设立的都护制。在清朝，西藏办事大臣统辖下的地区里，若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均由大臣处理，或上报朝廷，而其内部则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大臣系统的机构不加干涉。

当一个政权的领土包括农业区和牧业区，国民有多种民族成分，疆域有新的扩展时，不管统治者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会在某些地区建立特殊的政区，实行特殊的政策。契丹政权建立后，为适应境内各民族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采取了“胡”、汉分治的办法。中央设置南北两面官。“南面官”仿“汉制”（唐朝封建制度）统治以农业为主的汉人和渤海人。“北面官”实行“国制”（奴隶制）统治以蓄牧业为主的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这就有效发展了社会经济，直至一个强大的辽政权的建立，统一北方达 200 年之久。

可见，在一个国家中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行政制度（包括经济、赋税、刑法制度等），并不妨碍国家的统一。相反，只要运用得当，结果必然会维护和加强统一。清朝能最终确立统一中国的政权，与它成功地实行适

② 魏源《圣武记·乾隆荡平准部记》，卷 4。

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分不开的。

总的来看，一个高度集权的统一国家是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国家形式。这种统一的模式和思想影响了后世在统一观上的价值取向。无论在文化传统上，还是政治理论上，总有这样一种传统观念左右着人们，这就是，举凡在一个国家实现统一以后，大体上实行的都是一种制度。纵然有例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现象，但这种并存是不稳定的。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担负起反帝反封建争取革命胜利、结束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重任。1922 年党在“二大”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蔡和森在党的机关报《向导》上著文说：“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要求国家的统一。”①经艰苦奋战，到 1949 年迎来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大陆获得了真正统一。毛泽东说：“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②

毛泽东一生部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他始终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少年时，读了一本描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几十年后，他还能回忆起其书的开首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读了之后，对国家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① 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毛泽东判断新的局势，指出民族矛盾已超过阶级矛盾而上升为第一位了，所以及时改变策略，推动建立国共合作，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机。共和国成立后，在国际舞台上，他为维护民族利益进行不懈斗争。由于特定的环境，建国后外交上我们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但即使是对苏联老大哥，在涉及到主权问题和民族利益时，他不畏压力，决不让步。1958 年，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搞中苏联合舰队，毛泽东断然拒绝，谴责他这是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

在对待台湾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民族大义出发，态度鲜明。针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公开武力插手台湾问题，周恩来在 1950

年 6 月 28 日严正声明：“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② 在50 年代上半期，中国人民一面从事抗美援朝的斗争，另一方面致力于武力解放台湾。1954 年 8 月，为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中央决定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并于次年初首先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其后国共双方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的空战、海战和炮战。 1958 年，我军猛烈炮击金门等岛屿。此时美蒋在金马防卫上发生争吵。美国想压服蒋介石从金马撤退，实行“划峡而治”。出于整个民族利益的考虑，我军决定让两岛暂留在国民党手里，并建议“停止炮击，举行谈判”。同年 10 月，由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两个文告先后发表，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台湾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重申我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进一步阐明了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的有关设想。文告指出：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

① 《蔡和森文集》，第 771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56— 757 页。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31 页。

② 1950 年 6 月 29 日《人民日报》。

决。”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入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和探索；其实早已有之；在 1955 年 4 月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②1956 年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又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③同年 7 月，周恩来在接见香港记者曹聚仁时，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

愿望，说“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④同年 9 月，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政府应当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我国领土台湾。

可见，以和平方式来实现祖国统一是毛泽东等领导人争取的目标。但总的立足点是以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是由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的。不论是武力方式或和平方式，解放后的台湾都要改变那里的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一国一制”。

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上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尖锐对立，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领域全面对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妥协调和的余地，建国后，我们走的是一条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成分，不加分析地完全排斥资本主义因素。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当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确立两种制度在一国之中长期和平共存的思想，是不现实的。

对香港问题的处理就有所不同。中国政府要在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这是必然的，而且认为，香港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和发展对我们国家是有利的。1957 年 4 月，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阐述对香港的政策时，说：“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①但究竟采取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同英国政府妥善解决香港问题？怎样才能有效地使大陆经济同香港的企业家合作？这些重大方针和政策当时都还没有、也不具备客观条件。

实践的发展，呼唤理论的创新，新理论的形成，新概念、新范畴必然会应运而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这一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统一观中优秀的合理的内容，又吸取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关于统一问题的正确思想。更主要的是，它在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创造性地提出具体统一方式的新思维，从而形成了一种崭新的观念。

首先，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在坚持只有一个中国、主权必须统一的前提下提出的。这是对传统的重视国家统一的观念的继承。毛泽东极力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这些观念作为中华

① 1958 年 10 月 6 日《人民日报》。

② 1954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

③ 1956 年 6 月 29 日《人民日报》。

④ 1984 年 5 月 17 日北京《华声报》。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53 页。

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客观上就会影响到后人的思维方式，也是新时期的共产党人所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不管以何种形式来完成统一大业，首先必须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必须坚持国家主权的不可分性和统一性。这是实行“一国两制”政策的根本前提和根本目的。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国家的概念，随着历史的演进，已深植于中国人民的内心深处，成为人民所追求，也是唯一能接受的一种观念。

而且，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是超越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考虑的，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没有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这个出发点来构想，而是依据实际情况，看实行哪种制度更能促进整个国家的安定和繁荣。“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而是要“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①这是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体现。

第二，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诉诸武力来实现国家统一。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主要是建立在统治者赫赫武功的征服上。特别是处于朝代替换时期，一个新的统一王朝要产生，必须依靠武力去推翻旧王朝和结束分裂混乱状态。秦皇汉武的伟绩，元帝清祖的功勋，无不如此，虽然也有像“和亲”政策一类的和平方式，但不是其统一的立足点，而是一个暂时的权衡措施。大陆和台湾在 1949 年后形成的是截然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要立足于和去求统一，是双方都不情愿的，都只能“吃掉对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式，但不是作为主要方式而提出的，台湾方面也没有接受。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则是把和平统一视为一个基本宗旨。是在大陆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前提下，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而选择的统一方式。用和平方式，有利于保持台湾和香港的稳定，用台湾、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主体经济的一种补充，建立包括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建立在我国长远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战略思考。

第三，“一国两制”构想告诉我们，两种裁然对立的社会制度可以在一个国家之中和平共存，共同发展。按这一设想统一祖国后，香港、澳门、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大陆主体则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历朝是强调中央集权统治的，从上到下形成一整套严谨、专制的制度。历史上也确实存在着一国之内两种制度共存的国家政体形式，但它们的出现，或是历朝统治者力量薄弱，鞭长莫及造成，或是某些地区特定情况致使，诸如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等。这种“两制”也只能是两种私有制间的共存，如奴隶制和封建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而“一国两制”付诸实施后，将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间的共存。

第四，“一国两制”是一项长远的战略决策，具有稳定性。历史上存在过的“两制”并存的例子，都是统治者迫于局势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暂时权宜之计，具有过渡性。当中央政府有足够的实力加强其统治时，或者“两制” 中的任何一位统治者的地位出现更迭时，这种“两制”并存局面便很可能被改变。而“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在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建立并得以巩固；且中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总体力量较之台湾及香港、澳门具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由中央政府主动和自觉提出并实施的一项特殊的基本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0 页。

策，它具有国家宪法和具体法律的保证。因此，如果三个特别行政区之间或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之间发生矛盾和争纷时，双方均应诉诸宪法和法律来解决，而不至于出现危及“一国两制”大格局的状况。所以，“一国两制” 是一个带全局性的长远政策，两种制度的长期并存具有稳定性。

显然，邓小平的民族统一观基于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也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邓小平以其宽阔的胸襟，从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兴盛这个大局着眼，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的主题，不再固执于意识形态的分歧，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去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对中国传统的民族统一观作出了重大的发展，而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设想在国际事务中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