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知行观的发展

邓小平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①

实事求是，原出《汉书·景十三王传》，其中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特点是从儒学经义的字义入手，进行训诂、考据，以恢复经义的本来面目。它反对的是西汉今文经学派，用六经的微言大义牵强地附会现实政治的做法。因为它所依据的是所谓先秦时期的古文，所以又称古文经学派。但是，其精神不是致用，只是求实。以绝对的态度求实，又会忽

③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2 页；《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1 页。

④ 见《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323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2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78 页。

视对义理的追寻，放弃对历史现象的总体把握，会导向小枝末节的雕琢。宋代理学将说经与明道结合起来。从“汉学”的烦琐考证，到理学强调

明道，开始带有普遍的抽象的含义。但是，理学的明道也不在致用，是专注于“心性”、“理气”的“内圣”之学，同时明道仍依赖于对经文的注疏。

当时主张事功的永嘉学派批评理学，叶适认为，圣贤相传之道不在心性，而是慎观天道以措置天下之民，是“措物以成治”；道不能离开器，“物之所在，道则在焉”（《习学纪言》），即是说“道”是在致用中体现的。

陆王心学从另一个角度对程朱理学提出批评。他们反对朱熹于心外求理，更反对守书本、泥语言。王阳明说：“道无方体，不可执着。却拘滞于文义上求道，远矣。”（《传习录》下）他提出良知为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他主张简易工夫，强调着实就身心上体履，创“知行合一”之说。明末清初，学者强烈否定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空疏之风。顾炎武、王夫

之、黄宗羲等都十分强调经世致用，颜元、孪恕谷更是反对读书、注书，强调实用、实践。但是，由于政治等原因，乾嘉之际，一批治学者以“汉学” 或“朴学”自诩，标榜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埋有故纸堆，进行文字的烦琐考证，失去经世之义，是谓“乾嘉学派”。有鉴于此，鸦片战争以后，龚自珍、魏源以今文经学为旗帜，再度强调经世致用。康有力更是以今文经学为根据，通过对微言大义的解释，提出社会改良的纲领。

曾国藩调和汉宋之学，对乾嘉学派提出批评，对实事求是作出新的解释。他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书学案小识后》）这样，实事求是的意义，就从文字考据的单纯求实，扩展为重视“义理”的求是。曾国藩还特别强调“经济”（经邦济国之谓），当然，他“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

①。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在当时和后世影响甚大。

五四前后，西方新思潮大量涌入，提倡“科学”。以实验主义为代表，西方工具理性的方法论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认为，儒学的经义或时兴的“主义”都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是因具体的时事而起的，这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有重要意义；它强调实验和实践，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从而，“科学”成为时代的强音。但是，实验主义在方法论上有着致命的弱点，缺乏辩证法的精神。瞿秋白曾嘲笑这种“不是那个，就是这个” 的“‘西洋’笨逻辑”。②毛泽东也指出了五四时期坏的一切皆坏、好的一切皆好的形式主义倾向。③

治学方法以及治学与践履（即“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重要的内容，对中华民族思维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则使实事求是的民族思维，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

毛泽东早年深受儒学影响。尤推崇曾国藩，他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认为曾比康、梁更有本源。①他在《体育之研究》中还推崇顾炎武、颜元和李恕谷，重视实践和实用。他的早期文章还带有阳明心学不拘泥书本、

① 《曾国藩伍集·家书一》，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55 页。

② 瞿秋白：《赤都心史》四五《新的现实》。

③ 见《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832 页。

① 毛泽东 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信。

重视身心体履的痕迹。②所以，毛泽东所接受的实事求是，决不是烦琐考据，而强调“义理”和“经世”。李锐谈到：早年毛泽东“不究心于雕虫小技、奇闻轶事，不劳神于烦琐的考据工夫，而是一贯地研究心、物、治、乱、圣贤、不肖、修身、治国等大道理”。③这是有根据的。

毛泽东还受到五四“科学”思潮的影响，组织过“问题研究会”，主张“踏着社会人生的实际说话”。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圃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正是怀着对“义理”的兴趣、探求“大本大源”的热忧，使毛泽东具有接受唯物史观的可能。

执着于“汉学”的实事求是，反而会走向教条主义。因为它以对经义的注疏为目的，以烦琐考证为特点。胡适十分赞赏清代汉学的考证方法，认为符合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如前所述，实验主义与“汉学”一样有着烦琐支离之弊，只能“安于琐屑的应付”，不能“彻底的改造社会”。④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可以结盟，甚至从实验主义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他在 1922 年 5 月所作的《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的演讲⑤中用“自然科学的证实归纳法”来概括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强调马克思主义实用的方面，这失之偏颇。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公式套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理论与实践难以统一，从而走向取消主义。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的学习。1939 年 1 月他在一封信中谈到：“我的工具不够，今年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①延安整风开始后，他建议从政治局做起，“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②建国以后，毛泽东更是多次强调哲学是一种方法，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③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意义，这与中国传统思维重视“知”、“行”关系和治学方法有关。

1937 年间，毛泽东在抗大发表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矛盾论》是该提纲中最能体现毛泽东哲学特色的两个篇章。《实践论》从“知‘、”行“关系入手，系统阐述了实践第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矛盾论》重点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两论奠定了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以后，毛泽东说，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④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中国化的概括和表述。1941 年 5 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应该“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

② 拙文，《毛泽东早年思想与阳明心学》对此有专门论述，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 年第

3 卷。

③ 李锐：《早年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 页。

④ 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新青年》季刊第 3 期，1924 年 8 月。

⑤ 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77— 178 页。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36 页。

② 见《文献与研究》，1985 年第 1 期。

③ 见毛泽东 1960 年 3 月在天津会议的讲话和 1964 年 8 月在北戴河关于哲学谈话。

④ 毛泽东 1958 年 3 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37·

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 的。”“有的放矢”，强调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显然，这与河间献王的本意已有很大差异。第一，实事求是不是局限于“本本”

（经义），重要的是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现状和历史，以后又发展为“群众路线”的认识方法；第二，实事求是不仅求实，而且具有强烈的经世意义，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有的放矢”，以后毛泽东有时也把实事求是与“不尚空谈”联用；①第三，“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是规律性，这决不是“汉学”的烦琐考证，在一定意义上更接近于“宋学”的“义理”，但这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客观真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求”就包含了辩证法的基本方法。陈云在延安曾反复考虑实事求是的含义，他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全面，比较，反复”15 个字，正包含了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

所以，学习与研究毛泽东思想，应着重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陈云认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②李达也指出，学习毛泽东思想，首先要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要有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然后进一步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即学习他的关于认识论的著作

——《实践论》和《矛盾论》”。③李达对毛泽东 1958 年的“大跃进”等作法提出了真言不讳的批评，认为这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对于林彪的“顶峰论” 更是认为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窍不通。可以说，李达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论，实际上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作了区分。

可见，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论述，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之一的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着深刻的理解。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十分欣赏邓小平。甚至在毛泽东晚年，毛、邓在基本政治路线上发生了重大分歧之后，毛译东仍然感到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确实，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重视知行关系、注重实践、突出人的主体性的特色，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所以，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①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坚持，其核心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是我们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②十几年过去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业已成熟，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的基本经验就是坚持了毛泽东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

① 见彭真：《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中共党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另外，毛泽东给《七大纪念册》的题词是“实事求是，力戒空谈”。

② 《陈云文选》（1956— 1985 年），第 38 页。

③ 《李达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38— 743 页。

①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46— 147 页。

② 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97 页。

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简而言之，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看，晚年毛泽东日益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严重；从理论形态上看，晚年毛泽东的错误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论断。既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同时充分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地位和意义，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丰富。

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时。他还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例如关于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小生产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他执着地坚持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念，捍卫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空想模式，以此来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显然，毛泽东囿于政治意识形态和伦理的判断，从而不能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这种思维侍点，多少带有中国传统哲学如程朱理学特别重视政治伦理价值的某些痕迹。

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①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拘泥于“本本”，不固执于姓“资”姓“社” 的抽象的意识形态争论，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反对本本主义的意义。这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及中国传统知行观的重要完善。

还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即使在他的“左”倾错误日惭严重之际，仍多次强调实事求是。1961 年，他还曾呼吁搞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但也未能从根本上纠正其“左”倾错误。所以，仅仅从思想方法论本身进行探讨又是不够的。毛泽东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强调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经验和主观能动作用，但是，在他的晚年，其认识论、方法论与唯物史观有所脱节，也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过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实用的缺陷。

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在社会实践中的意义。他说过，他最早就是从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认为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①根据唯物史观，马恩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当时阶级斗争的普遍存在，这一理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所以十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给科学社会主义所下的定义就“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也就是阶级斗争学说。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更重要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原因。阶级斗争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社会现象。强调阶级斗争，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建国以后、尤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开始以后．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通过人们的政治热情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必然严重地扭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

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最终落实在生产力标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91～292 页。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1— 23 页。

准的基点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咐物史观的新的体认和正确概括。由此构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各方面，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新的论述，同时也扩展和丰富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以，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世界观得到高度统一。这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中国传统知行观的重要发展。

② 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