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完善

《大学》“八条目”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是究天人之道的哲学探索，诚意正心修身是“内圣” 人格的伦理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致“外王”的政治目标。这里的哲学、伦理学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不仅仅是儒家，墨、法、道等学派中心内容也都是经邦治世之道，纵横家与兵家更是如此。可以说，正是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向，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其核心自然是君权至上的专制主义。孔子早就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韩非子也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乃“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但是。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也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民众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所以，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甚而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梁惠王下》）的观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还发挥了“民本”思想的积极方面，开始赋予了一定的民主主义色彩。如王夫之提出了“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读通鉴记》卷五）的观点。

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与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过程相比较，还具有“重视人伦”的特征。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宗教神学的不发达，中国文化一切以现实的人事为中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尤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社会政治等级关系往往是血缘宗法伦理关系的延伸和扩大，所谓君仁、臣忠，就是父慈、子孝不断推衍的结果。由于古代政治思想的政治与伦理的一体化，所以在政治的运行上特别强调道德教化和人治。儒家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强调“唯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所以“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第十九章》）。

邓小平是当代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他谦虚他说自己在经济问题上是个外行，他讲经济问题，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发扬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例如，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务实作风；

以民为本，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重视道德伦理的教育，主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强调任人唯贤，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作为十分迫切的重要工作来抓等等。上述方面，既反映了邓小平的个性，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特点。

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这是对传统政治理论的重大突破。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现实人事，这是其优点。但是，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长期以来特别重视政治伦理、而忽视生产经营，这又是其缺点。“学而优则仕，士而优则学”，有泛政治化的倾向。毛泽东思想形成并成熟于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之中，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因此，革命的战略策略不能不在毛泽东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在革命胜利之后，尤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到来，党的工作重心自然应该从政治革命转向经济建设，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地指出生产建设是个中心工作，1958 年又强调了要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而且，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①然而，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却置经济规律于不顾，采用了政治运动的手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理论加以误解并教条化、绝对化，政治更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一切价值取向的根本，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四人帮”则到了把革命和生产加以对立的荒谬地步，形而上学猖獗。所以，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并没有转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也不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紧紧扭任这个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把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我们工作得失的标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突破了中国传统以政治为本的治国理论，使政治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推动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邓小平强调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对传统政治理论的重要发展。中国社会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法家从治民之法、役臣之术、居君之势等角度具体论述君主专制的条件；儒家的礼也在于维持封建的等级制度，毛泽东十分注意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特别重视传统的重民思想。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是他毕生的执着追求。1945 年 7 月，他在对黄炎培的谈话中说过，共产党能够摆脱中国历史上政治兴衰治乱的周期律，这就是我们找到了民主的方法。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结合于中国实际，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挥一切积极因素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名的政治理论著作。 1957 年 7 月，他还提出了“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①的民主建设国标，这一思想为邓小平以后所反复强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34 页。

①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夏季的形势》。

调。②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民主的也就是大众的。①以后又说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②，那么，民主就与群众运动相等同，尤其是毛泽东晚年，热衷于发动骤风暴雨的“大民主”运动，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灾难。另一方面，毛泽东片面地强调集中。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组织的高度集中是必要的。建国以后，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应该向进一步的民主化发展。但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越来越严重，也更加强调中央集权。在他的晚年，家长制和个人崇拜更是严重地发展，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

邓小平历来重视民主建设。1941 年 4 月，邓小平所写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③一文，是一篇值得重视的论述民主政治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是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反映在共产党内、党员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党政关系；文章指出，三三制的政权形式，必然产生民主政治斗争，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所以这种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年 5 月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时候，没有采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提法，而是引用了张闻天《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④；一文的提法，多了一个“民主的”。张闻天在该文中说：“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1956 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集中地谈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更是积极倡导民主，把民主看成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① 1979 年 9 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

剑英在庆祝建国 30 周年的讲话中，把高度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1980 年 8 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的要求，并对封建主义残余进行了猛烈抨击。邓小平认为，民主政治的建设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1986 年他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中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②

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对传统政治理论的重要完善。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最大之辨是礼法之辨，儒家主张礼治、重道德教化，法家主张法治、重严刑峻法。其实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其基本精神仍在于人治。法家的“法治”并不等同于现代法治精神，君主的个人意志可以置于法律之上，以吏为师，只重刑法而轻视民法。中国古代政治一般是王霸并用、礼法并施而以礼统法。这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08 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③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8— 21 页。

④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2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76 页。

因此以道德伦理为其本位。它要求当权者不仅要有高高在上的威势，而且还要具有伦理的人格魅力。如果说重视民心、注重道德教化、严于律己、执法严明等等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的精华，那么，一味重视人治就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尤其是在人治基础上产生的封建特权观念与宗法观念相结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民主建设。

毛泽东多次强调宪法与法治意义，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但是，他对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视是不够的。尤其在他的晚年，欣赏个人迷信，追求君师合一的圣人人格，期望通过自己的号召力，来最广泛地发动群众，进行翻天覆地的“革命”。其结果践踏了民主。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此，他主张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克服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比、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也就是法制化，因此，他特别重视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对建国以来政治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毛泽东民主观的最重要的补充，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得到了薪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