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的思想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深深烙印。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的时代，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最基卒的原理，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重大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一方面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又使传统的民族思维得到更新。思想文化的发展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交相迸进，迈开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步伐。

1. 深厚的文化孕育着博大精深的理论

在 1991 年至 1993 年初，本书的部分作者刚刚参与完成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①我们认为， 毛泽东思想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结晶；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因为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变化要求中国传统的文化相应地发生变革；传统文化在近代的演变和发展，具体表现为汉宋学之争、今古文经学之争以及五四以后的中西学之争；传统文化内在的矛盾运动使得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准备了文化基础。也就是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文比所接纳，并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所以，从文化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有机整合。毛泽东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它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还要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就历史而言，“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 正如刘少奇所说，毛泽东思想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 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②\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其意义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有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意义。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使中国传统哲学中长于宏观把握、注重主体实践、实事求是和发达的辩证思维等方面得到发展，并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使得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具有了科学意义。其二，亦有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面。毛泽东关于《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思想，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设想等等，都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的特点，正是在这些方面丰富和发

① 该课题已以著作形式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1·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4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以下该书引文均出自该版本）。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35 页。·2·

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当然，还应该提到，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缺陷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中国的革命问题，建国以后，他们为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也遭受过重大的挫折。“文化大革命”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果断地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进程，经过艰苦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初步建构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1993 年，《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的出版，在我国理论界是一件大事。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本集子是邓小平理论成熟时期的结晶。如果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则更为震撼人心，中国社会正在向现代化迈进，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意义深远。

与毛泽东思想一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里的实践，主要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一方面，邓小平孜孜不倦地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当他初步建构起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时，该理论本身就具有了中国的文化特色。

江泽民于 1993 年 11 月 2 日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 3 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灿烂光辉。”研究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其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也可以说是更深的层次去理解、去把握邓小平理论，并感受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思维、观念得到更新、向前发展的勃勃活力。

1. 文化传统是民族精神的绵延

   “文化”可以泛指人类的生活。在西方，“文化”一词的拉丁文同源

“cnituva”原义是耕耘，它表明“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与自然物相区别。中国古代汉字中的“文化”，意思则要狭窄得多。“文”有装饰花纹之意， 与“文雅”、“文字”等相联系；“化”则使人回首向善。所以，“文化” 一词的主要内涵是“文冶和教化”。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也主要着眼于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领域等观念形态，官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相区别。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文化的形成，不是静态的，而是在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相互运动中不断发展的。所以，所谓文化，必然包含着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的意义，而这种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蕴涵着生命的活力。所谓传统文化，“传统”二字， 首先表达的就是历史性、或者说薪尽火传的状态。因此，传统文化，指的是某一民族通过漫长积累而不断发展着的观念形态，它具有历史性，它要在历史的时间之流中才能产生、形成，所以它是发展的。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谈的传统文化，并不单单是指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它还包括西学传入并和中国原有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文

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进步文化等内容。所以，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样也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传统文化还具有实践性。一般所说的传统文化，不仅仅存在于书本或讲坛之上，而是生存于多数人的具体生活之中。某种思想、观念，如果成为传统，必定在文化的价值方面，对社会实践发生了影响，所以它又是生动的。通常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一般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见之于典籍的所谓“精英文化”，一是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所谓“俗文化”。以往的许多文化研究，往往偏重于文化经典，而忽视对民众文化的考察分析，这正反映了这些研究者不重视文化的实践性，从而其研究充其量也只是书斋里的学问。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仅重视见诸于典籍文字中的传统文化，而且也十分重视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感情愿望、思想观念。邓小平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他著述不多，言简意赅，思想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思维特征和气质。他特别注意倾听广大群众的呼声，重视群众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

文化传统是民族精神的绵延。离开传统谈文化的发展，必然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五四新文化运动，陈浊秀、胡适等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当时运动的思想领袖们，把传统文化与“近世文明”直接对立起来，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强烈的虚无主义态度，以及脱离广大民众的作法，极大地影响了这场文化运动的深入。这一点在现在已被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所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在清末处于低潮，在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来，传统文化只是附属于腐朽的政治制度之下的纲常伦理，而其中在中国历史上曾充满生命力的内容在他们眼里被忽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化的更新，这是不错的，但是，文化的更新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不在躯壳而在生命；因此，这场文化运动发生的原因可以是外烁的，它最终的成就却必须是内在的。离开传统谈文化的发展，不是站在完成自己文化的内在发展上接受西方文化，不了解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从而割断了历史，这样西方的先进思想也只能停留在抽象的名词、空洞的口号上。而且，由于西方的先进思想不具有中国民族的形式和气派，所以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只是局限于少数精英分子之中。这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局限。

有的海外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反传统主义思潮是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的重要原因，这种观点是站不住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周恩来等，不仅早年深受传统文化的薰陶，而且在五四前后与胡适、陈独秀等激烈地反传统的文化观有明显的区别。李大钊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①毛泽东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②瞿秋白强调：不能“汩没民族的个性，戕贼他的个我，去附庸所谓‘新派’。”③他们正是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点上，以开放的态度吸收西方的新文化，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① 《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60 页。

② 毛译东 1920 年 3 月 14 日致周世钊信。

③ 瞿秋白：《赤都心史》二九《家书》。·6·

毛泽东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对待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主张全盘四化的错误，他说：“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强调不能割断历史，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优秀文化遗产，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气派。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推动着传统文化的发展，并成为中华民族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文化看成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其精神就表现为中西文化有生命的真实融台、并为整个民族所掌握、贯穿于人民大众的实践之中。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阶段的表现形态。

1. 传统文化面临新挑战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已经有了 5000 年的历史演进，传统悠久一线而下，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先秦古籍的炎黄传说到诸子学说的兴起，以后历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近代新学等等阶段，构成了环环相扣、生生不息、不断丰富的思想文化宝库。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来有儒、道、释等学说交相迸进。在儒学内部，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孔子不同于孟子，孟子不同干荀子，先秦儒不同于宋明儒，宋明儒之间又有程朱与陆王的分别。正是这种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之间的相互桔抗与渗透，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充满生机的矛盾运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点。虽然众多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描述、分析和概括，仍然不可能完全揭示其内容、特点及其精蕴。但是，从一定的角度去描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对于我们的研究是需要的，而这种描述又往往需要同西方的文化相比较。这里我们参考众多学者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试作四个方面的描述。

其一，中国传统的世界观。西方由于超越经验的宗教背景（如基督教或希腊教）及思辩的形而上学（如柏拉图或阿奎那）都以绝对的意义来分别人与自然。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把人提高到自然之上以控制自然，控制自然的结果导致了科学的发展。当科学发展到令人起敬的状态时，人文主义的价值又受到忽视，所以现代存在主义为强调人的绝对主体性，便滋长了反对科学的情绪。与西方外在的人文主义不同，在中国哲学中，自然被认定内在于人的存在，而人被认定内在于自然的存在。人是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人可以实现在自然中的价值和使自己成为完人。

其二，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在西方，主观与客观相互而别，强调人的抽象和演绎的理解能力，这种抽象的理性能力与经验基本上是分离的。中国的理性主义是从具体的意义来建立理性精神，主客体之间没有原始的划分， “理”直接与人生有关的基本生活经验及其他人和事物相联系。中国哲学不把哲学自身当作一种演绎的理性活动，而是影响和指导人的活动之一综合的道德成就。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07 页。·7·

其三，中国传统的方法论。由于中国哲学中并不存在着人与神和自然与超自然的二分法，所以它认为实在的每一形式都是一种变的历程和由自然发展的。自然是一种不断活动的历程，各部分成为一种有生机的形式，彼此动态地关连在一起。《易经》充分地揭示了阴与阳的相互变动的概念和道在时间历程中的表现。

其四，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儒家和道家都特别重视道德伦理的修养，儒家的《大学》与《中庸》形成了自我修养的八重步骤，并以世界和谐为其终极目的。此种自我修养和自我实现的主要内容便是“推己及人”和“内圣外王”。中国哲学认为人能止于至善而无须超越他自己所处的世界，从而自我修养就代替了西方宗教的膜拜和至高的神。

上述描述，从一定角度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社会观上的一些特点。“中国传统世界观”，建立在对宇宙“天人合一”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形成了中华民族“参天地赞化育”，乐天努进，溶小我于大我，以天下为己任，追求“天下为公” 的终极关怀的人生信念。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构成了中华民族强调学问见诸躬行，重视身心体履，把世界看成一个阴阳互动、发展和联系的总体的思维特点。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形成了中华民族特别重视个体的伦理修养，推崇道德说教，把它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恨本手段的基本思路。

上述特点自然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强调“天人合一”，塑造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重视道德伦理的修养和礼治，促使了社会与民族的高度和谐；注重实践和发达的变易辩证的思维，不仅在社会伦理上，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都曾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并具有灿烂的文学艺术的结晶。在今天， 中华民族的思想与智慧，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受汉文化深厚影响的东亚社会的发展令人惊奇，华裔学者在欧美社会的成就也令人瞩目。随着西方社会现代化的高度发展，人们日益感到逻辑与科学不能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也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予以更多的关注。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而且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近代的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人的主体实践、发达的辩证观念和崇尚平等的伦理思想等内容，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充实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多有吻台之处。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等机械唯物主义哲学不同，从人类实践这一个唯物主义根本观点来批判黑格尔头脚倒置的绝对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不同于霍布士、卢梭讲的自然人，他是有思想的、凭激情行事的。只有通过人们的实践、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类社会内在规律的发展才有可能。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对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关系的执著兴趣，李汉俊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主张物质与精神一体的想法，都表明了他们对人的主观能动精神的重视。

其二，马克思主义既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又摒弃了费尔已哈的孤立、静止、琐碎的哲学体系，重新肯定并发展了从康德到黑格尔所建立的庞大的辩证发展的历史体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重视和宣传唯物史观，无一例外，正是因为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随着中国革命的兴起，瞿秋白等大力宣传辩证法，表明了应用马克思主义的

需要。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反映在哲学思想上，就是强调功利、以个人主义为本位。康德哲学对这种哲学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人是目的”的命题，具有极强的伦理性。马克思主义既冷静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又热烈追求高度发达的平等社会，也带有伦理色彩。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给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舞。李大钊把阶级与互助并提、断言一切社会主义都是伦理的，甚至要用伦理去补充马克思主义；李达把社会主义的目的，简捷地概括为经济上的平均和人类的真正平等，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影响力。

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创，固然离不开原先的文化基础，但是，它必然又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自我反省与广泛深刻的自我变革。因为，已经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社会长期封建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这种文化在总体上与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细胞的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与高度集权的社会政治结构相适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伦理、旧道德的猛烈抨击，就是因为这些内容与“近世文明绝不相容”，“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①瞿秋白在强调文化的民族个性的同时， 也提出要反对“盲目固执一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自疲其个性，为陈死的旧时代而牺牲”。②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离不开对传统的批判。延安时期，毛泽东一方面提倡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遣产，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清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缺陷的任务。 1940 年

9 月，毛泽东在致范文澜的信中，称赞了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的尝试，并主张对康有为、粱启超、章太炎、胡适以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进行批评。③毛泽东在谈到孔子时，提出要否定孔子的“观念论”体系，一再强调要坚持唯物主义，并批判了孔子为正封建秩序之名的目的。清理旧的传统文化的糟粕和弥补其中的缺陷，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必要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性反思，肇端于近代中国空前深刻的社会大变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并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整合，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使中国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为现代科学思维准备的土壤不足，因而自然影响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所引起的思想变革的深度。而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所面临的是紧迫的政治问题，全部的理论研究和创造都是围绕着革命和战争这个主题进行的，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为核心的更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实践还有待于展开，这样， 他们没有时间深入进行经济理论的研究，瞿秋白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时说“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①，更没有精力去学习西方现代自然科学， 概括这方面的成果，因而马克思主义传入所引起的中国思想变革的广度受到了局限。

建国以后，中国开始了全面的经济建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毛泽东总结集体智慧所

① 陈独秀答吴虞，《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1917 年。

② 《赤都心史》二九《家书》。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83 页。·11·

① 瞿秋白：《多余的话》。·12·

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反映了这场探索的最高理论成果，在经济发展道路和社会矛盾学说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国家学说。但是，1957 年以后，毛泽东在认识上的偏差日渐严重，酿成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挫折和浩劫。毛泽东试图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上层建筑的“革命”来推动经济建设，最后形成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而从上述思想理论所折射的文化观念看，则带有明显的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某些特点。例如，以平均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一大二公”的乌托邦理想模式； 政治伦理化，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根据；倡导个人崇拜，追求君师合一的圣人人格等等。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与产生这一错误的社会土壤作综合考察，可以发现，中国文化要摆脱旧的时代阴影，仍需要艰苦的努力。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就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现代化”这个概念，自本世纪 50 年代以后在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十分流行，它被用来概括人类近期发展过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的动态，众多的学者为它下了各种定义。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看法，可以认为，现代化所指的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以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为主要标志，涉及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组织和结构等方面的变化，是一场全面的社会改革。

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现代化虽然起源于西方，但这一提法不能揭示社会变革过程的实质，不符合现代化多样性的丰富现实。由于各国的传统体系相互有别，文化背景各异，各国的现代化必然带来各自的个性和特色； 后来者借鉴的现代化模式来自西方，但其面临的问题和要完成的任务却在内部。所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必然带来并要求中国文化进行更深刻的变革。

要使中国文化得到创新，以适应当前以新技术革命力特征的现代化潮流的要求，还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精神，以极大的勇气，发展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不再停留在 100 多年前的水平上。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经过十余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他以独特的魄力和胆略， 紧紧抓住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逐渐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找到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也使得中国的民族思维走向了现代。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所指出的：“改革和开放，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九年之所以不平凡，之所以举世瞩目，就是因为许多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思想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 16 年了，中国人民在这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思想文化观念所发生的变化，其深度和广度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1. 邓小平的文化观

邓小平，1904 年 8 月 22 日生于四川广安。原名先圣、学名希贤，后自改名小平。长辈所起的名字，寄托着长辈的期望，要邓小平广读圣贤之书而成为圣贤之人。1909 年初春，邓小平不满 5 岁，就进私塾发蒙，学的自然是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等。以后上了初小，也只读了“四书”、“五经”一类的书。 1915 年，11 岁的邓小平考入广安县高小，国文课除了孔孟的“经书”以外，还教授一些《古文观止》上的文章，有柳宗元的，有韩愈的。邓小平在塾师的影响之下，对写字很有兴趣，这使他的书法有了良好的基础，直到晚年他的字依然刚劲有力。

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些志士仁人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在“维新思想”和“洋务运动”的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感到要救国，就必须学习西方。毛泽东曾经说过：“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①1915 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更是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传统封建礼教展开剧烈地攻击，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把邓小平接到了重庆，送他走上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道路。 65 年后，邓小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感到中国衰弱，希望它强大起来；我们认为现代化是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到西方去求学。

早年的毛泽东深受儒学影响，1917 年 8 月 23 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以后又说：“东方文明要占个半壁的地位”。毛泽东当时已有 20 年岁，对国学已有相当的造诣。早年的毛泽东对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也怀有积极的热忱，主张“外观世界之潮流，内审自身之缺陷，勉负职责，振起朝气”②，在他的积极组织和推动之下，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当时全国开展得最好的省份之一。但是毛泽东本人却没有出国。他觉得“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③。

邓小平幼年深受传统文化的薰陶，对国学的造诣虽不及毛泽东深厚，但其一生也是一个“史学兴趣极浓厚的人”④，“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西的日子里，他除了大量阅读马、列著作外，还读了“二十四史”等中国文化典籍。邓小平尤其善于吸取劳动人民的传统智慧，其著名的“猫论”：“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⑤就是一句四川俗语。这句四川俗语原出自刘伯承之口，他善于用四川俗语幽默诙谐地说明问题。① 刘伯承是一位大军事家，“他熟谙兵法，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

②在繁忙的军旅生涯中，他是“勤读不厌的模范”③，1951 年他捐给西南人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69 页。

② 《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1920 年 7 月。

③ 毛泽东 1920 年 3 月 14 日致周世钊的信。

④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18 页。

⑤ 见《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323 页。·15·

①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87 页。

② 同上第 186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32 页。

图书馆（现重庆市图书馆）的图书就有 4000 余册，其中有 1171 册线装书， 包括“二十四史”、《黄帝内经》、《易经恒解》等。④邓小平还指出：“他不但重视理论的研究，尤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常常指导同志向下层群众去学习，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⑤邓小平与刘伯承自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共事 13 年，相知甚深，以至刘邓不分。从刘伯承、以及邓小平对刘伯承的评价上，可以看出邓小平对于传统文化以及群众智慧的重视。

当然，邓小平的生活经历与毛泽东有很大的区别。自 1920 年 8 月至 1926

年 1 月，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的工厂劳动，了解现代大工业的成就和缺陷，并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的组织。早年经历的不同，也许使得邓小平对于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比毛泽东有更深刻的感受。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与毛泽东又是心曲相通的，他对毛泽东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都颇为欣赏。1952 年，他曾说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1951 年 1 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通篇谈辩证法问题，最后特别提到：“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这年年底，毛泽东在莫斯科评价邓小平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既懂经济，政治思想又强。1972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所作的批示，对邓小平作了简要的评价，其中提到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解放战争时期协助刘伯承打仗，有战功；进城以后，做过好事。由于历史的因缘，毛泽东与邓小平走到了一起，并成为思想、理论上的同道。邓小平理论与毛浮东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邓小平的文化观同样也是毛泽东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邓小平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

①邓小平在这里讲的是文艺方针，也反映了邓小平对于中外文化的基本态度。

这是我们继承古今中外文化成果的立足点和根本目的。我们继承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不是颂古非今、崇洋媚外，不是把官当作古玩，供人欣赏；而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助于解决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邓小平进而提出了“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的八字原则和要求。②通过钻研，把握中外文化的精神与实质；吸收其精华；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整合，使之成为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改革和创新， 使传统文化得到发展，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③社会主义新文化。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指出：邓小平的信念，“就是要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集中古今中外一切所长，闯出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④

④ 《中国元帅刘伯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41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32 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8 页。·16·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10 页。

② 同上，第 212 页。

③ 同上。

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他强调要“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①，他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版《邓小平文集》中所写的序言中写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在致中共中央要求退休的信中说：“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②这种自尊心和自信心，来源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的自尊和自信。如前所述，邓小平是一个史学兴趣极浓厚的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愤怒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焚毁中国的民族典籍等罪行。③邓小平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十分重视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邓小平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仅一般地强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且也包含了独立自主、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性思维的意义。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思维特色。例如他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学风，爱国主义的精神、艰苦朴素、艰苦创业和为政清廉的道德，等等。当国际局势发生突变时，他告诫人们要” 冷静观察，韬光养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邓小平十分强调分清“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④，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曾出现严重的挫折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历史教训，邓小平特别强调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重要意义。1980 年 8 月 18 日，他在关于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邓小平还具体列举了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点、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 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 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邓小平认为，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改革旧体制，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就必须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 这是解放思想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十分重视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他说：“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古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作用。但是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①他认为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6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23 页。

③ 见《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22 页。

④ 《邓小平丈选》第 2 卷，第 335 页。·18·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90 页。

先进科学技术。”②邓小平对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979 年 2 月，邓小平亲率代表团访问美国，在短短的 8 天里，他除了在华盛顿同卡特等进行会谈以外，还访问了著名的工业城市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国， 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休斯敦国家宇航中心、波音飞机公司和休斯敦工具公司，并同得克萨斯的石油大亨们共进了晚餐。哈戳博士回忆说， 邓小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在利用一切机会了解各国发展经济的经验，以便利用这些经验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邓小平还虚心倾听国外来访的政界、企业界和专家学者等各界人士的建议，特别重视国外的经验。如设立经济特区的做法，已被很多资本主义国家证明是发展经济的有效方法，因此他积极主张设立特区。他认为应该引进外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引进外资，我们为什么不能引进？不仅要引进外资，他还主张利用外国智力。关于启用年轻干部的问题上，邓小平也提到：“这一点，也要学发达国家。有些第三世界国家也解决得比较好。最近我听人讲，好多国家大部分部长是三十几岁。也有岁数大一些的，但比较少。总理岁数可能比较大，一般也是五十多岁。”①我们阅读邓小平文选，会感受到他接受新事物新经验的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

邓小平主张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如上所述，他首先提出“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他还特别强调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1984 年他在谈到经济特区时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 管理也是知识。”②1992 年他在视察南方讲话中更明确地指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③市场经济理论正是这种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还主张学习国外先进的行政管理经验。1980 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①的重要观点，他认为像斯大林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②，他认为“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③所以，1986 年 9 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应当借鉴和学习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除了适应于现代化社会生产的先进经济管理经验以外，还有具有

② 同上，第 91 页。19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92 页。

② 同上，第 51— 52 页。

③ 同上，第 373 页。·20·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33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336 页。

普遍适用性的先进行政管理经验。此外，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借鉴和学习外国的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这也是邓小平的一贯观点。所以，对外开放， 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建设领域，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文化的层面。

邓小平反对“全盘西化”。如前所述，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向西方学习，决不意味着“全盘西化”。他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④他强调，在文化交流范围，要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鉴别、批判，吸取有益的文化和知识，抵制腐朽性影响，他批评了一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皙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 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峰地盲目推崇的倾向。①他主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他看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②他坚定“四项基本原则”，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

邓小平的文化观是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的文化观的坚持和发展， 并提出了“钻研”、“吸收”、“融会”和“发展”的八字原则和要求。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髓，强调走自己的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同时，鉴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出于对国际形势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宏观把握，邓小平特别强调批判封建主义残余和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经验。正是这样的文化观，对邓小平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起了积极的作用，邓小平的理论以及实践又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思维的现代化。1985 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确实如此。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 页。·21·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4 页。

② 同上，第 235 页。·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