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艰苦的努力，探索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条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在照搬共产国际、苏联的指示和经验遭到挫折的情况下，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出来的。由于中国革命没有现成的经验，更由于在本世纪 20 年代后

期和 30 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共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条道路的探索就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早在 1929 年，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就把了解实际，克服主观主义作为红军党组织的重要任务。1930 年 5 月，他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观点，指出抱住“本本”一成不变，“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而调查研究才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1937 年 7、8 月间，他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深刻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奠定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基础。40 年代初，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集中批判了教条主义，全面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从而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为全党所理解和拥护，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邓小平说：“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1

建国以后，尤其在 50 年代后期，毛泽东倡导破除迷信、实事求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文，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但是，随之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之后，在“大跃进”运动中，由于急于求成，急于改变生产关系，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造成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挫折；这时，毛泽东又把注意九转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 60 年代初，他把阶级斗争问题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斗争，以后发展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酿成了中国社会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文选》的第 2 卷和第 3 卷，都反复地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邓小平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

¹ ①《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27 页。

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走的。”①他屡屡提及，中国社会从 1958 年到 1978 年 20 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②他特别强调：

“为什么我们能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③也就是说，当我们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研究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不能不重视它们的历史背景。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一方面，广大人民欢欣鼓舞，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来；另一方面，“左”倾思想、个人崇拜仍弥漫着中国大地。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所谓“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④，从而造成了党和政府工作步履艰难、形成了两年的徘徊局面。正像二三十年代一样，不破除教条主义的倾向，中国革命的道路无从谈起；不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迷误中走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将受到更严重的挫折。因此，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怎样理解和评价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决定我们能否走出危机、开创新局面的关键。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都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

在 1960 年，邓小平就提出了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②他曾和罗荣桓一起同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进行了斗争。③1975 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复出、主持全面整顿之际，针对“四人帮”搞个人崇拜，郑重地提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怎样能够抓往一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④所以，当“两个凡是” 出笼以后，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 1977 年 4 月 10 日在致中央的信中提出了“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⑤，5 月 24 日，他在与中央两位同志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⑥正是经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等同志的努力，经过实践标准的大

讨论，到 1978 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2 年，邓小平在同金日成的一次谈话中回顾了这段历史，他说：“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34 页。

② 同上，第 237 页。

③ 同上，第 172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98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3 页。

② 见《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143 页。

③ 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6、39 页。

④ 同上，第 36— 37 页。

⑤ 同上，第 39 页。

⑥ 见同上，第 38 页。

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做‘两个凡是’。我说过，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我是在粉碎‘四人帮’ 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以后我从你们那里访问回来，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