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渊远流长。根据考古发现,在远古时期,例如龙山文化时期,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内,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正是这种文化的共同点,形成了以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统一国家的基础。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包容性。《谷梁传·僖公四年》中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除中原文化以外,尚有东夷文化、三苗文化、戎羌文化、北狄文化、百越文化等等,这些文化相互交融、认同,凝聚成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任何外来强大的势力只能侵占或征服它的土地,却难以征服这个民族的文化与人心。
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这种强烈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基础,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的表现形式。关心社稷生民、维护民族独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从屈原在《离骚》表现了对于楚国存亡的强烈的责任感;到顾炎武高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成为爱国主义的主导精神。
民族主义的思想还强烈地反映在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问题上。春秋时期,王纲解纽、诸侯力征,周边小国侵扰内地问鼎中原。于是,“尊王攘夷”、“夷夏之辨”的思想开始在中原姬姓诸侯国中盛行。每当民族矛盾尖锐之际, 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向来不主张对外进攻,崇尚和平。《尚书·尧典》讲“协和万邦”,《孙子兵法》也认为用兵打仗是不得已之事。史载汉宣帝时,匈奴内部大乱,汉王朝并不乘人之危,而是“辅其微弱,救其灾患”(《汉书·萧望之传》)。在民族政策上,唐太宗制定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资治通鉴》卷 193)的政策,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 198)。
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是中华民族意识及其精神的具体体现。如前所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有多方面的内容。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集中体现在《易传》的两个命题上:一是“天行健,君予以自强不息”,一是“地势坤,君予以厚德载物”①。前者主张刚健有为,强调民族的独立性、主体性和主动性;后者表述了以宽厚之德包含万物的精神,以“仁” 为体,以“和”为用,不仅主张天人之间、人际之间或者个体心理和精神的和谐、平和,在国与国之间也主张修好和睦、和平共处,讲究以“礼”来调节,“礼之用,和为贵”。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大批的共产党人正是从民族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并在新的基础上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联结起来,克服了盲目排外、愚忠思想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使民族主义得到了提升。毛泽东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和能力。在抗日战争中,他正确地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了侵略者。建国以后,他自豪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以后又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要有较大的贡献。在国际交往中,他顶住了外国的压力,维持了民族的尊严,尤其是制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局面。当然,出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同时国际形势仍处于二战后的冷战阶段、中苏矛盾的激化,从而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不可避免,因此,毛泽东总是较多地从矛盾对立冲突的角度去处理民族统一问题、制定国际外交战略。例如,1963 年以后他曾多次批评所谓“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些,对反动派和气一些,对修正主义和气一些,对亚非拉人民的援助少一些)的国际外交政策,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国际纲领。
邓小平既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是一爱国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多次强调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尊心和自信力,他从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坚定不移地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的贡献在于,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
分析了当代国际的新特点、新形势,果断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提出了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民族统一大业的新构想。“和平发展”新主题与“一国两制”新构想是紧密相联的,后者正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邓小平说,“一国两制”新构想可以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解决国内问题中的运用;另一方面,这一新构想对于解决国际争端
① 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学术月刊》1986 年第 12 期。
也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地方可以采用“一国两制”的方法,有的地方还可以采用“共同开发”的方法。
显然,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正是前述主张整体、和谐和开放的思维特征在民族观上的反映;从而又弘扬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刚健有为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和厚德载物的民族宽阔的胸怀。当然,邓小平对传统民族主义的弘扬决不是简单的重复,传统民族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封闭的社会基础之上的,追求的是一种静态的和谐;邓小平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开放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强调的是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全民族团结一致, 积极地开展对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竞争,以振兴中华民族。所以说, 邓小平关于国际战略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是传统民族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