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治国之道的发展

中国古代，治国安邦历来是政治家和思想家所讨论的核心问题。记载着夏，商、周三代史料的《尚书》中，就集中了大量关于治国安邦的思想言论。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其争论焦点就是治国安邦之策。所以，《论语》、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59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7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6 页。

② 同上，第 375 页。

③ 同上，第 77 页。

《孟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和《吕氏春秋》等书的主要篇章都是政论。《老子》一书虽谈“玄”，但“其木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史记·自序》），“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恃，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其政治意义也高于哲学意义。秦汉以后，绝大多数思想家、史学家也都把治国之道当作其著书立说的基点的。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如此，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如此，王安石、朱熹、顾炎武、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集也莫不如是。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别重视政治或伦理的价值判断，国此，作为根本的治国之道，也特别重视政治与伦理的关系。其核心就在于如何处理好君、臣、民的关系问题。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作为为政的根本。所以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施“仁政”，这称之为“王道”。法家走向另一极端，主张以严刑峻法治民，“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

（《韩非子·奸劫弑臣》）这称之为“霸道”。韩非还总结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的理论，主张法、术、势的结合。他说：“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韩非子·八经》），“法者，编著图籍，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韩非子·难三》），统治者在政治上一般是王霸并用。

为了安民，政治家和思想家们一般也都主张富民。所谓“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管子·版法》）。所以，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充实财政，也是历代统治者的重要政治方针。但是，这是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为其根本目的的，所以，中国历史上，除了少数贤明君主尚能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外，更多的统治者则动辄大兴土木，滥用民力，耽误农时，穷兵赎武，使得民不聊生。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必然结果。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曾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放在一个极重要的地位，他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取得过显著的成就，并且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但是，毛泽东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之道，毕竟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曾提出了“向自然界进军”的口号，但出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又逐渐把兴奋点转移到与人斗争上来，要继续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希望通过政治的运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所谓“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但是，在遭致“大跃进”的挫折之后，他更极端地执著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以图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通过七、八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和思想革命，“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联系到毛泽东早年“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①的倾向，分析“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法家的赞尝，以及特别强调人的道德领域的“斗私批修”等做法，可以认为，毛泽东在根本的治国之道问题上，明显带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过于注重政治和伦理领域的痕迹。

①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性》，1917— 1918 年。

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是毛泽东关于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上来，关于“四个现代化”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一思想直接把握了经济这个中心，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贯彻。邓小平历来强调，“共产党就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②他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

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③可见，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既是对“左”倾思想的拨乱反正，也是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重大飞跃。

鉴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长期以来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至今在一部人中仍具有相当的影响，为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条政治路线，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深刻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④“左”的表现就在于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所以，剔除中国古代过于崇尚政治、伦理的传统意识，破除“左”的思维定式，这是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一项极其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14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28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1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