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于邓小平的整个理论之中，也是邓小平非凡风格的基本点。而从风格的角度透视，我们可以发现，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邓小平

的身上，突出地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承认现实，正视现实。

承认现实，正视现实，这个实事求是的最基本的前提，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国际、国内、省、县形势都是一片大好，这一类每篇文章、每个报告都相同的开头套语，正昭告着实事求是精神的泯灭。“现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类一段时期中每个中小学生都会写的词句，也表明了当时的中国人不能放眼正视世界状况。“文革”之中，这种歪曲现实以适应政治需要的荒谬宣传达到了它的顶点，我们长着一双眼睛，却看不到世界、中国和自身。

承认现实、正视现实，在原始人也许不难，但到了虚幻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全面地对一切社会现象给予当然的解释的时代，承认现实便成为一件需要勇气、甚至需要承受各种压力和痛苦的事情。“文革”时期，我们把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心、革命的中心、人类社会的楷模，在严密的封锁制度下，我们无从得知世界各国人民的真正生活状况。在这样一个时候，邓小平首先把中国落后的事实赤裸裸地摆在中国人民眼前。早在 1977 年 5 月，他就说：“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技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①l978 年 3 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他说：“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①1978 年 9 月，他说：“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②这些说法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宣传工具逐步向香港、东欧开放，再介绍西欧、美国乃至于台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才彻底打破了“文革”以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和自欺欺人的心态，人们才开始清醒认识现实和自身，这同样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判明中国落后的同时，需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二十年间错误理论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的定势，它更需要排除的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在面对世界时的尴尬、愤恨等种种焦虑。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夭朝处于世界的中心已是三千年来不争的心理事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孟子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从秦汉始，中国就认为自己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中心。直到清代，这种世界观依然延续未改，因此，郭嵩焘直言中国不如西方，就遭到守旧官僚乃至于一般百姓的唾弃，他卸职回乡后，地方官员傲不为礼，大街小巷贴满斥骂他勾通洋人的揭贴，晚年受尽寂寞和凄凉。从承认西方的科技先进，到承认西方的政治制度先进，再到承认西方文化的先进，每一步无不伴随着极端的喧哗与嘈杂，主张此说者无下面对强大的压力。要使中国从天朝第一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不啻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40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90 页。

② 同上，第 128 页。

在现代，由于奇迹般的革命的成功，中国人的自我膨胀感又被重新认同，中国从政治文化意义上重被认为世界秩序的中心和楷模。正是邓小平，向人们展示了世界的真正面貌，冒着在政治、文化上被人误解、批判的危险，承认了现实，正视了现实，使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了坚实的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次伟大的革命。中国经济从较落后走向高速发展。而十三大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理论，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出的硕果。

正视现实、承认现实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那就是正视历史、承认历史遗留的一些现实问题。在这样的基础上处理历史的遗留问题，就使得各方面更容易接受，更加圆满地解决问题。香港、台湾、钓鱼岛等问题的处理便是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的风格下进行的。对香港的主权，邓小平明确地宣布，不需讨论。但是，从今天的现实出发，在收回主权之后，“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我们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我们在十五年中的方针政策以及十五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①对台湾和香港，邓小平后来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主张，这是正视现实、承认现实的清醒的做法。“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②对解决国际争端，邓小平还提出一个“共同开发”的办法。钓鱼岛问题，邓小平就说：“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

③还有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

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①这些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我党的历史上更没有先例的作法，如果没有实事求是、正视现实的精神，是根本不可能做出来的，如果用理论来推演，更加不可想象。“一国两制”最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现实主义精神。

第二、不争论，干实事。

邓小平颇为自豪他说过：“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②这样居功不疑的姿态，在这位实在的政治家的身上是不多见的。这也正说明了不争论在邓小平实事求是风格中的重要地位。

不争论的第一件典型事例是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正如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所说的：“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千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谷，第 13 页。

② 同上，第 59 页。

③ 同上，第 87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87 页。

② 同上，第 374 页。

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于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的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千，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③

在当时，邓小平这种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独特方法，对干部的震撼力极大。几十年来极“左”的一套，严重地禁锢了广大人们尤其是干部阶层的聪明才智，凡事先从“主义”上着眼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辛辛苦苦三十年，一退回到解放前”，生动地反映出当时他们的心理状态。可以想象，在那样的情形下，如果先行辩论，决出新老体制孰优孰劣，再行推行新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不争论”、“允许看”的方法，突出地体现了他高超的领导方法和非凡的风格。他坚信，广大农民是最了解怎样搞好农业生产的，一些清醒的基层干部、尤其是 60 年代初有过相关经历的基层干部是支持责任制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是能显示它的威力的。果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一举扭转了我国农村生产多年停滞徘徊的局面，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这正是邓小平坚信真理在手、不屑争论的体现，一个胜利者的高度的自信，对人民群众的判断力的坚信，就是这次“不争论” 的深刻内涵。

而不争论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 1980 年正式设

置的。四年后，邓小平前往特区视察，肯定了特区的成绩。邓小平在 1987

年 6 月欣慰他说：“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①实际上，情况远没有这样乐观。直到视察南方讲话，仍然可以发现党内、国内还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者的存在。否则，也不用邓小平再三断言特区姓“社”不姓“资”了，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②。有些人一直来在问：是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呢？还是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当然他们不会说后半句话，但是，前半句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后半句。邓小平历来对“文革”中那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一类口号深恶痛绝。他非常看不惯有些理论家、政治家，用“左”的大帽子吓唬人，说什么“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正是因为如此，冒着种种非难，邓小平本着“不争论”的原则，主持开办了特区，支持发展特区。这是针对“文革”以前将意识形态功能放在一切之前的重要反拨，是邓小平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根本思想的体现，是对那些惯用“左”的棍子、帽子的理论家、政治家的极端蔑视。这是邓小平“不争论”的又一内涵。

不争论的第三件典型事例是市场经济问题。邓小平自 1979 年 11 月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以后，始终予以坚持。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观总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人们的思想上禁锢极深。邓小平没有强行推行这一观点，而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程度的提高，循序渐进地加以引导。从而我国经济改革中逐渐地由计划经济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1989 年政治风波以后，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

③ 同上，第 374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39 页。

② 同上，第 372 页。

论开始多了起来。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①所以仍提“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是因为在党的文件中已经明确，不会引起新的争论。随后，他明确指出， “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②直至 1992 年初，他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再一次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这一事例表明，邓小平的“不争论” 不仅是坚信群众的实践，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框框，还体现了邓小平十分尊重人们的认识水平、接受程度的现实的态度。这三个事例共同构成了邓小平“不争论”的完整内涵。

不争论是与于实事紧连一起的。归根结底，是一个用语言来影响世界、还是用行动来影响世界的问题。本来，一般地说，思维和行动是人密不可分的两种能力，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有先哲探讨知与行的关系。程朱以为知先行后，王阳明则倡知行合一，王夫之主行先知后，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则以为知难行易。到今日止，这种主张先从改革人的世界观开始、改革了人的世界观就能改革社会的思想模式仍有相当的市场。尤其是“文革”中极端重视意识形态的做法，使语言戴上了神圣的光环，语言较之行动具有某种优先权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毫无疑问，还是要靠行动。邓小平就是重视行动甚于重视语言的实干家。他朴实的观点，正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沉默寡言，善于决断，善于实事，不说空话。这种鲜明的个性，给中国从空言到实干的转型起了深刻而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