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国际观的发展

中国远古，就有“协和万邦”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处于乱世，百家争鸣，儒、道、墨等都不主张战争。墨子设想的“尚同”社会是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世界，主张以“非攻”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政策。老子更是主张“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不争”。甚至孙子也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孙子·谋攻》），不主张穷兵黩武。儒家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学说，追求的是以“仁”为本，以“和”为用，追求世界的和谐。所以，孟子设想不用战争的方式来统一天下，提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主张的是“仁战”。当然，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要实现这样的理想是很难的，但是，上述思想对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思维影响甚大，中国长期的统一与安定与此不无关系。

中国统一以后，尤其是汉唐时期，中华民族的文明更是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中国对周边民族和国家大都采取和平政策，经济、文化的交往也相当频繁。正是以“仁”为本、以“和”为用的“厚德载物”的胸怀与性格，使得中华民族大量地吸收各种文化，如佛学等，加以融合；同时又向周边民族与国家传播了中国的文化。甚至异民族的入侵，也往往被中国先进的文化所征服、所同化。

但是，明末清初以后，一方面西方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因素增加，经济实力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长时期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失去“汉唐气象”，强化了盲目自大的心理。明代曾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①甚至鸦片战争以后，天朝帝国沦落的同时，畸形的民族虚骄心理并未完全改变。盲目自大，导致闭关锁国，看不到整个世界的发展态势，自然谈不上有什么国际观。

鸦片战争爆发，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逼迫中国面对现实的世界。有识之士开始提出“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但是，近百年来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一个个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心理

①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80 页。

创巨痛深。在人们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另一方面，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主义也开始滋长，出现了义和团等盲目排外运动。但是，无论如何，中华民族要从民族压迫的苦难中站立起来，除了前仆后继的斗争与反抗，别无选择。因此，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国际观念，其主流受到了以生存竞争为特征的社会进化论的深刻影响，中国与世界主要的是对立与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眼光远大，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共领导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建国以后，毛泽东等十分注意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且提出了“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富有创见的原则。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由于中国当时所处的特殊的国际环境，也由于毛泽东等所绷紧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弦，两者互为因果，过重地估计了国际和周边地区的形势，在准备战争思想的指导下，不仅忽视了经济建设，而且造成了尤其是与经济发达国家的隔陵。

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是在马克恩主义指导下对当代世界时代实质的深刻把握，是对毛泽东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提出了三种世界和平力量的新观点。不但整个第三世界是和平力量，作为发达国家的第二世界是和平力量，而且作为第一世界的美国和前苏联的人民也是和平力量。这就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发掘和阐明了世界和平力量，是从整个人类根本利益的高度来审视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把全世界人民看作是历史的主人和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

这还表明，中国观察国际问题及参与国际活动，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主要标准，而转向务实与多样性。1986 年 9 月，邓小平指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①突破了以社会制度来划分世界的思维模式。

这还体现了一种全球意识和时代意识。邓小平正是从全球角度来分析世界形势，从而把握住了世界的主要特征；正是从时代前进的角度来看社会发展，从而把握住了世界的主要趋势。这是一种以开放的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态度来考虑的国际战略宏图，跳出了单纯从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来观察问题的思维方式。

这还反映了国际舞台上的竞争是经济实力的较量的强烈观念。在国际事务中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来确定立场的方式已经不适用了。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力量，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在国际舞台上开展外交活动。中国也只有通过振兴经济，才能脐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在克服了封闭的民族主义的狭隘心态的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厚德载物”、以“仁”为本、以“和”为用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在当代国际条件下的弘扬光大。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之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68 页。

一。邓小平不仅从世界的相互依存与发展的角度去观察与思考国际问题，不再拘泥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且，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共同开发”的建议，对于解决现在的国际争端都是一个极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因而在海内外受到了普遍好评，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这里，我们还想附带评论一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 1993 年在《外交事务》夏季号上发表的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的有关观点。该文主旨是在论证今后一个阶段，世界的形势将继续以“冲突”为主要特征，而且其根源是由于文化的不同引起的。该文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他把现今的文化分成“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而且在“非西方文化”中又特别突出地提出“儒家一伊斯兰的联合”，并且认为“儒家与伊斯兰的军事结合已经形成”，而这种“异文明间的种族暴力冲突的升级最危险，也最可能成为导致世界大战的原因”。这是亨廷顿依据已过时了的“西方中心论”而作出的违背时代潮流的结论。其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东方文化的隔陵和敌视而产生的偏见。他根本不了解儒家文化以“仁” 为其核心，主张“和为贵”，提倡“普遍和谐”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千百年来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现代中国更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根据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更将始终不渝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以，亨廷顿的结论是极其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