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哲学思想的演进

中国传统哲学是从人的主体立场出发，将宇宙与人生、自然与社会整合考虑。一方面，思维与认识不仅以人之主体实践为最终目的，另一方面，对世界变化与运动的理解是被充分置于谋求天道与人道之相互和谐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它就具有两个极为显著的特点，一是在认识论方面重知行，重实践；二是在方法论上强调阴阳为道，辩证思维。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精神几乎在所有的思想流派中都有所体现，尤其强调认识的实践性和实用性、实效性。中国传统哲学发达的辩证法思想，充满了民族思维的自身特点。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传》），“万物负阴而抱阳”（《道德经》），这是中国哲学强调变易、辩证与和谐的基础。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哲学上述两大特点，从而在强调主体实践和辩证思维方面打上了中国哲学的烙印。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尤其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关于“黄猫、黑猫，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和“要照辩证法办事”的著名论述，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显著特征。

邓小平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的观点，对于中国认识论思想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认识论、其知行观是建立在伦理实践、身心体履的基础之上的。例如王阳明所说：“如言学孝，则必服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传习录》中）中国传统哲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将个人主体的道德修养的完善与社会主体的完成与显现联结在一起，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毛泽东撰写《实践论》，对中国古代知行观作了科学的总结，他指出：“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也就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3 页。

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实践置于第一的地位，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检验认识的标准；毛泽东还把实践作为“社会实践”进行认识，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伦理践履及其对社会的作用，而是把人民群众看作社会实践主体，并提出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实践形式。

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显然，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正确地认识世界，更在于正确地改造世界。前者为“知”，后者为“行”。只有通过“行”（实践），才能确定主观的“知”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在。所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实践本身又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经验性，实践的形式繁复多样，有的实践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对人类社会漫长实践的高度概括，是具有严密逻辑的理性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是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上的，它自觉地指导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并且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离开了这个本体，人们的认识就容易被实践中的表面的、片面的或暂时的现象所迷惑。长期革命斗争的胜利实践，使毛泽东过度地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大跃进”时期，他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心主义观点予以相当程度的欣赏；他偏爱三大实践形式中的阶级斗争实践，尤其执著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陷入了唯心史观的泥淖。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自然带有中国传统知行观过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伦理的作用的某些痕迹。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论述，在价值评价这个环节上对中国社会的主体实践作了界定，规定了当前我国社会实践的基本方向，从而使本体论和认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中国的传统哲学真正确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邓小平进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使中国哲学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气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曾居世界领先地位，并有许多蜚声中外的科学技术巨著，如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元代王桢的《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但是，至近代，当西方在科学技术上迅猛发展的时候，我们却大大地落后了。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重视人伦关系而轻视自然的知识。《论语·子路》中记载了孔子对樊迟请学稼的否定，所谓“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毛泽东重视生产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主张教育与生产劳

动结合起来，而且，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视的。1963 年，他在听取聂荣臻同志汇报 1963—1972 年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搞上层建筑，为了发展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在这一年，他在一个批语中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并称为三大革命实践活动。但是，在毛泽东晚年，由于片面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科学技术有所忽视。学校教育以培养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成长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目的，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反对所谓“智育第一”、“白专道路”，否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这些观点折射出中国传统哲学重视人伦和轻视自然的思维定式。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同时这也是根据当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对社会进步的

巨大作用，根据当前国际上的经济竞争实质上已经是科技的竞争的时代特点而提出的新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思想的确立，弥补了中国传统哲学偏重人文精神而轻视自然知识的缺陷。杨振宁先生在《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①一文中认为，“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吸取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但是这种抗拒在今天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在当代世界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高度渗透的趋势中，中国哲学强调关联性、有机性、创造性与和谐性的特点，在哲学与科技领域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邓小平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充分反映了他的思维特征充满着中华民族所固有的辩证法精神，而这种辩证法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哲学方法论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论述；尤其是邓小平大力倡导的对外开放、和平发展新主题的战略思想，其中所透析出来的开放性思维与整体性思维的特点，是对传统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古代传统辩证法是朴素的、直观的，道家以阴阳变易为基础，老子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重视事物矛盾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特别重视事物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如所谓“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等等；孔子从人道角度提出了人生修养的“执两用中”、“致中和”的“中庸”态度，强调事物的度与和谐。这种思维具有强烈的整体性，其形成来自于对夭人一体的强烈信念。毛泽东、邓小平的理论，都具有这种注重矛盾运动的整体性思维的特征，他们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发展了中华民族的辩证思维。毛泽东著《矛盾论》，着重谈方法论问题，这是中国辨证法思想发展的一座丰碑。他使得传统的对经验事实的实用化的朴素概括和抽象的思维，具有了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使得整体直观的思维模式建立在具有坚实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从而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实现了向现代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变革。但是，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血亲伦常等级的社会结构之中，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而其整体性的思想却又有其封闭性，这就是老子所谓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老子忽视矛盾转化的条件性，他对矛盾转化的论述极易导致相对主义，例如庄子。另一方面，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在政治与战争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发展，又具有兵家辩证法的特征。在这里，强调的是矛盾的斗争与转化。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思想亦具有浓厚的兵家辩证法色彩，他的军事著作和策略著作，同时也是辩证法的名著。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肯定孔子中庸思想的意义，以反对两极性思维。①毛泽东特别强调对立统一规律，他的《矛盾论》就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展开的。 60 年代以后，毛泽东逐渐认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就是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与否定之否定都不是基本规律。②对于这一观点，目前学术界存在分歧。但是，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指的是矛盾转化的发展与联系的过程，离开了这个过程，矛盾运动就成为无休止的自我循环。那么，辩证法的形态又退回到了直观的、具有主观随意性的朴素

① 见《中国科学基金》1994 年第 2 期。·999·

①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45— 147 页。

② 见《毛泽东哲学批评集》，第 505— 507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形态。一方面，矛盾的对立和斗争绝对化了，毛泽东晚年又把对立统一规律简单化为一分为二，在政治领域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中庸之道，所谓“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另一方面，由于否定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依存，其思维又趋于自我封闭，唯我独尊，陷入形而上学的误区。毛泽东晚年辩证法思想中的不足，与中国古代兵家辩证法的传统和封闭的自然经济基础当有所联系。

邓小平对于辩证法的贡献，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其整体性的思维走出了传统思维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狭隘空间，而与高科技、信息化的现代社会联系起来，形成了开放性的、创造性的思维。这就是敢于破除迷信，大胆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开创性地建构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在邓小平的全部理论中，对外开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邓小平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①“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②邓小平把对内改革也称为对内开放。这样在经济建设上也改变了小而全的、条块分割的以及闭关锁国的思维定式，这也是邓小平开放性思维的重要体现。第二，其整体性的思维纠正了毛泽东片面强调矛盾的对抗与斗争的缺陷，在重视矛盾的斗争性的同时，也十分注意矛盾的相互依存及其同一性。例如，重视多种矛盾的协调与统一，诸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的统一，发展经济与政治稳定的统一，建设物质文明与建设精神文明的统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和共同富裕的统一等等，这一思想内在地包括了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深刻意蕴，与以往的“钢铁元帅升帐”、“阶级斗争为纲”在经济和政治上急于求成的极端思想大异其趣。更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根据当前世界发展的客观实际，从矛盾斗争中寻求共性，建立起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国际战略和“一国两制”的民族统一政策，在国际领土争端问题上提出了共同开发的新颖设想，他所提出的改革开放决策也是基于吸收人类共同文明的强烈信念，而不拘泥于传统的关于姓社姓资的旧框框。上述思维是对中华民族注重整体、和谐的思想在现代意义上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