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的作风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团的核心，邓小平有着非凡的工作作风。这些非凡的作风一方面显示出他的特殊个性，同时也与中华文明史上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作风类似。它构成了中国文化新阶段的一个有机部分。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不可能不在邓小平非凡的作风中得到巨大的启迪。

第一、重视人才，善用人才。

人才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治家最重视的问题之一。毛泽东也曾说过：党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便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从 70 年代复出以来，便不

遗余力地强调干部问题，强调应该选拔一些靠得住的接班人。早在 1975 年，他就说过：“现在有些省提拔个省委书记都觉得困难，我看不会那样难吧。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一大堆，为什么连个省委书记也找不出来？我想问题恐怕是没有注意或者注意不够。”①在抓整顿期间，他狠抓领导班子的建设，用了几个人才，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①老同志的经验、立场当然不成问题，但是他们精力毕竟不够了，更需要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1979 年至 1982 年中，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并且主持通过了建立顾问委员会、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办法。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便有了新的内涵。在这里，不仅仅是依照老经验办事的问题，而是老经验能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问题。“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说‘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而“一般地讲，老年人习惯势力多一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考虑问题凭自己的经验。”②这样，选拔年轻人才的出发点便突破了学习经验的局限，而更加放眼世界、放眼现代化、放眼未来。他用人胸怀开阔，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以前多次调动工作时不带人，连勤务员也不带。在 1989 年政治风波以后，他强烈呼吁，“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③

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是这样组建起来的，并且稳定了大局，促进了经济和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6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20— 22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41— 242 页。

③ 同上，第 30O 页。

社会的发展。邓小平挖掘人才，不求全责备，而是看主流，用了以后，自己在旁边，自觉让位，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应该说，在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过程中，邓小平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为大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当然，人才决不仅仅是党政领导机构的人才。中国不仅应该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也应该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经济管理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只有整个社会都能使人才脱颖而出，国家的现代化才有希望。邓小平所以也经常强调发现各方面的人才，解决知识分子的困难，制定一系列鼓励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他说过：“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人才问题，别的不说了，今天就讲两点。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①他十分重视科技的发展，因此也十分重视科技人才，重视知识分子，在全社会培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视察南方时他提出，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②正是在这样的方针指引下，许多专业人才脱颖而出，社会出现了勃勃的生机。

第二，过去争论一风吹，向前看。

在本世纪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同时伴随着众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在拨正历史航向的时刻，如何解开怨结、聚集力量，便成了领导人物的一大难题。邓小平用他明快、直截的工作作风，提出了过去争论一风吹、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基本做法，解决了众多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又鼓起了前进的勇气，极大地推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初进。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理兄弟党的关系是非常不易的。苏联共产党有一段时间充当了世界革命的领导角色，难免做过一些指手划脚瞎指挥的蠢事。我们党在极“左”思潮泛滥期间，也对许多兄弟党发表了指责性的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了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①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我们先后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以及欧、亚、非与拉丁美洲的一些共产党恢复和发展了关系，1989 年，又与苏联共产党恢复了关系。他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很多空话。”过去需要回顾，也需要讨论，但“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历史问题要讲，讲了，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8— 109 页。

② 同上，第 378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19 页。

“这些问题一风吹”，“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②

对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等等的关系，邓小平本着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明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原则，也采取了向前看的做法。像我国与印度长期以来存在着矛盾，还爆发过边界战争。两国人口加起来有 17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邓小平指出，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要看到 50 年代中期合作得很好的友谊，解决边界问题，“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①对一些领土争端，邓小平提出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合资经营，共同得利。在香港和台湾的问题上，主张“一国两制”，保护民族的共同利益，所有这些，都是本着不纠缠历史旧帐、向前看的精神，解决历史问题的典范。

中国国内的情况当然与国外有很大差异，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解决许多历史冤案，就无从调动广大人民、干部的积极性。但是，邓小平仍然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工作的基本方针。他指出，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些，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②对“文化大革命”，1978 年，邓小平说要总结，但不要匆忙去做，直到 1985 年，才彻底否定了“文革”。这样不至于引起剧烈的社会震动，又清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种高明的领导作风，确实是值得后来者借鉴的。宋代的党争与明末的三大案之争，其间恩怨，一时确也难以说清。但统治者未能及时制止党争，而是卷进纠葛之中，越弄越糟，不但澄清不了是非，反而弄得国破家亡。古代的低下与现代的高明，其差距确不可以道里计。

第三，果断处理重大问题

邓小平工作放手，平常沉默寡言，遇事不轻易表态，但是，面临重大问题时，他果断坚决，当断则断，毫不手软，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这种将刚柔、虚实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作风，是很值得人们学习的。

早在 1979 年，当党中央已经提出当前及其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后，一些地方出现了闹事现象，如冲击党政机关，静坐绝食，阻断交通，破坏工作、生产和社会秩序，游行示威，还有人提出一些反动的政治口号，与外国敌对势力勾结。对这种情况，当时也存在着疑惑和犹豫。因为林彪、“四人帮”时期确实遗留下许多社会问题，不民主的状况确实存在。种种复杂的现实原因，使人们难以清晰地作出判断。邓小平则明确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可能提高，经济也不可能发展。他果断地制止了萌发于全国各地的混乱，统一了思想，指明了方向，让中国这艘航船稳固地在前进的路上航行。1987 年，1989 年，面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91— 295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9— 2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7— 148 页。

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邓小平果断地作了决定，避免了事态的扩大，排除了干扰，保证了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在 1989 年后，极“左”的东西在一段时间内得以蔓延。特区建设被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市场经济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形式主义猖獗，纠缠理论是非而不办实事。这股风气挟一时之余威，似乎占尽上风。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与大无畏精神，在视察南方途中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果断地抨击了极“左”的东西，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①邓小平坚决地扭转了整个不良态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邓小平的非凡的作风内容是多方面的。他的胆略、魄力、远见都是超凡的，他的胸襟又是极其宽广的。在这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罗列全部的细节或内容。只要看到，邓小平的非凡风格和作风，凝结着古老中华的智慧，也有鲜明的时代内容，同时有独特的个人印记。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本来流转，使中国文化在新世纪放射出夺目的光辉，而它本身也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文明之花。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