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

在前面我们已多次谈到,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有关道德伦理的思想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所以,中国人伦思想特别发达,哲学、学术及社会教育,都与人伦思想的阐发及人际关系的观察处理有直接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对道德伦理的强调,首先基于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强调。因此,在重人伦的同时,有着轻鬼神的特点。“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雍也》),他重视的是现实和人事。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 孟子提出“天人合人”,都表现了一种人与天地生,生生不息的精神。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对道德伦理的强调,还表现为对教育与文化的特别重视。《礼记·学记》中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大学》还指出:“古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必重教学。所以中国古代教育十分发达,先秦“私学”的出现,到了宋代更是书院遍布,打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出现了“远山深告,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虽穷乡僻壤,亦闻读书声”(《宋文鉴·八二·南

宋军学纪、湖田书院记》)的景象。这是中国思想文化薪火相传,不断发展的基础。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对道德伦理的强调,在政治上就表现为重德治、重教化。这也表现为对民的重视。儒家以仁政为本、主张政在得民。孟子说: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甚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孟子·梁惠王下》)的观点。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强调道德伦理思想,从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优良的道德传统。诸如古文献中所阐发的自强不息、刚健奋进、威武不屈的精神;“天下为公”的理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爱好和平,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压迫的爱国主义精神;艰苦耐劳、坚韧不拨的奋斗精神;尊师重教、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道德风尚等等。这些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但是,中国古代恩想文化有将道德伦理绝对化的唯心主义特点。如前所述,孔子重德。但孔子很少谈论夭道,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重视的是人道,他主张“志干道, 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是说道是原则,德是道的实际体现,仁是最主要的德,艺(礼乐)是仁的具体表现形式。董仲舒将天道与人道合一,他说:“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地, 取仁干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之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 有礼义廉耻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春秋繁露·工道通三》),更强化了道德伦理的地位。宋代,出现了“道器” 之辨。理学家无论对“道”的解释有多大分歧,然而把“道”看成是“天理” 则是一致的,而“理”的内容,不外是道德伦理原则。“天不变,道亦不变”, 道德伦理就进一步绝对化了。

道德伦理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及其规范。在政治上,儒家认为,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居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重统治者的以身作则,重道德教化。而在另一面则突出了人治的意义。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根据中国历代政治统治的实际, 指出了这是一种封建的特权人治。在经济发展上,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是显著的。

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思想,强调道德伦理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循着中国哲学对道器论和体用论的恩辩,可以发现如何处理好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难点。到了近代,由于西方物质文明粗暴地撞开中国的大门,一些开明之士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观念,也就是试图以中国的道德伦理为其根本、采用西方的物质技术,以图富国强兵。这条路失败了,以至五四时期,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提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制度,而且还要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而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则以吾华精神文明优干泰西的物质文明为由,抵制向西方的学习。这就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割裂开来了。

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思想,由于是建立在宗法封建制度的基础之上的, 在内容上也存在着封建性的糟粕和旧的落伍的东西。比如“别尊卑、明贵贱” 的等级观念和“尊尊、亲亲”的宗法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伦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特权思想等等,理应加以

批判。此外,还有一些内容还需要仔细鉴别,剥取其合理的内核,加以改造, 赋以新的内容。

邓小平关于建设精神文明的思想与毛泽东重视人的精神因素、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一样,很显然,与中国古代特别重视人的主体作用,强调道德教化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把人的现代化看成是四个现代化的基础,把精神文明的建设置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地位,这使得传统的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了时代的特征。而且,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对世界的现代化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而且,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还包含了对传统道德伦理思想内容的批判和继承。邓小平对于封建道德意识的批判和对中国传统美德的称赞屡屡见于他的文章和讲话当中。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关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四有”人才的思想,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以天下为已任”、“天下为公”这是中华民族所历来强调的理想和抱负。历代的恩想家都十分强调立志,无志则无学,亦难以有所成就。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集体主义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显著特点。邓小平认为,在“四有”之中,理想和纪律最重要,弘扬了中国道德伦理思想的精华,而且这一思想,也是出于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的总结,建立在共产主义的科学理想和政治法律的纪律之上,具有十分重大的实践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邓小平把精神文明的建设看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他一再强调,我们不仅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化,我们更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精神文明。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建立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之上的。邓小平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时说过,“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

①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脱离物质文明的建设,邓小平又说:“改

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②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正是在改革基础上的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和观念的变革是紧密相连的。所以,邓小平还指出:“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③

精神文明的建设还离不开民主法制的建设。良好的道德风尚必然是建立在较完善的民主与法制基础之上的。邓小平在表述“两手抓”的时候,强调了政治法律的意义。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等等。邓小平说,“我们使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④

精神文明建设,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建立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之上,而且还要为物质文明的建设服务。社会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44 页。

② 同上,第 142 页。

③ 同上,第 379 页。

④ 同上,第 156 页。

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与物质文明互相促进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从邓小平精神文明思想所包含的内容,特别是“四有”人才的培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以及社会主义新道德、新伦理的确立来看,其明确的目标就是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为有效地加快经济建设服务的。可以说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主题,就没有邓小平精神文明思想。

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互关系的思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执着于思想文化上所谓“触及灵魂”的革命,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也使得传统道德伦理思想走出了“伦理至上”的误区,产生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