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理论——商品经济理论——市场经济理论

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直以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提出的社会主义要取消商品的设想为依据，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存在商品，不能发展商品经济；认为有计划按比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招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突破了计划经济的理论教条。继商品经济论之后，提出市场经济论，这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经济规律内在要求和改革进程必然趋势的统一。明确市场经济理论可以使改革向纵深发展，更加接近我们的最终目标。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万占常青的。”似可补充说： “理论是扼杀生活之树的，生活之树却永远不会被理论杀死”。就是说，理论一经形式，往往会变成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定式；一有新思想爆闪，它就板起面孔，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衡量新思想，框定新思想，使新思想不能自由发展；它的作用，仅仅是用原有思想框架新鲜思想，使新思想套入原有思想格式之中。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是在思想痛苦、挣扎、冲杀中，杀出一条血路，突破原有的思想定式，为新思想开创一条新路，而逐步形成反映自己时代的新思想的。新思想是在拼刺和冲杀中成长起来的，新理论是在眼泪和血路中建立起来的。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是在思想痛苦、挣扎、血泪、冲杀中，在反复斗争中，通过长期的历史较量和人们亲身的比较鉴别，为实践所证明了的，为人民所接受了的。

早期的资本主义，扮演着双重角色。一、它神话般地促成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二、它给社会又带来了灾难。资本主义早期，农民抛家离土，流落城市街头；手工业者扔掉自己的手工工具，与农民一道，圈入劳动后备大军。社会秩序混乱，乞丐小偷遍起，失业导致贫困饥饿，贫困讥饿引出人间悲剧。暴发户资产阶级却花天酒地，纵欲横行。“初夜权”在封建时代是封建主的一种特权，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则依持金钱自由具有之。初期的资产阶级以金钱作杠杆，施虐善良，残害无辜，社会道德沦丧，人间感情泯灭，人们身上被榨着血，眼中只能流着泪。资本“它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是人类社会转型期普遍出现的社会灾难。灾难引起悲愤，悲愤激发行动，行动要求理论。在资本主义尚处于诞生的阵痛时期，就出现了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谴责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种种丑恶，空想美妙社会的种种幻景。中心内容是否定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经济，否定金钱的作用。乌托邦人用金银制造便溺容器，用贵重金属制造镣铐锁链，谁犯下不名誉的错误，人们就给他戴上金耳环、金链子、金戒子、金盖头。对金钱的呵责，对货币的鄙薄，目的是要排除市场制度。这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早期市场经济的本能反映。以他们看来，只要人们不为金钱所动，借助禁欲主义和平均主

义，实现了公有制，产品社会迅速丰裕，人们的利己之心将会自动消失。后来，直到 19 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付立叶、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内容上有了进展，言词上更加激烈，思想上更加明确；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更加具体，更加细微，更加显得切实可行。但是，都排除市场制度，都从道义上抗议金钱对人的控制，都希望建立一个平等、互助，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损人利己的公有制社会。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状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但是，他们统统是从道德上批判资本主义，并从道德上构幻未来的社会主义图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恩格斯曾说：“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付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他们的道德观，并且继承了他们的道德观，但是，没有沉溺于如空想社会主义所陷入的道德世界幻想之中。他们力图从现实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中，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性及其所遇到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中，寻找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和思格斯把经济制度的变迁归之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提出实现所有制关系的社会化才能适应生产力社会化，思路是正确的，并且已为历史所证实。但是，一旦生产资料为整个社会所占有，实现了公有制，是否还允许商品经济存在，公有制能同市场经济并存吗？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大生产基础上的。他们讲过，社会主义能够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物质资源，调节和平衡生产进程，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是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这种社会生产组织，不需要商品、贸易、货币，只需要通过行政的手段，采取指令的办法，进行实物分配。

一种经济体制能否存在和发展，归根结底，看它能否提供更高的生产率。以预定计划作为基本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提供较之市场经济更高的生产率。这就迫使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不得不从实践中接受教训，重新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重新认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各自的利弊得失，并寻找两者的结合点。

市场是以商品为前提的，商品是以社会分工为前提的。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讲过：“哪里有社会分工，哪里有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列宁当年提出“学习做生意”，要向资本家学习。

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也不是与计划绝然对立的。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产物，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还很远很远，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的作用，在生产和分配活动中，概由政府预告制定的计划进行生产运行，不仅要损害生产者、企业、事业的积极性，而且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因为，计划经济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缺乏信息机制，二是缺乏激励手段。它否定竞争作用，否定社会制约。如果政府掌握足够的供求信息，并有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作保证，实行计划经济也许是有效的，但是，这是无法办到的。特别像我们国家，经济不发达，文

化又落后，实行计划经济，理论上可以设想，实际上难以行通。实践也证明：当代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至于激励手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决策由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中央计划机关集中作出，并通过各级政府组织起来的全体社会成员加以执行，这就要求社会各个成员没有自己的特殊的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完全一致，个人没有自由，个人像装入麻袋中上豆一样，任由他人运转。但是，事实上是不可做到的。即使是编制计划和执行计划的中央各个部门、地方各级政府，也会因“利益”而发生纠纷，相互扯皮，扭曲计划，偏离目标，消耗不可计数的人力、物力，却难以达到计划经济所追逐的目标。再加它无视竞争机制，社会制约，必将把生产活动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引向僵硬，陷于笨拙。

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下农业小产者的产品经济而讲的。在自然经济下的农业小生产者，不是为出卖而生产，而是为自己消耗而生产。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不是作为商品，到市场上交换，而是作为产品，糊口养家。它只能在自己的家庭范围内，自我生产，自我满足，在社会范围内，没有竞争也不承担风险。祖祖辈辈，在同一块土地上，使用同一工具、同一操作方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随着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重复生产，圆圈式的循环往复。因此，生产停滞，生产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者愚昧保守，痴呆孤寂，世世代代，生产力只能停留在大致同一的水平上。

我们可以设想，能否继续维持这种田园风光，自给自足，自得自乐，“耕田而食，凿井而饮”。但是，历史不允许。近代中国，外国帝国主义踢开了中国的大门后，商品经济冲击着中国原有自然经济下的产品经济，浓业调弊，民族工业又难以抵挡资本主义先进的工业商品入侵，古老文明的中国，陷入灾难、痛苦、呻吟之中。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看到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国过去没有出现，现在也没有出现，即使出现了，如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西欧各国那样，认为在生产的社会化高度发展社会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后，商品经济将立即取消，也只是一种设想。而且存在着一个理论缺陷，它是从成分——收益分析中作出计划经济结论的，这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这一理论。这一理论的缺陷是只有生产成本，没有交易成本，它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技术特征。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内的、区域的、国际的）表明：人们之间进行交易活动，是要付出一定费用的，其中包括信息费用、相互合同费用，检查监督费用和防止投机费用等等，可以统称为交易费用。以计划手段为主，调配社会资源，无视交易费用，实际上，它付出的交易费用，是不可计算的。

能否不付交易费用，仅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资源呢？实践证明，政府没有这种能力。政府如果用强力手段，调节社会产品，只能产生专制主义，压制生产力发展。

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制约，调配生产资源，导引生产方向的。它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无形的，却是最有力的；是不加强制的，却强制着生产发展趋向，调配着生产资源；是不直接支配人和人的行为的，却在实际上支配和摆布着人和人的行为。因为，利益吸引着人，驱使着人，没有人的利益，就不能调动人的活动积极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现代化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在

经济领域中的集中表现。十四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计划经济体制，是高度统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它从发展商品经济入手，逐步地建立市场经济，形成市场制约。对内搞活，对外开放，都是发展商品经济的措施。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内容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冲破自然经济下的产品经济，追求实现社会化的大生产。但是，它是社会生产发展中不同的两个质的阶段，前者所要达到和能够达到的是发展商品生产，进行商品交换，地方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通过贸易，以货币形式，交换各自产品，它是一种双向的或多向的直接联系；后者即市场经济是以整个国家、一个国家周围的经济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联系为制约的，国家、经济区域、整个世界，都是小大不同的系统，各个系统彼此相互联结，相互依存，每一系统又是自己系统本身，它是独立的，又是相互制约，所谓独立，指在商品交换中是以平等为前提的，所谓联系，是指在生产与交流中谁也离不开谁。

和平、进步、发展，是我们时代的本质。市场经济是这一本质的经济表现形态。地球是一个村庄。

严格地讲，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机制作用，还微乎其微。我们正在大力发展着商品经济，逐步建立着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或者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带来的效率丰富了物质财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社会公平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可能出现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出现两极分化，出现剥削，出现资本主义早期曾经出现过的种种社会丑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提高效率，发展生产，显然是第一位的。但是，片面突出效率，仅仅以效率作为收入分配的准绳，必然加大收入分配的差距，招致群众的不满和社会的不安，社会只能作出有原则的妥协，甚至牺牲社会利益；另外，片面强调平等，突出“大家富，我也富”，必将降低效率，助长游闲偷赖，不肯上进，“搭便车”和经济不振现象。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更加困难的权衡选择，更加复杂的社会矛盾，这是国家领导人需要更加悉心地掌握的一种领导艺术。

当代中国，各级政府的某些腐败，社会风气的种种恶化，金钱至上，人情淡漠，卖淫、偷盗、抢窃，等等，使生活在建国初年或者革命战争年代的老一辈革命者痛心疾首，感慨气愤，这是正当的。有人把当前中国上述种种不应该存在的现象，仅仅归之于旧社会的遗迹，归之于西方文化的毒害，这是不公正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难道它只有良好的一重性吗？只能给人带来幸福美满吗？世界上没有一种社会措施，一种经济形式，只给人带来善，不带来恶；只给人带来美，不带来丑。人们只能“两利之间择其大，两害之间择其小”，不能要求尽善尽美。这是我们不愿接受的，但是，必须接受。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带来的种种丑恶现象，需要政府运用法律的、行政的、意识形态的（例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意识、民主与集中的联系）等等加以调节。中国已经建立并坚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有能力调节、解决的。在社

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改革开放中，它将逐步被抑制，逐步被缩小，逐步限制它的危害，但是，要求完全消灭它，是不可能的。起码，当代中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