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碎教条

教条，是一种误区，一种偏见，一种迷信，一种羁绊。一旦脑海里形成教条，使不易破除。当我们刚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把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几十年来，我们将此奉为经典，坚信不移，坚定不移，延误了我们奔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 92 年思想解放的第二次浪潮中，我们摆脱了那种从既成的、僵化的、过时的、已有的传统出发的教亲主义，从活生生的、眼前的、充满生机的、现实的实践出发，让实践做法官，清理过去的“红头文件”，审视过去的许多定论。撕碎教条，冲破框框，突破本本，我们就迈开了前进的双脚。

每一个时代，特别是历史性的根本变革时代，都要出现一个冲破原有教条的现实课题。原有教条，久受人们崇敬，沉积于人们心灵深底，成为人们思想的坐标或参考系。它是真理的标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要用这个标准加以衡量，加以品评，加以取舍。这个“真理的标准”，是思想的，又是情感的，是真的，又是善的、美的，是属于主体精神的，又是属于客体对象的。中国哲学所讲的“义”，就属于这种思想方法。“义者，宜也”，宜就是应该，理应如此。显然，义是主体的一种自我判定，并没有涉及客体的存在实际。但是，在中国哲学和中国人的思维活动中，义既是理性的知识，又是道德的善，还是情感的美。为义可以杀身，为义也可以灭亲，正义千秋，义是人们永恒的追求。

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王国，并且在中国的土地上持续了两千多年。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保守，“不敢为天下先”，“格守祖制”。大臣向皇帝提出新的建议（谏），首要的也是最有力的根据是“臣闻”如何，表明他的思想不是自我的，而是依他的，不是创新的，而是原有的，不是独立的，而是先人已经提出或实行过的。在知与行，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先秦时期就已提出“知之非艰，行之维艰”。这一思想，反对只讲空话，不干实事，主张知行一致，但却限制了思想的创造功能，思想在指导行动中的价值和作用。知识或思想是容易取得的，因为它是现成的、既定的、古已有之的，困难仅仅在于执行这种思想，实现这种思想。中国人在两干多年的思想活动中，特别是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思想仍然固守、僵化、自足，无视世界的变化，也无视中国的变化，别的国家在不断地变革创新，中国却像一只滞呆的老牛，缓缓慢慢，斯斯文文，偶然有几只牛虹叮咬几口，也只能动一动，赶走牛虻。资本主义冲开了中国的大门，既无力抵抗，又无能与之竞争。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巨雷，震醒了中国，中国人才以一种新的即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本人用中国古代语言，简括为“实事求是”。“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求是”是找出它的规律。

我们党的七十多年的历史表明一个真理：党的成败得失，荣辱兴衰，概皆取决于能否实事求是，能否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生活的规律办事。

建国以来，从 50 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严重地脱离实际，使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一直徘徊不进；国家的综合国力，一直得不到增长加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没有明显的改善提高。十年内乱，几乎使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以来的成就，即使是一个双目失明，四肢瘫痪的人，只要他能进行正常的思维活动，也会温情地告诉你：“现在好多了”！“同十五年前相比，简直是换了一个世界。”在同样一块土地上，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样是社会主义的公有

制，为什么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会有如此鲜明不同呢？答曰：“教条之作祟也”。教条之危害大矣哉！

教条的基本特征，是从某种思想框架出发，考察外部对象，硬性地把对象纳入思想的框架之中。它不是使思想遵循对象，而是使对象遵循思想。它要求把活生生的、正在或者已经变化了的对象世界，屈从、俯就、听命于固定的、已经僵化、已经失去活力的思想世界。

教条不同干信条。信条既不接受实践的验证，也不阐明自己的道理，它只要求人们相信，在生活中遵之、行之、信之。例如，民间的风俗、习惯、禁忌，据之无理，行之依然。教条往往有自己的经验依据，也能讲出自己的道理。因此，教条具有诱人的一面。它常常以历史的经验、理论的面孔，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例如，俄国十月革命，所走的道路是武装暴动，夺取大城市，随后推向农村，按照教条进行思维活动的人，就要求原封不动地照之搬来，用于中国革命。结果，栽了跟头。

社会主义时期，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推行市场经济。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拥护，有人犹豫；有人支持，有人疑惑。反对者、犹豫者、疑惑者，尽管廖廖无几，但是，他们的思维轨迹，还在许多人头脑中有着思想活动地盘。这个思维轨迹，就是教条，它所运行的思想地盘，也是教条。从特点、进程、归宿，始终固制于教条，始终受某种思维定势制时。

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一旦形成某种教条，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要以这种教条为标尺，或者接受，或者拒绝。就像电视机的接受屏幕一样，某一频道只能接受某一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不能接受另频道播放的节目。哲学上叫作“主体的认识图式”。主体在认识外部对象时，不是一张纯洁无瑶的白纸，“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而是按主体原有的思想框架、定势、模式，去接受客体对象的。这里，既涉及主体原有的真理观念，又涉及主体原有的道德观，以及审美境界。

为什么我们习惯于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或明或暗，或显或隐地有所抵触呢？

近代的市场经济，即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占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最初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迄今仍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另外，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曾经设想：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制，即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商品、货币、市场，将要消灭，社会将要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因此。不少人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是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前提的，个人主义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核心。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不是仅指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主要的是指以个人为中心，发挥个人才能，尊重个人荣誉，实现个性自由发

展，发掘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价值和作用。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机制，以无情的手段，调动起有情的个人积极性。它以商品交换为手段，以个人利益为动力，把人的才能挖掘出来，研究自然科学，向市场开战；研究社会科学，在竞争中取胜于人。它宣布了人的独立，同时，膨涨了个人，最后走向了个人中心主义。它无视人与自然的联系，使我与自然的关系恶化，无视人与社会的联系，使人与社会的关系直接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金钱是轴心，善良、仁慈、同情、怜悯，作为人的最高尚、最伟大的情感被冲淡了。助人为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被冷置一旁了。

市场经济有它的正效应，也有它的负效应。不愿撕碎教条的人们，随手可以拿出它的负效应，为自己头脑中的教条辩解。例如，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刺激了人们的物欲，加剧了人们对私利的追求，金钱关系至蚀着被推崇的同志关系。无疑，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建立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但是，它不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也不是它的全部，更不是它的职能和必然要产生的结果。因为，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必定要干预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市场经济是就发展生产力讲的，它是经济基础，它与社会主义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不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需要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完善。改革和斤放，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完善自己，是社会主义的一场自觉革命，自我实现，自我完成。

教条是一种习惯性思维，它不仅是思想的逻辑源渊，在当前发展市场经济中所遇到的教条还有历史的存在沿革。

第一，我们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各个解放区被敌人强行地分割为大小不一的块块条条，割断解放区与其它地区横向的经济联系，逼使解放区的党、政、军、企业、事业一体化，把一切权力集中干一个机构，甚至一个人身上。在这种体制下，经济活动的方式恰好与小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又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生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足自乐，与外界隔绝的习惯思想相吻合，不仅满足了解放区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且支援了革命战争。战争，商品交换极不发达，敌人又加以层层封锁，我们不得不“自力更生，亲自动手”，希望外援，但不把希望寄托于外援。革命战争第一，政府与人民，上级与下级，军人与百姓，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政府既是政治权利机构，又是生产管理机构，既要管理生产，又要管理生活，从资源分配、生产过程、产品供销，都由政府一手操办。小生产者农民意识中的“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难同当，有福同亨”，又极为容易地接受了这种社会管理形式。它团结对敌，为革命战争的胜利立了功，历史证明，那时是必要的、有活力的。但是，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有入把这种农民式的平均主义，名之曰“社会主义大家庭”。谁也不冒尖，谁也不致饿死，要富大家富，要穷共同穷。结果，不是先进带动落后，而是落后拖住先进。

按照教条思想行事的人，悲剧就在于：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被证明是成功的、有效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运用到另一历史条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类的实践活动始终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的，因而，真理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彼时彼刻是真理，此时此刻也许正好是谬误。

第二，建国以后，我们曾把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误作社会主义的楷模。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内外敌人，相互勾结，政治上、军事上，四方八面地挑起暴乱，使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濒于危机。政府不得不把私人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国家直接管理或派遣国家工作人员经营管理，它不是利用价值规律，通过经济手段，而是利用政权力量，通过行政手段，用强制的方法，管理经济。1921 年，即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已经发现：“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接着指出：完成一般的政治任务、军事任务，同完成经济任务是不同的，完成经济任务“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的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一个小的国家里首先建立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71—572 页）随后，1921 年 1 月，列宁又提出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企业以及租让制在苏维埃政权下存在。但是，列宁逝世后，列宁的思想和薪经济政策被斯大林扭曲了。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斯大林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完全对立起来，以为通过人为的计划，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盲目性、无政府状态，提出“计划就是法律”。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党通过国家机关直接插手经济，企业只不过是执行国家机关所制订的计划的工厂，党政的职责不分，政企的职责不分，形成了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国家机关既管理行政，又管理经济，国家机关越来越大，国家工作人员越来越多，企业只不过是执行国家计划的附属单位。它的手脚被紧紧的捆在国家计划的机器中，只是这个机器的一个部件，它的运转只能服从整个机器。这样，企业就无法灵敏地、灵活地适应市场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苏维埃国家在最初的几个五年计划中，曾经取得出色的成就，政治上顶住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力，独立自主地站住了脚，社会主义的追逐者就把它的计划经济模式当作楷模。我们国家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从教条出发，全盘拿来，直接用之于政治生活、经济管理、消费方式。

我们可以列出计划经济许多弱点和不足，它的本质弱点和不足，是压抑了人，压抑了人的创造，压抑了个人、企业、事业、国家机关的创造能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制一切，人只不过是国家计划体制下的一个社会角色，而不是一个正常人，只能按照既定的角色规定活动，不能按照自己的才能、个性、特长表演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教条之所以为教条，就是要求人们按照既定思想去思想，按照既定活动去活动。一切都是现成的，人何必去思想，何必去发掘自己的才能，创造新的业绩呢？

第三，建国以后，我们曾经以农业小生产者的观点，构思社会主义，用家长制方法，管理经济，干预社会生活，强调统一，要求集中。

农业小生产是教条思想滋长最适当、最广阔的土壤，在农业小生产活动中的农民，自己不能提出自己的思想，只能依赖或者接受别人的思想。如果说农民也有自己的思想，那就是按照祖传的、习惯的、常规的、久已有之的思想去思想。实际上。不是思想，而是教条。它所企求的是整齐划一，比肩并列，一家一户就是了个生产单位，从生产到消费都是自我封闭的，与世隔

绝的。

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没有特点；就不能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农业小生产却是家家一样，户户相同，衣、食、住、行等等生活资料，几乎全部由自己生产，生产资料也基本上是自己生产的。社会交往极少，商品交换只是偶然发生的。这就规定了农民的保守、愚昧，落后，不肯竞争，不愿出头，“不敢为天下先”，不为祸首，不为福先，更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农民的这种思想意识，与斯大林时期计划经济的样板，两种教条，一拍

即合，再加上建国前解放区的经验，形成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式的教条。它的表现，主要可以归结为几点：

第一，不分地区、资源、人力、技术的不同特点，强求一律。农村中的人民公社，要求农林牧副渔齐头并进，工农兵商学化作一体，五脏俱全，各色皆备。实际上，是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自然经济的扩大。一大二公，大则大矣，公却空矣。因为抛开私，抛开个性，抛开特点，公只能是外加的、强制的，是硬性的给予，而不是自我的寻求发展。

第二，国家用经济以外的行政手段，甚至个人意志，管理经济。国家向企业、生产单位和地区直接下达生产指标，企业、生产单位和地区按照国家规定上交利税。在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既没有自主权，又没有自主钱。计划是国家制定的，生产者无权重新安排和重作调整，对于资源、能源、人才、技术，也无权过问。这样，它就无法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资金是国家分配的，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的兴衰，一概由国家包了下来。企业更新设备，引进新技术，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是自上领取的，经营的盈亏损益，由国家承担。企业的效益与利益挂不上钧，职工的收益与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也挂不上钧。企业没有花钱的支配权，企业对自己的职工只靠政治热情（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有效的），以为抓好革命，就能促进生产。结果，政治口号满天响，生产干好、干坏、干多、干少、干快、干慢，都是一个样。同一行业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联系，不是发自内在的经济运行的需要，而是来自外在的政治斗争的需要。社会不是以经济为杠杆，而是以政治为准则，勉强使之发生联系，它与现代社会性的大生产，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脱节，越来越陷于孤芳自赏。

第三，国家既有直线式条条，又有横跨式的块块，控制不同行业，控制不同地区。从事生产的单位，纵向他讲，有婆婆压着，横向他讲，有族长管着，脑筋被紧束着，不能自由运用，四肢被捆绑着，不能自如活动。上面的婆婆和当地的族长，什么事都要管，什么事也管不了。它只是笼统地规定：要这样，不要那样，至于如何才能“这样”，如何才能“不要那样”，他就不去管了。不过，一旦你“如何”起来，他就要管。生产单位不能自我作主，只能是国家机关的附庸。

附庸也有附庸的好处。生产管理者、企业家、事业家，可以不动脑筋，只要讨好上级，取得首长的欢心，就可以庸庸昏昏，安坐交椅。对上求宠，对下卡压。这是我们国家产生官僚主义的现实根源。有人把我们国家当前的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种种不正之风，归根于旧社会的遗迹，外来思想的腐蚀。其实，主要的根源是计划经济体制。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计划经济体制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这是因为计划经济在宏观上要求高度集中，高度统一，微观上要求一切听命，一切服从，抹煞了个体、集体的积极性，否认了个体、集体（企业）、国家之间矛盾统一关系，以国家机关意志、愿望、需求，捆住

了人们的手脚，也捆住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们产主权力崇拜，以追逐权力为上，不正是官僚主义的征象吗？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就是冲破官僚主义最有力的社会机制。市场是无情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规律，把最优秀、最突出、最有竞争能力的人选择出来，庸庸碌碌，慢慢腾腾，不动脑筋，按照素有常规进行思想和活动的人，就会被市场经济摔在一旁。它鼓舞先进者，带动落后者，使先进者首先富裕起来，而不是使先进者与落后者共同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快、好，而不在于“不让一个人饿死”，在于它的目标一致，这种一致是个别性、差异性与整体性、统一性相互联系的一致，而不是齐头并进，按照机械的方法，线性相加，豆腐干式的一致。它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容纳个别性、差异性、多样性于自身的统一，不同地区、不同资源、不同人才、不同技术，将以不同特色，斑斓独特地表现自己，而不是以往设想的小而全，大而全，人人一样，个个相同，你我不分，都在大锅里盛饭的统一。

第四，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是以往从教条出发的又一个表现。既然社会主义是“有饭大家吃”，没有剥削，没有失业，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就显得并不重要。谁也不必冒尖，谁也不要出头，只靠消耗体力和时间的简单劳动，“吃大苦，耐大劳，流大汗”，就可以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生产发展。时间和效率，企业经营和企业效益的关系，就必然要被忽视。时间并等于效率，也不等于金钱。在同一时间内，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知识素养、思想方法，都与劳动效率有着联系，都参与着经济效益的创造。“时间就是金钱”这一口号是片面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15 年，也就是撕碎以往教条的 15 年。1992 年，显得尤其突出，尤其光辉照人。小平同志号召解放思想，换脑筋，也就是要坚决冲破各种教条的束缚，坚定果敢地按照实事求是的路线办事。换个脑筋，就是扯碎教条；从实际出发，就是取消教条。

脑筋是用来思想外部对象的。“换个脑筋”，就是用新的思想去代替旧的思想，用新的思想去思想已经变化和正在变化着的新的外部对象，用新的思想适应变化了的时代。撕碎教条，独立思想，就是独立地思考当代中国的历史课题。

只要人在世界中活动，人就在思想着自己的活动对象，目的是使自己的思想与自己活动的实际对象，相互一致，相互同一（一致），使自己的活动达到预期的目标，不致失败，不致受到客体对象的惩罚。

脑筋的本质、功能、作用、价值，就是思想。思想从形式上看，是属于主体的，从内容上看，是属于客体的。思想与对象、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始终存在着矛盾，而且不断产生着新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对象出发，找出它的规律，预测它的未来，把握它的发展趋势，并为之积极努力。

思想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滞后性，表现为固守教条，不能适应已经变化或正在变化着的实际，思想落后于实际，这就存在着一个换个脑筋，解放思想的问题；另一种倾向是超前性，超前性可以表现为无视实际和实际情况的变化，放荡不羁，浪漫为快，1958 年的大跃进及其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即其一例。它是幻想的，甚至是空想的。抛开实际历史的进程，妄图一步登天，思想与实际脱节。然而，思想超前性的本质，应该是指思想从实际出发，

掌握实际事物的规律，洞察它的发展趋势，抓住时机，果断行动。从当前的、直接的感性对象出发，但又不停留于感性对象，而要对感性对象加以理性的考察，发掘对象的本质，因为，只有发掘出对象的本质，才能把握对象的规律。规律是现存的，又是超越现存的，因为规律来自现存，却又超出现存。规律指向未来，预示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规律把人们引向理想境地，激发人们的浪漫情怀。现存的东西与理想的东西，当前存在的东西与人们所企求追逐的东西是一致的，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既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又是我们的情趣向往。现实与理想，实际存在与浪漫骋驰，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只有从实际出发，找出它的发展规律，我们的理想才不是空的，不着边际的，只有不停留于现实的实际存在，望眼未来，才有理想，方可浪漫。离开当前的实际，任性走马，是一种天真的浪漫；囿于当前的实际，没有浪漫，不敢奔腾飞驰，思想就要僵化，行动就会灰里灰气。思想具有超前性，就意味着思想具有超越当前，飞奔未来的价值和品格。

其实，现实并不是仅仅属于客体的，浪漫也不是仅仅属于主体的。现实与浪漫，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主体的思想活动内容，又是客体的实在活动法则，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实现统一，达于统一。这种统一，是在主体的自我需求下，通过主体的自我活动实现的，但它在客体的对象中，有着自己的外在根据，主体与客体，主观思想与客观对象，不是前者是“主观的样子”，后者是“现实本身的样子”，否则，现实与浪漫，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就永远也不可能统一。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思维的红灯：第一，仅仅斥责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发牢骚，出怨言，指出周围生活的不应当处、不合理处、不能令人满意处，顶多不过是一种机智，而不是一种思想，因为它随手可拾，不需要花用多大力气；第二，撇开现实，用主观的意愿、理想、情趣，或者应当的、合理的、愉人情欲的、令人向往的非理性的指向，去顶替现实，是虚幻的、梦愿的，顶多不过是一种书生意气。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无可讳言，灾难、悲痛、不正之风、官僚主义、抵制改革，甚至乘改革之机，侵吞掠夺，等等，抚手可拾，是悲叹还是正视？是哀痛还是用马克思主义加以理性的考察。两眼茫望长空，以为尘世的一切，尽都微不足称道，不是真正的思想，而是茫然的、朦胧的，仅仅属于内在世界的主观欲求或幻象。真正的思想，是从现实出发，从现实中钩取出理想。列宁说：现实在开展中表现为必然性，现实的进展和成熟，也就是理想的实现和完成。现实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并不拒绝理想，泯灭浪漫，而是以伟大的理想，诱人的浪漫为精神动力，展现自己。现实是能够飞动的鸟，浪漫是鸟的两翼。

思想滞后性的特征，是从思想出发，以别人的思想，框定自己的思想。它表现为教条。思想的超前性的特征，是从实际出发，以客观存在的实际，为思想的对象，它表现为灵活地、灵敏地反映实际和实际情况的变化。滞后是不可取的，须当警戒斥拒。但是，在人们的思想活动中，难以完全避免。超前是可取的，须当努力争取。但是，在人们的思想活动中，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地总结，反复地思考。

在实践活动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忙忙碌碌，辛辛苦苦，既无闲情，又无雅致，成口埋头于阅读文件、处理事务之中。对自己的工作单位，对周围的情况，对国家、对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不知道，也不是知道的很少。相反，他们脑筋里装满了材料，像老大婆的针线包，要什么有什么。为了证明某一观点有据可凭，他们可以随手拿出现成材料，

作为论证的根据，也可随时拿出另一些材料，反驳这种观点。他们的脑筋是材料库，可以随时放进，也可以随时取出，唯独不能产生新思想，不能利用材料制造思想，不能通过自己头脑中的思想材料，炼就出自己独立的思想成果。只有“实事”，不能“求是”。只能用“实事”论证或反驳外来的某种观点和看法，不能经由“实事”，探索出“实事”中的内在规律。在他们的头脑中，实事是从实际中来的，思想却是从别人的头脑中来的。具体点说，是从本本、条条中来的。这是教条思维的一大特色，也是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带来的思想习惯。

邓小平南巡时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事”是经常变化的，作为“求是”的脑筋，也必须随之经常变化，亦即经常转换，我们不能以过去求到的“是”，纵向地承袭：也不能以别人求到的“是”，横向地照搬。纵向承袭，横向照搬，都抹煞了主体的作用。主体的思想功能，主体的自我创造，都要陷于教条，都不能从教条的泥潭中爬出来，都要被教条紧紧地捆住自己的脑筋，在现实生活中缺少活力。

1992 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冲破了条条、框框、本本的束缚。过去，人们一直把“红头文件”视为不可更改的，92 年许多政府机关都在清理“红头文件”：过去，有许多禁令、陈规，成为限制人们行动的框框，92 年改革大潮一来，这些框框立即垮掉；过去，诸如市场经济等理论，在奉为经典的本本里是查不到的，92 年改革的实践突破了本本的局限，建立了新的理论。

撕碎了教条，冲破了框框，突破了本本，我们这个民族就会轻装上阵，大踏步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