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的机遇

历史上，中国已失去了几次发展自己的机遇；每次丧失机遇都要等特几百年，因此，眼前的机遇是千载难逢的。为了抓住机遇，让中华民族崛起，中国革命的先驱几经血雨腥风，献身革命，因此，眼前的机遇是九死一生的机遇，我们再也不能丧失了。抓住机遇的根本条件在于要有抓住机遇的内部机制，这就要求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促进旧体制的消亡、新体制的诞生。旧体制——该消亡的还没有消亡，还有很大的能量，还在变换形式，同新体制抗衡；新体制——该诞生的还没有诞生，还处于胚胎之中，还很弱小，还处在旧体制的围追堵截之中。我们的改革犹如爬在陡坡上的汽车，不进则退。中国当前要特别防止改革滑坡。到了改革关键时刻，就要根除旧体制的命。旧体制则要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个时刻更需要有雄浑的但略、果敢的措施，迅速结束旧体制。改革还有九曲十八弯，还有千难万险，千折百回，千辛万苦，还要准备付出代价。我们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选择，为了民族的利益，真正的改革者决不能退缩。

时间：20 世纪末，21 世纪初。空间：太平洋海岸，中国。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空：它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这是一个宝贵的时空：它会使沉落的民族重新升起。这是一个关键的时空：它会决定中国的生死存亡。

这个时空，之所以特殊、宝贵、关键，就在于它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空前大发展的机遇。

机遇，机遇，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民而言，这两个字与生死同义。

机遇，chance，是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产物。机遇不是呼之即来的宠物，也不是停留在码头等待客人的轮船，更不是任何人都可摘取品尝的果实。它赐予人，文向人提出挑战；它会使某一地区和民族获得偏爱，但又提出苛刻的条件；它不以我们的意志而到来，也不以我们的意志稍纵即逝。抓住它，就会从困境中崛起；失掉它，就会遗恨千古。

在新旧世纪之交，世界热情地把机遇“奉献”给中国，时代把叩响新世界晨钟的使命交给了中国人民，历史叉一次考验中华民族把握机遇的能力。

92 年邓小平南巡，视察首钢，三番五次地指出，中华民族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92 年刚过，1993 年之初，邓小平又一次向国人呼唤：

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这是总设计师在唤醒我们的机遇意识。

在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大发展的机遇不多，但是，不是没有。它曾经几次来到我们的身边，然而都被我们拒绝了，不是机会不照应我们，而是我们丧失了机会。

明末清初，正是世界形成统一市场的时候，也是中国实力强盛、科技发达、对外开放的大好时机。美国的未来学者金格里奇在《机会之窗》一书中指出：公元 1400 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探险王国。那时，他们的

舰队比欧洲任何舰队都强大得多，他们到过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和马达加斯加探验。若能继续下去，也许他们已在非洲之角击败葡萄牙，并在大西洋沿岸与其相遇。这就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郑和下西洋时期。在这一时期，如果中国人以十足的探险精神和更大的规模对外开放，中国就会强盛发达起来。然而，面对当时国内矛盾激化和西方列强虎视眈耽的侵略危胁，明末清初的几代帝王开始推行“海禁”政策，从主动的对外开放政策逐步转变为日益顽固的被动的闭关锁国。中国失去了进入全球化文明世界的历史性机会。

1895 年，康有力在北京“公车上书”，要求变法维新，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使中国人认识到，当时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是挽救中国的唯一出路，他们力倡改革，要求国家全面变法。但是，这个变法运动由于流血失败而靠终，中国又一次失去了走向先进文明社会的机遇，进一步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

进入本世纪 50 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国际国内环境又一次为中国提供了大发展的良好机会。可是，我们却又一次关上国门，政治运动频起，最后使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使中国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历史又一次无情地把中国抛在了后面。

我们中华民族，每一次失去自己的发展机遇，都要等待几百年，上述几次错失良机，使中国落后近百年。今天，我们又一次面临机遇，抓住它，就是完成几百年前中国人应该完成而没有完成的任务。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机遇难得，怎样才能抓注它，靠什么抓住它。历史上痛失良机的沉痛教

训告诉我们，抓住机遇主要靠我们这个民族要有一个容忍改革开放的机制。这个机制是机遇安身立命之处，这个机制是捕捉机遇之网。当我们今天要下决心抓住机遇的时候，必须真正加速改革开放的步伐，切实解决我们的社会体制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

鲁迅说过，中国人不但不为福首，不为祸始，甚至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部不容易有改革，可见，由于中国传统所具有的强大的保守势力致使我们的社会缺少容忍改革开放的机制，致使中国长期停滞不前，有了发展机遇也会眼睁睁地丢掉。

当社会缺少改革开放的机制时，改革者的命运总是伴随着血和泪，总是以悲剧而告终。从 2000 年前的商秧、1000 年前的王安石到 100 年前的谭嗣同，改革者先后在血雨腥风中走上了断头台。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变法，再到康有为维新变法，都没存逃脱被镇压被扼杀的、令世人难以想象的悲惨结局。每当历史上的改革家壮烈地倒在血泊里、变法运动中途夭折时，都正是中国大发展的机遇同我们失之交臂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要在改革的过程中抓住机遇，这是生死存亡的选择，这是九死求一生的机遇。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畏艰难，勇于在困境中奋起的民族。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失败，并没有中断中国的改革之路，中华民族越挫越奋，在落后中崛起的意识起来越强。谭嗣同等六君子头颅斩断后，还有孙中山、黄兴、陈独秀、李大刽等人的出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失败后，还有辛亥革命。“五四” 运动的兴起。中国改革的先驱一直在激励中国人的觉醒。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曾赋诗言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的狱中绝笔成了千古绝唱：“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作为改革先烈，他用生命所做的

最后呼喊，永远在历史的回音壁上回响，永远激励后人的改革精神。先辈改革者的鲜血正浇灌着当代中国人的改革精神之花，以往改革曲折悲壮的历史正激励我们完成今天的改革大业。尽管人们清楚地知道，今天和昨天一样，改革者的头上仍然高悬一把利剑，时刻都有可能遭受各种各样的责难甚至牺牲，但是，真正的改革者将仍；日会不顾一切地奋勇前行。我们这一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四年之久，比民主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用的时间还要长，然而我们所要革除的旧体制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们的改革之路还会有千难万险，还会有千析百回，还会有于辛万苦。就是经历了 1992 年的改革大潮，我们的面前仍然难题重重，有人还在提出中国的改革到底能搞多久的疑问。只要对目前改革现状进行清醒的全面的深层反思，我们就会感到这种疑问并非没有道理。

我们看到，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还很不平衡，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上层建筑的体制、机制仍然是社会发展诸多问题的总病根。改革以来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上层建筑却基本没有做出相应的改变，领导作风、‘决策能力、政府职能还远远不能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如果这一问题不及时解决，我们的改革就有前功尽弃，中途翻车的可能。

我们看到，92 年中国潮把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一年绕开了，回避了，这就是产权问题。这一问题暂时回避一下可以，但不能长期拖后。产权理论不清晰，产权关系不理顺，其他一切方面的改革都不会收到预想的效果。我们看到，左倾思潮在 92 年中国改革大潮中受到了一次清算。但是。左倾思潮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变换手法，改头换面，正以另外的形式存在着，潜伏着，如同棉花蚜虫一样，在喷洒一段农药后，这些蚜早就有了抗药性，有了抵抗力。左倾思潮也在改革大潮中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增加了自己的生存能力。

我们看到，旧体制一一应该消亡的东西，还没有消亡，而且，在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日体制对改革的抵触则变得更加明显，更加强烈。在这个旧体制上享有特权的人，在旧体制行将消亡的时候，他们会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为自己争附地盘。新体制——这个应该建立起来的新事物，还处于襁褓之中，还很微弱，还处在旧体制的围追堵截之中。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须做出相当大的努力。

我们看到，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负作用、负效应，还在时刻危及改革的前途和命运。官商问题、分配不公问题、贫富分比问题、腐化问题，等等，都是应该予以正视并加以解决的迫切问题。

我们看到，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问题还基本没有解决，这是决定改革的方向问题，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是衡量改革程度的标志。多数和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仍然处于艰难困苦之中，这个问题久拖不决，就会直接影响改革的进程和全国人民对改革的信念。

我们看到，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也是最困难的时期。如同爬到陡坡中间的车子，不加速前进，就会迅速滑了下来。改革处于不进则退的境地，只有前进才有前途，倒退就只有死路一条。当前最重要的是要防止改革滑坡，而不是防止经济过热。

上述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目前的改革依然困难种种，险关重重，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经过 14 年的改革，已经在人民中间培育了一种改革精神，强化了改革意识，人民会把改革不断推向前进，改革浇铸了人民的

改革意志，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人民将决定一切，任何阻止改革的企图，人民是不会允许的。有了 14 年的经历，有了 92 年的经历，改革过程中的一切问题开始一一暴露在人民大众面前，是非已经清楚，症结已经暴露，道路已经开通，坚冰已经打破，这乓改革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

不改革，毋宁死！中华民族一定会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以胜利者的姿态迈进新的世纪！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经历过 1992 年中国改革大潮的中华民族，定能闯过惊涛骇浪，到达胜利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