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自己的心

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都是在自己时代的基地上建立起来的。思想是被把握在人们头脑中的时代。但是，人们的头脑不是一块空地，任由自己的时代施工建筑，而是一块高低不平，珍芜并处的杂地，既有金石，又有泥沙。它要抵抗新的时代建筑，新的时代建筑又须采用它的原有材料，供自己使用。为了使用它，为了建筑自己时代的思想，必须首先清除这块杂地，把“一切已死的前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的思想、意识、观点、理论，加以理析。

马克思曾经提出，“那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东西，是一种不撕裂我们的心就不能从中挣脱出来的枷锁。”使心（精神）从枷锁中挣脱出来，是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向传统观念，向我们头脑中“先在的思想”，向我们的主体意识，开战、冲击、攻破、占领，是一次灵魂革命。马克思用“撕裂我们的心”，加以形象的表述。撕裂我们的心，将心中的病瘤取出来，我们的心就会适应新气候变化，健康地跳动起来。这是时代的精神课题，也是时代的实践课题。

主体意识，积久沉淀，就会变作信仰，不问其所然，只行其当然。

中国传统意识的特点，是事先规定一个思想准则，要求人们在这个思想准则规定的框架内，运用自己的思想。“要如此做才对”，它的否定句是“要不非如彼做才对”。要如此，不要如彼，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方式。如孔予所倡导的“复礼”，就是要“如此做”，“克己”，就是不“如彼做”，“克己”是为了“复礼”，“复礼”必须“克己”。孔子用“克己复礼”表述这一思想，因为，人的物欲、情欲、趣愿、知求，向人以外的对象、事物、存在攫取自己的需要，并且取胜它，是人的自在需要，无需引发。孔子也已看到，“吾未见好色如好礼者也”；思想的职责是克制它，使之复于礼。作到“在家无怨，在邦无怨”，“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施”，礼是外在的非我的规定，却要变作内在的自我肯定，人的自由丧失了。一切循礼，还有什么人和人的自由呢？道家反对非我的外在的礼，但主张“无为”、“不争”、“不欲”，“以铺万物之自然不敢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不为欲所累身，不为情所动心，不为物而挂怀，比儒家用有形的礼规范人、束缚人，确实是自由多了。但是，这种自由是把人消融在虚无之中，与儒家思想殊途同归，都是否定自我，否定自我价值的实现，否定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儒家用人与礼的关系融化人，道家用人与世界的虚无融化人；儒家要求人齐于礼，道家要求人一于道；儒家要求人主动地去适应外部世界的需要，抛却个人自我，“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是穷是达，是进是退，尽当听命于外部世界的安排。“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99·善天下”。客体、环境是一种必然力量，始终凌驾于主体自我之上，自我的价值和作用，只不过是学会顺从它，适应它，至多是利用它，思维的进程是客体压制主体，使主体俯就客体，主体在客体面前等于零。道家似乎相反，它要求摆脱一切客体对象的压制或束缚，消遥飘荡，悠闲自逸，是穷是富，是酸是苦，甚至是生是死，概不挂于心。“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物不能结之，情不能束之，对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可视而不见，这似乎给了人最大的自由。实际上，还是把人（主体）贬为零，因为主体对客体，只能适之，顺之，任（时）之，应之。

人是一个有需要、有情感、有意志、有追求的存在实体。第一，人有权思考世界；第二，人有权要求世界。可是，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儒、道两家，却把人的权利剥夺了。人只能按照他们所制定的道、礼、仁、义、理，去思想、去行动。儒家是求人的有为的，但所求的是自我的外在束缚；道家是希望从无为中求得有为的，但有力的结果却是无为，使人“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安时顺世，逆来顺受。至于佛家，干脆宣布，人的一生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任何自我需要的满足的，人的物欲、情感、意志、追求等等自我需要，只能等待来世，用幻想的满足来满足现世的不满足。

剥夺人的作人权利，集中反映在剥夺人欲。儒、道、释以及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以某种思想、理论、观点，控制人欲，甚至绝灭人欲：苟子提出：“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汉代的董仲舒要求“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及至宋代；朱熹直截了当地制订出那个公然敌视人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只有“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中国哲学确实有一种牺牲精神，但是，这种牺牲精神不是牺牲干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是牺牲于他人的思想的摹本。至于自己，是无所作为的。“无所作为”这一成语，在古代中国，含有赞美别人

崇高，自己微弱的意思，是褒义入是表示谦虚。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谦虚是美德，骄做是恶浊。自己无所作为，因而，人是渺小的，人的外在存在，如天、道，理等等却是伟大的。因而人对外在存在，只能顺从，不能有所作为。

入顺从外在存在，是通过人的自我意识，达于天人合一。从殷商时代的敬天、畏天，通过占卜，求向上帝（天），以决自己行动的疑虑；到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再到董仲舒的“为人者天”，“人本于天”，一直到朱熹以抽象推理的形式，推出天理，天理之上的太极，都是要求人、人的思想和人的行为，与人的外在存在“天”的运行秩序，“天” 的意图愿望，相为一致，达于天人合一。不论唯物主义地解释天，还是唯心主义地解释天，结果都是让人适应（顶多是利用）外部必然。如果人的作用，仅仅是适应和利用外部世界的必然，人还是必然的奴隶，还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否定。

否定人的自我价值，是为了建塑人际和谐，达于“安定”、“太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太平盛世；民不安，犯上作乱，叫作“乱世”。对乱世，人应避乱求安，苟全性命于乱世。中国古代，考核官吏政绩，评价君主功迹，不管他所治下的人民贫富苦乐，只要安定就是好的。“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是好君主所为，乱是坏君主所作，治乱是评价统治者贤愚是非的准绳。

国家社稷以安定和谐为目标，社会生活中的君臣上下、父母儿女、夫妻兄弟、亲戚朋友、，以及普遍的人际关系，都以和谐相处为美德。孔子提倡仁，主张“君于无所争，心也射乎”。就是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只有在体育竞赛如射击。才可有所争，其实质也是求得和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所讲的立和欲是就所立和所欲的终点讲的，而不是就所立和所欲的始点讲的，不是欲本身，而是欲目标。立与达，在孔子那里，是说我自己欲求怎样，也让别人怎样，我自己不欲怎样，也不要以之施诸他人。最后，齐一地达到欲的同一，这就取消了差别，混灭了个性，排除了竞争，压抑了人的自强意志，千人一样，万人相同，使社会平、安、均、和，这就是以和谐为价值目标的必然结果。人，自我，不是作为实体，独立地发展自身，而是作为关系，融化于关系目标之中，以整体取代个体。它所着眼的不是起点的一视同仁，而是终点的整齐同一，不是起点的平等，而是终点的平等。起点的一视同仁，起点的平等。即人人都有所欲的权利，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能够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的。至于终点，却可以是不平等的，所达到的欲，不论程度或者质地，必将是不平等的，不尽相同的。孔子追逐的人欲，不是欲的始点，而是欲的终点，不是起跑线上的平等，而是终结线上人与人之间的最后和谐。这种和谐不是在差别、矛盾、斗争中实现的，而是在平安、均等、和平中完成的。实际上，是否定人欲的，是否定人的自我价值的。它的目标不是赞扬人和人欲，而是平和人和人欲。

中国思想家一直把人欲看作是可咀咒的东西。老子说的最为明白，“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只要看不到可欲的对象，人心就不乱；只要人们无欲静处，天下就会安定。

没有人欲，天下太平，最高统治者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统治人民，“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人民无知无欲，也就不会争夺犯上，彼此和谐，其乐也融

融。这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理想画图。

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是否定人，否定人欲，贬低人，提高强加于人的外来思想。它要求人与人间相安无事，实现天下太平。这种思想，作为观念形态，拓展在各个思想领域，并且蕴埋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就像弗洛伊德所指出，潜意识慢慢潜入无意识或超意识层次，意识受它的机制控制，然而意识又意识不到，意识以自我意识到的完全正常状态为潜意识提供的指令作证。这可称为“先存在，后论证”，用以推理和论证的理智或理性，成为信仰或深深积淀的情绪或人格心态的工具，人们全然不知，却在顽固执行，正为马克思所说：它是“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信仰的东西”。

因此，撕裂我们的心，从精神枷锁中挣脱出来，来一个精神上的暴力行动，才能实现当代中国历史性的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