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脑袋与换脑筋

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包袱。思维定势严重，理性积淀坚固，古人、前人、死人、圣人，像梦屋一样缠绕着现今的中国人。“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足见接受新事物之艰难；“死人事小，失节事大”，足见换脑筋之不易。十年浩劫， 有成千上万人掉了脑袋，但要从思想上彻底否定“文革”，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清除“左”的影响，却难上加难。这就出现了“掉脑袋可以，换脑筋不行”的现象。所以，当我们迈向现代化的时候，遇到的最大障碍不是我们所缺少的东西，而是我们头脑里所已有的东西。思想解放是一个不间断的连续过程，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灿烂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这一点是我们这个民族值得骄做和自豪的，同时这一点又使我们这个民族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思想积淀层深厚，理性板结块坚固，思维定势强硬，思维形式精致。古人、前人、圣人、死人，紧紧地缠绕着现今的中国人。特别是， 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弥漫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各个方面，浸透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每一个细胞。

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一个曾经遭受多国侵略压迫的民族，具有较长一段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遭受侵略压迫，不仅仅表现在领土主权、政治经济等方面，而且在心理、精神、人格等方面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即使政治上改变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心理、精神、人格上的压抑、屈卑、软弱等影响仍旧长期存在着。毛主席曾赞扬鲁迅骨头最硬，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并说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精神值得赞扬，是因为它为数不多，物以稀为贵，人以少为尚。这也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应该在心理和人格上竭力消除受压迫、遭屈辱的奴性阴影。

我们国家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农业大国，农民历来占多数。马克思在论及 19 世纪法国人数众多的小农时指出，农民不能代表自己， 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小生产者和农民占多数为社会基础的国民素质，必然带有主体意识薄弱的特点。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需要将帝王神化，以便论证“君权神授”，“受命于天”，而广大小生产者的存在又为这种神化提供了雄厚而又广泛的社会基础。1949 年的那场革命，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国人民政治上获得了独立和解放。但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未立即铲除，因此出现了树立偶像、盲目服从、个人迷信盛行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并没有使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源立即消失，也没有使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思想愚昧、盲目崇拜、头脑僵化的现象立即消失。

我们这个民族，近代以来在世界这个大家庭中落伍了，落后了几百年。我们现在是跟在别人后面，人家早就完成了工业革命，我们是后工业国家； 人家早就实现了现代化，我们是后现代化。落在别人的后面，距离又很大， 就容易在心理上有压抑感，在人格上有自卑感，或者崇洋迷外，全盘西化，

或者自暴自弃，望“洋”兴叹，精神上萎糜不振，心理上，变态走样，难以支撑自己，难以自己掌握自己。

搞社会主义，我们不是第一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前苏联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完全接受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我们把前苏联的模式完全承袭下来，并且坚持了几十年。他们附加给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当成一种真理，认为只有这样才是马克思主义，才是社会主义， 而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等都视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一种教条式的、封闭式的马克思主义钳制了我们的头脑。

由此可见，政治和经济，思想和文化，历史和现实，内部和外部，这种种原因和诸多因素致使我们这个民族逐渐陷入精神衰竭脆弱，个性呆滞死板，思想僵化保守的状态。当我们提出要进行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的时候，遇到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别人，不是来自别的国家和民族，而是来自我们自己，来自我们这个民族本身；不是来自我们身外，而是来自我们脑海深处；不是来自我们所没有的东西，而是来自我们所已有的东西。这就是旧的思维方式和积淀根深的传统的思想观念。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声疾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一声音，像漫漫长夜里点亮了一盏灯，像回荡在深山峡谷中的呐喊，唤醒在沉睡的中国人，使我们开始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背的包袱太沉重了，不易一下子放掉。我们头脑中的旧的思维方式积淀太深重了，不能一次转换。当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转移的时候，就有人说这是大逆不道，逆风千里。十年浩劫，是我们民族空前的大灾难，成千上万优秀人物在政治运动中掉了脑袋。然而，掉脑袋可以，从我们思想上否定文革的一套，否定“左”的东西，换一换脑筋却谈何容易。几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恪守“存天理，灭人欲”，“死人事小， 失节事大”，为了固守头脑中早已形成的一个“理”、“义”、“节”、“操”， 一个信条，一个旧的观念，面对成千上万的人掉了脑袋的事实，也不愿去转换自己的脑筋。所以，思想解放运动不能一次完成，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呐喊， 需要一遍又一遍的呼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每掀起一次高潮，邓小平同志都首先提出思想要再解放一点。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又一次提出解放思想，到首钢视察时特别强调了换脑筋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小平同志身先士卒，率先闯进这个近几年人们不敢涉及的禁区，对姓社姓资问题，对防止“左”的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论断，使全国人民精神为之一振，思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天地。

要真正解放思想，一个基本前提是要使我们自己意识到我们的思想还没有彻底解放，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思想领域还有许多禁区、误区，只有感到我们还有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思想解放才有动力。

马克思在呼唤德国人解放思想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不能使德国人有一点自欺和屈服的机会，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扬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污点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东西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要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这样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各国人民的要求本身则

是这些要求得以满足的决定性原因。

1992 年，邓小平再次号召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使全国人民增加了解放思想的迫切感，也对我们自己原有的思想状态大喝一声，使其大吃一惊， 获得了冲破思想牢笼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