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清算“左”

毛泽东 1971 年南巡，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邓小平 1992 年南巡则击退了正在聚集的左倾思潮。“左”的特点是带有革命的色彩，具有迷容性和欺骗性。右和“左”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右相通。但“左” 的东西根深蒂固，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由于“左”的东西根深蒂固，市场广大，在现实上，最重要的是防止“左”的东西成为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不要让“左”的东西在决策层成为主导势力。防止“左” 更需要一种策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也。

“左”，作为一种理论思潮，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思想倾向，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存在的时间可谓久矣。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左”的东西都曾经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党和人民曾经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和代介清算它。当我们进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阻力也是来自“左”的东西，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左”的东西本质上就是和改革开放相互对立的。“左”就是僵化、保守封闭，改革开放就是要打破僵化，破除保守，冲破封闭。要改革开放，就要遇到左的反对和束缚，就要不断克服左的阻力“。不断清算“左”，同“左”的东西作斗争，冲破左的思想藩篱，将始终伴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破除“左” 倾思想的束缚的过程。每当改革掀起一次高潮，邓小平同志都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突破“左”的束缚。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立即结束文化大革命，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是对极“左”的突破。

但是，“左”的积习很深，不是一下子就能反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实际上很多人仍然摆脱不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习惯于搞政治运动，在工作中左右摇摆，反反复复，始终不能纳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正轨，并千方百计寻找借口，寻找根据，重新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

进入 90 年代后，我们的改革开放遇到了新的困难，国际风云变幻，是外在压力；国内经济建设需要治理整顿，是内在困扰。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左” 的倾向开始抬头，开始聚集，开始形成势力。

邓小平同志及时发现这种情况，立即进行反击。他开始南巡壮举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左”的思潮的有力抵制。毛泽东 1971 年的南巡，揭露和摧

毁了林彪反党集团；邓小平 1992 年的南巡；则遏制了危胁改革的极“左”逆流。张艺谋称邓小平讲话救了他一命，因为他拍的片子有争议，要让张进类似文化大革命中的“学习班”。小平讲话后，不办班了，张拍的电影公映后在国际上获了奖。邓小平对社会上的“左”倾思潮进行了历史性的、毁灭性的清算与批判，使中国和世界耳目一新。

“左倾”思潮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他们涂有“革命” 的色彩，装出非常革命的样子，要么从本本到本本吓唬人，要么用大帽子整人。头脑不清醒者，往往被其革命词藻所迷惑，放弃正确的方向，陷入“左” 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胆小怕事者，则被“左”的恐吓击退，退出改革开放的

大潮。前几年，“左”的思潮之所以有了一定的市场，也就是凭借革命的词藻，打着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提出以巩固政权为中心的主张，装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他们威胁说，要避免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的复辙，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要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他们提出，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多了。对于具有坚定的信念，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国人民来说，这种迷惑人心的同藻，如果不加识别，确实容易上当受骗。

“左”倾思潮的欺骗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呈现不同性质。民主革命时期，被压迫人民要起来革命，急于摆脱受压迫的地位，有急于求成的心理，害了急性病；表现出了“左倾”盲动主义，翟秋白等人的“左倾”思想和盲目举动，其所以能够一时得逞，就是如此。他们的左倾思想导致革命损失惨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人们对这种左的思想带来的危害在道义上总有一种悲壮感，因为他们毕竟也是要想革命获得成功，心是好的，似乎这时的“左”具有某些“合理性”。到了建国初期，由于我们搞经济建设的历史暂短，缺乏经验，很不成熟，具有天真的浪漫的成份，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为此我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鉴于我们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似乎这种“左倾” 思潮还有一定的“可解释性”。在十年浩劫期间，毛泽乐的极左错误，把我国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带到了极度的混乱，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经济状况达到崩溃的边缘。这当然是与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分不开的，但一想到毛泽东的初衷也是为了“反修防修”，为了人民江山万代红，对他的真诚信仰和良好动机似乎又有“可宽宥性”。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一开始的时候，由于人们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对改革开放一时想不通，有反感，有恐惧，表现出“左”的倾向，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在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几年之后，旧体制的弊端清楚地暴露出来，有的人为了维护旧体制的存在，以保住自己在旧体制中享有的特权，竭力为改革制造障碍，表现出“左” 的言行。这种情况下的左，就不只是认识问题了，而是立场问题；左下再“幼稚”，而是变得“成熟”；不是盲动，而是自觉地同改革对抗。因此，这时的左具有“反人民性”。正是由于左的性质的变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及时地识破左，击退左，是关系到改革事业成败的关键。

在反对错误倾向的问题上，我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防止被掩盖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反右反左是要同时进行的。右，就是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左，是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用僵化的教条扼杀社会主义生机。右，把改革引向歧途，失掉立国之本；左，反对改革开放，拉着社会倒退，堵死了强国之路。左和右都能葬送社会主义，因此从后果上看，左与右虽为“异曲”，但却“同工”。从根源上看，左和右这两种倾向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不发达，小生产的基础深厚，生产力水平不高造成的。囿于小生产的生活方式，局限于狭小的眼界，拒绝接受新鲜事物，拒斥改革开放，这就出现了左。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向往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自己生活的天地一时达不到现代化的程度，就崇洋迷外，主张全盘西化，全盘否定我们的社会制度。这就出现右。所以，从根源上看，“左”“右”相通。目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谁如果过多地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有人认为他是左；反之，谁

过多地强调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有人认为他是右。这实质上就是把反左和反右对立起来。这是一种误解。反左反右实质上是一个任务，都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巩固社会主义成果。因此，要真正做到同时反左反右，就必须在全党全社会高举一面旗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强化一种意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同时排除左和右的干扰，但这并不是说，反左和反右可以等量齐观。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防右更防左。这是因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左的东西根深蒂固，具有深厚的土壤。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农业大国，是一个小生产的汪洋大海。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并没有完全挖掉这种社会根基，左的东西有广大的社会市场。这样，防左反左就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的主要任务。

由于左的东西根深蒂固，市场广大，土壤适宜，在同左的错误进行斗争的时候，更需要注意政策，讲究策略，主要是从认识上解决问题，做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从现实上看，左的东西很广泛，批判左的时候一般都是泛指，而不是特指。如果特指一个人，就涉及到一个片，一个面。左的市场广大，许多人身在左中不知左，深受左害不恨左。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对左的表现人们不是很反感，而谁激烈地批判左，却会引起不少人的反感，批评者就会孤立冷落。由此人们得出一种处世妙法：左比右好；有的人则在行动上格守一条不言明的信条：宁左勿右。

由于左的东西根深蒂固，要真正消除左的东西，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治“左”的灵丹圣药，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之后，挖掉了小生产的经济基础，左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从眼前看，防左、反左应该特别讲究策略。用强硬尖刻的词句骂一下，挖苦一下，讽刺一下，并不会有实际效果，简单地从组织上撤换调离，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撤掉这个左，并不能保证上来的那个不是左。如果今天上边有人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政治运动，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恢复文革的做法，那么，社会上的响应者不会寥寥无几，因此，我们当前防左反左，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左的东西成为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不能让左积聚、集合，不要让左形成一种势力，不要让左挡住改革开放的脚步。《孙子兵法》中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