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论——摸论——富论——特色论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即猫论，科学地界定了生产力的历史作用，也就是充分地肯定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摸着石头过河”即摸论，被一些人误作经验主义，实际上，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这一理论是最适合中国国情、最行之有效的改革理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即富论，既是对平均主义的克服，又指出了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它是把中国人百年富裕梦变为现实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特色论，是指引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伟大旗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共产主义运动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理论概括和实践要求，是邓小平理论的奠基石。这一理论，主要内容有三：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

第三，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方向，也是我们的目标。为了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提出许多方法，择其要者，约有几条。

“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者鼠就是好猫”。人才的取舍标准，不是依据他们的出身、成份、社会地位、亲缘关系，或者过去的功过，个性的特征，而是看他们在实践中的表现，看他们行动的结果。凡是对完成当前任务（战争年代是对敌斗争，现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或有利于完成当前任务的人，都要使用，都要支持，都要信用，甚至是消极的力量，也要经过我们的努力，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那只白猫曾经偷吃过鱼缸里供人赏目的鱼，并且摔破鱼缸；那只黑猫在洁净雅致的客厅里拉过粪便，至今令人作呕；那只黄猫长得丑陋，令人看了生厌；那只花猫生性暴烈，不时抓人手脸。不同的猫都有不同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只要能抓住耗子，全都是好猫。为了抓耗子，全都应该喂养它们，保护它们。因为猫的职责就是抓耗子。相反，不会抓耗子，只会叫，而且叫得很响，或者只会温顺，求得主人欢心，主人指东向东，指西向西，这只猫就毫无价值。城市里家中所养的猫，确实不会抓耗子，也不必去抓耗子，但那只是玩物，只供人赏心怡情，而不是猫的天生职能。

“猫”论是马列主义政党的战斗策略，也是方法论。中国的工业落后于现代工业，文化更为落后，仅靠少数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单枪匹马地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仅要团结华夏各族人民，而且要团结世界各国、各个不同民族的人民，建设我们的国家，繁荣我们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经济成就，国人共仰，全球瞩目，中国的形象，已经在人们的心目中发生了奇异的变化，睡狮已经醒来，而且正在跳跃飞奔。这样一个大好机遇，我们还要把自己的国门闭紧，围墙筑高，躲在屋里，闲庭信步，冷眼向洋吗？誓言多少多少年超

英赶美，豪情满怀，自我欣赏，空言大话，满纸雄心大志，唯我独尊，唯我革命，对他人一概冷笑置之，怒目斥之，不仅要失去朋友，而且要失去同志。从 1958 年的“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那段疯狂的、唯我独革的历史，正是这样地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惊醒过来，才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猫”论是这个新时代的方法之一，它的理论根据是党的统一战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战争中，我们曾经极为有效地运用过，毛泽东曾把统一战线总结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胜利以后七、八年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冲昏了像毛泽东这样伟大人物的头脑，开始骄傲了，开始淡忘或者放弃统一战线了，“猫”也就受到斥责了。其实， “猫”论只不过以形象的比喻，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它反对以人废言，以人废行，主张以人的行动效果，判定人的行动价值。

反对“猫”论，是唯成份论的逻辑推导，实际上，它是封建时代以等级身份，划分人的行为规范的思想再现。君就是君，君要像君的样子，臣就是臣，要像臣的样子；父就是父，要像父的样子；子就是子，要像子的样子。像阿 Q 那样的身份，是不准革命的。“猫”论要求敞开革命大门，谁愿意进来，不论他是什么人，过去有过什么言论和行动，都欢迎走进这个革命大门。不以人弃言，不以过去的“劣迹”弃人。

“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中前进，曾被人们斥之为经验主义、爬行主义，走到哪里算哪里，是一种无思想的思想。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知与行，即思想与实践的关系，思想既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思想产生于行动的需要。需要是有目标的，现实生活不能满足人们自己的需要，人们才去行动，以求达到自己需要的满足。人是为达到自己的需要目标，而去行动的。至于怎样才能达到，却没有现成的路，需要自己去走，走自己的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是像北京长安大街那样，平铺在那里。在北京长安大街上走路，只要遵守交通规则，遵现踏矩，就可以通行无顾，那是因为过去有千千万万人走过，甚至付出过血泪，凝结成法规，我们才可以放心地走，无顾地走。如果是在荒野泥沼，杂草乱石中走，在过去没有人走过的地方走，尽管方向明确，目标既定，也得看看、试试、摸摸，探探，因为那里既没有明摆着的路，也没有供人走路的交通规则，要求人自己为自己走出一条路。把我国的改革比作“摸着石头过河”，河水的深浅，河水下面的泥沙碎石，鱼虾藻草，我们还不摸底，这就需要我们摸一摸再走。贸然下水，无忌过河，不是失足倒身，就是被河水淹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是走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既没有脚迹可寻，又没规则可循，只能靠自己去走。其实，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世间一切伟大创造发明，都是在前人没有走过路中走出来的。重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尽管那条路别人走得成功，自己再走，并不一定也会成功，思想的功能是创造，思想的作用是指导人的创造性行动。没有创造，没有新东西提供给世界，人的行动就只是动物般的行动，就是没有思想的行动。而思想是在行动中产生的，并应行动的需要而产生的。

社会主义不是从头脑中想出来的，也不是从逻辑推演中引导出来的，更不是从装腔作势的吹牛中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国家的行动目标；干，就是行动，就是走路。干就要寻找路子。社会主义是方向，寻找路子是方法。方向对了，还要寻找方法，“摸”论就是寻找方法的一着。

“富”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 这一点，在经济落后的我国，显得尤为尖锐，尤为突出。扭住“发展生产力” 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不动摇，使国富也使民富，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围绕这中心，坚定不够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是“富”论的核心思想。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虽然说我们现在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他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从 1958 年到 1978 年的二十年期间，我们不仅把贫穷视为光荣，而且把贫穷视为资本。一穷二白，为写最好的文章，为画最美的图画。人们欣赏夸耀自己的，也是出身贫苦，没有知识，没有较高学历，似乎愈贫穷，愈无知，也就愈革命，愈有革命本领。贫穷可慕，富裕可鄙。“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草”的谬论，应景而生，适时而出。那个没完没了的“忆苦思甜”，使人们安于贫穷，安于现状，不仅抑制了人们的竞争心，追求更高生活目标的上进心，而且抑制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因为，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精神可以休息了。人一旦失去了物质追求，也就失去了精神追求，物质上赞赏贫穷，精神上必将陷于贫穷。生产力发展缓慢、下降、倒退，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改善，倒有降低，甚至恶化。扭住发展生产力和消灭贫困，是“富”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对富裕起来，没有人反对。但是，对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裕起来，却众说不一。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起来，必然造成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动，那些原来处于社会下层，职业的社会评价也可能并不高，一下子发了财，就想以高档消费在社会上求得心理平衡。出现所谓“炫耀消费”，如用两万多元买一支口红，一万多元买一根皮带，动辙千万元一桌酒席，相对于那些尚还不得温饱的人和地区来说，令人惊奇，使人感叹。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裕起来，激励了人，调动了人的能力，发挥了人的天才，同时，又造成了人们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这就必须社会的正式代表政府，通过宏观的经济控制，运用分配政策，加以处理。通过税收，资源调价，资源、技术和人才的相互支援，帮助尚处于贫困地区，促进富裕地区更加发展，是解决利益分配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采取的政策，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表现。我们反对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因为它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要防止乃至消灭两极分化，因为它会招致群众不满和社会的不稳定。这是政府决策机关的领导艺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可以带动其余大部分地区，由点及面，达到共同富裕。追求富裕的人，必须遵纪守法，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和人格，必须格守竞争道德，坑蒙拐骗，以假冒真，以劣充优，不仅要受到法律制裁，而且要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

社会经常在平等和效率之间面临着重大的权衡，需要作出艰难的选择，甚至妥协。这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是手段、措施、方法，是为目标服务的。或许，这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它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痛苦挣扎中诞生的，是新的经济体制产生阵痛期的一种表现。

“猫”论、“摸”论、“富”论，是邓小平的方法论，它的理论基石，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中，我们的前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针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无政府性，曾经设想社会主义将以统一的计划，集权的领导，调配资源，指挥生产运行，分配社会产品。斯大林和毛泽东，不仅加以完整化，而且付诸实践。排斥商品生产，否定市场经济，以人为的主观设想、个人的主观愿望、自己的主观意志，决定生产，决定分配。他们主观拟定的社会主义，不仅要使生产高度社会化，而且要使各个生产领域中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齐一化。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按照同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建设自己的国家。个个相同，色色一样，组成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必须有一个家长，以它“为首”，号令一切，指挥一切。但是，各个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自然资源的分布，技术和人才的格局，不尽相同，难以统一，更难集中，他们就用政府的权力，强使统一，硬性集中。它无偿地调配各国的资源、产品、人力、物力，出现了国际间的“一平面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两个阵营，社会主义国家把战争的威胁当作首要前提，把军备竞争当作头等任务，忽视了农业，忽视了日用生活消费品的生产，忽视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官僚主义滋长，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利益严重脱节。苏联的解体，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加以概括，并写入党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结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特色，就是矛盾的特殊性，我们应该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普遍性的矛盾。但是，首要的、成为我们认识起点的是矛盾的特殊性。离开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就是抽象性的、空泛的、无处着落的。邓小平的“特色”论，就是遵照唯物辩证法关于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联系提出的。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必须从我们国家的特殊情况出发。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邓小平从理论上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