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年早逝

在莫斯科度过一个愉快的冬天之后，契诃夫于1904年2月回到雅尔塔。但他又患了胸膜炎，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调养才有所好转。

这时，大哥亚历山大带着妻子、小儿子和奶妈，来克里米亚度假一个月，就住在邻近的别墅里。契诃夫高兴地看到，亚历山大不再酗酒，也不再胡言乱语，而是恢复了早年的英姿，他说话很有趣。

1904年的春天来到了，《樱桃园》演出成功的喜讯，频频传到雅尔塔，但对契诃夫的身体健康于事无补。契诃夫看完演出之后，他一下子变得无所事事，就像剧中人所说的：日子飞快地过去了，而生活好像还没有开始。

4月20日，契诃夫在日记中写道：

我又患肠功能障碍和咳嗽，而且已经持续了几周；我觉得这一切多半是此地气候造成的，这种气候我既喜欢又蔑视，就像既喜欢又蔑视那些漂亮但下流的女人一样。

虽然病情加重但他仍像过去那样，密切注意着国内发生的事件，忧虑地关怀着日俄战争的发展。如果健康允许就赴前线当医生。他脑子里盘旋着往后的写作计划，打算写一些新的短篇小说，写个剧本和一组通俗喜剧。快到开春时，他又盼着到莫斯科郊外别墅去。

5月3日，契诃夫又到了莫斯科，由于途中感冒，一下子又病倒了。经会诊胸膜炎开始加重，胃部出现了不良症状，肠道也受结核感染，奥尔加请来了自己的家庭医生、德国人陶贝医生，他建议契诃夫去德国巴登维勒疗养。

奥尔加日夜守护着他，契诃夫刚能拿笔，就给斯列金医生写信：

妻子守候在生病的丈夫床前，我太幸福了。我从未见过这么好的护士。这说明我结婚是件好事，好极了。否则，我真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契诃夫作为医生，他对那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清清楚楚。他决定采纳陶贝医生的建议。随后，他与阿尔特舒勒返回雅尔塔。去国外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订好了他自己与奥尔加去柏林的火车票。

朋友们纷纷前来祝贺他们一路平安。朋友们看到在短短几个星期里病人的外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使他们大为吃惊。

契诃夫穿着一件不是外套又不是长衫的衣服，坐在沙发上，头和背靠着枕头，腿上盖着一条大绒布。枯瘦的面颊没有一点血色。

契诃夫对来看他的作家捷列绍夫伸出一只苍白得像蜡一样的手说：“我明天就要走了，永别了，我将死在那里。”捷列绍夫安慰他说，到了巴登维勒会慢慢康复的。

从契诃夫的目光中，大家看出，他正以听天由命的态度接受命运的安排。

当捷列绍夫准备起身告辞时，契诃夫喃喃地说：“请告诉布宁，他应该写作，继续写作。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好了，别忘了把这些话转告给他。”

6月3日，契诃夫和奥尔加离开莫斯科，6月5日抵达德国。

巴登维勒是一个小水城，位于黑森州的西部边缘，距巴塞尔40公里。这里恬静清洁、景致一般，对契诃夫来说则是个理想的疗养地。

在巴登维勒最初几天，契诃夫觉得好了一点。6月13日，他给母亲和妹妹写信说：“这里阳光和煦，轻风拂面，太阳并不烤人。我的身体好多了，说不定再过一个星期就能痊愈。”

奥尔加看到丈夫的病情有所好转，脸色也渐渐晴朗了，心中充满希望。

契诃夫对一直守着自己的妻子说：“你去牙医那里看看那颗火牙吧，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奥尔加高兴地答应了。她看过牙医之后，还到弗里堡商店为契诃夫订做了一套白色法兰绒西服。

但是一个星期以后，一股热浪袭击了巴登维勒，在沉闷、潮湿的天气里，契诃夫的病情出现反复，他又心情烦躁起来，要求更换环境，于是搬到了疗养地最高级的旅馆索曼尔旅馆。

6月28日，契诃夫感到精神好些，便靠在椅背上写了两封信。在给玛丽的信中写道：

此地突然大热，我热得喘不过气来，幻想离开这里，可是到哪儿去呢？想到意大利的柯莫去，但那里的人也纷纷跑出来避暑。欧洲南部到处炎热难忍。想乘船从特里斯特到敖德萨去，可是又不知在目前这种季节是否可能。

6月29日傍晚，契诃夫的病情突然严重发作，为了维持心脏跳动，减轻疼痛，医生给他注射了吗啡，输了氧。后来脉搏跳动恢复了正常，总算平安地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疼痛再次发作，契诃夫苦不堪言。

7月1日，又经过了一天的痛苦和不安之后，契诃夫似乎感觉好多了，心脏状况良好，整天平安无事。傍晚时分，他叫奥尔加到旅馆的花园去散散步，因为几天来奥尔加一直守候在他的床前，她太累了。

奥尔加从花园里回来，契诃夫问她为什么不下楼去餐厅吃晚饭，她说还没有敲锣呢。其实锣是敲过了，只是他们谁也没有听见。

于是契诃夫像往学一样，手捻胡须，临时编造出一个故事来：

“在一个非常时髦和阔气的疗养地，前来观光的有保养得很好的胖胖的银行家和身强力壮、面色红润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都爱吃精美的食品。他们吃饱喝足之后就去游山玩水，到郊区游玩了一整天。晚上回来后，饥肠辘辘，食欲大振，兴高采烈地回到旅馆餐厅，希望累了一天可以美美地品尝一顿美味佳肴。谁料厨师失踪了，当天不供应晚餐。他们什么也没吃上，饿得受不了了，只好去吃猪食。”

契诃夫形容这种对胃肠的打击表现在那些娇生惯养、吃惯精美菜肴的人身上的情形。

故事还没讲完，奥尔加坐在沙发上，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了。经过三天的焦虑不安，这时才稍稍有所放松。

契诃夫渐渐入睡，卧室里十分闷热。他呼吸短促，但面部表情仍然很安然。但刚过半夜，他就醒来了，突然要找医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向妻子提出这样的要求。

霎时间，奥尔加感到事态严重，她一时不知所措，在这样一个大旅馆里，住着的人很多，但都是陌生的，而且都入睡了。她感到孤立无援。她考虑了片刻，想起有两个俄罗斯大学生也住在这旅馆里，便赶忙去把他们叫醒。请一位去找医生，自己去凿冰、装冰袋，好放在垂危的契诃夫胸口上。

在7月闷热而宁静的夜晚，她连那位大学生跑到远处去的脚踩出来的“沙沙”响声都听得很清楚。

医生来了之后，契诃夫亲自告诉医生：“我不行了，不必打发人去取氧气，等氧气取来我已经魂归地府了。”

他又转身对妻子说：“亲爱的，你也不必把冰块放在一颗已经枯竭的心灵上了。”

医生立刻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剂，但是心脏仍没有反应，于是医生吩咐拿香槟酒来，契诃夫坐起来，接过酒杯，转身对着奥尔加，带着一丝苦笑说：“我很久没有喝香槟了。”

他慢慢地喝干了那杯酒，侧身向左边躺下，不一会儿就停止了呼吸。就这样，契诃夫按照平时的简单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

那是1904年7月2日，时钟指向凌晨3时。一只粗大的黑色飞蛾从窗外飞了进来，扑向油灯，在遗体周围飞来飞去，打破了夜晚可怕的宁静。

医生对奥尔加说了一些安慰话以后便离去了。夜显得更加寂静而闷热，突然发出一声巨响，把奥尔加吓了一跳。原来是那瓶没喝完的香槟酒的瓶塞蹦了出来。黑色夜蛾又飞出敞开的窗户，消失在闷热的夜色中。

黎明终于到来了，大自然苏醒了，传来了温柔可爱的像是第一支挽歌的鸟雀鸣叫声和附近教堂里的琴声。

奥尔加目瞪口呆，两眼盯着丈夫那安详微笑的面孔，好像他已经看破了红尘。她说道：“他再也听不到人世间的任何声音。没有日常生活的喧闹，只留下逝者的美德、宁静和崇高的形象。”

过了几天，契诃夫的遗体才转运到莫斯科。那天，许多人聚集在尼古拉车站迎候护送契诃夫遗体的列车，他们中有契诃夫的朋友、大学生、教师、演员、文艺界人士。高尔基站在迎候人群的前面。

送葬的队伍在行进中不断扩大。人们脱帽致敬，在胸前划着十字祝福。大学生们手挽手组成一堵人墙，阻止好奇的人涌上马路。沿途的有轨电车及其它机动车都停止行驶。

7月9日，在艺术剧院和《俄罗斯思想》杂志大楼前停下来举行了简短的宗教葬礼。契诃夫被安葬在新处女修道院，墓穴安排在他父亲的墓侧。

契诃夫的母亲、妹妹和妻子悲痛万分。当棺材放入墓穴后，人们安静下来，大家唱起安魂歌《永恒的回忆》，每人往灵柩上撒一把土。接着开始填坑，鲜花和花圈堆满了墓穴，契诃夫就在这花海之下永远长眠了。

第二天黄昏时候，亲人们、朋友们去契诃夫墓地做礼拜。坟墓上空，老菩提树默默伫立，在阳光下显示一片金黄。契诃夫的母亲、妹妹和妻子奥尔加的说话声里带着平静的温柔的悲痛和哀伤，所有到场的人的心里都充满深刻的怅惘。

契诃夫的母亲在玛丽和奥尔加的搀扶下，绕着坟墓走了一圈，向儿子再一次告别。这时作家库普林走到她跟前，默默地吻了她的手。她用疲倦的微弱的声音说：“天哪！安托沙离去了，这是我们多大的不幸啊！”

亲人们参加完在莫斯科的葬礼之后，回到了雅尔塔，奥尔加取出了早在1901年8月3日，契诃夫在他结婚两个多月后就立下的遗嘱：雅尔塔的别墅、现款和戏剧作品的收入，留给妹妹。给妻子的是古尔祖弗一座不大的庄园和部分现款。此外玛丽还得把部分现款分给亚历山大、伊万和米舍尔以及另外两位亲戚。

契诃夫还给妹妹写道：

在你和母亲百年之后，除剧本收入外，其它全部交由塔干罗格支配，用于民众教育事业开支。剧本收入则给伊万，伊万百年后，亦交给塔干罗格政府同样用于民众教育事业开支。我答应赠款100卢布给梅里霍沃的农民，用于修筑公路。要帮助穷人，爱护母亲，和谐度日。

直至临终，契诃夫还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城市。他对梅里霍沃也没有忘记。

玛丽被哥哥的信任深深感动，他擦干眼睛，振作精神，决心把这座别墅用来纪念她亲爱的哥哥，使它成为俄罗斯伟大作家契诃夫的纪念馆。

她亲手布置每一间房子，使它忠实地反映出契诃夫当年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契诃夫的英年早逝，是巨大的不幸，不仅对契诃夫的家里人，对全俄罗斯人民、世界人民也是巨大的不幸。

然而，契诃夫的名字，将会与他的作品、他高尚的品格一样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