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创辉煌

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成年时期，对生活有了成熟的感觉，他就不能不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脱逃的牢笼里面。

《海鸥》引起轰动

1895年底，契诃夫继《伊凡诺夫》多幕剧创作之后，完成了经典剧本《海鸥》的创作。《海鸥》是契诃夫最有个性的一部作品，从它诞生之后，契诃夫被公认为天才的剧作家。

当时，著名戏剧家、导演符·伊·聂·丹钦科是梅里霍沃庄园的常客，他一再契诃夫写剧本，《海鸥》就是在他的下写成的。他们从1887年冬天就在莫斯科相识了，当时，契诃夫的第一个剧本《伊凡诺夫》刚刚上演，丹钦科从中发现了契诃夫不同寻常的戏剧才能。

丹钦科一直鼓励契诃夫，千万不要放弃剧本的创作。

契诃夫的女友莉卡是他妹妹玛丽的同学，她们在勒热夫中学又是同事。当时，莉卡是一位年方19岁的异常美丽的姑娘，就像俄罗斯童话里的“天鹅公主”。

莉卡擅长音乐，热爱戏剧，契诃夫一家人都喜欢她，尤其令契诃夫情迷神往。而莉卡也被契诃夫的才华所吸引，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发展到了恋爱的边缘。

但是，契诃夫有着过强的理性，他一直不肯表露自己的这种感情，只是与莉卡开一些流露倾慕之情的玩笑。而一旦莉卡表示出结婚的要求时，他却又找借口拒绝，令莉卡有时难以捉摸他的真实想法。

莉卡在失望之余，终于爱上了梅里霍沃的另一位常客——出色的小提琴家波达边柯。

在庄园举行的聚会上，他们经常举行二重奏，莉卡唱歌，波达边柯伴奏。

而在1894年，波达边柯诱骗了莉卡的感情后，又把她抛弃了。莉卡生下一个孩子，但不久那婴儿就夭折了。

契诃夫在悲愤之中，把自己的感受写进了《海鸥》男主人公特利戈林的形象之中。而女主人公尼娜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则是莉卡遭遇的真实再现。

而至于剧中文学观点的创作体会，则是契诃夫本人的感受。妮娜送给特里戈里一个刻有书写字的纪念章，这一情节也是来自契诃夫本人的生活。

1895年2月的一天，契诃夫收到了《俄罗斯思想》杂志主编高尔采夫转给他的一个精致的小包裹。里面是一个漂亮的小盒子，盒子里装着一个金质的表链坠子，样式很特别，也很有趣，既不是通常的圆形、菱形，或长方形，也不是那种俗气的象征爱情的心形，而是一本书的模型。书的一面刻着：《安·契诃夫小说集》，另一面刻着：“第二百七十六页，第六行和第七行。”

按照这个页码翻开《契诃夫小说集》，就会在《邻居》这篇作品里，找到从特里果林嘴里读到过的这样两行文字：“要是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来，拿去就是。”

多么新奇的礼物，多么真诚的爱的表白！从这简短的一句话里，似乎可以感受到一颗充满着矛盾、痛苦，并与这种复杂感情进行搏斗的灵魂的轻微的颤栗。

这，到底是谁的赠品？契诃夫立刻就明白了，完完全全地明白了：这是28岁的女作家阿维诺娃的礼物。

契诃夫仔细地把礼物珍臧起来，他一声也不响，既不回信，也不去看望。这是明明白白的，他们相爱几年了，已经达到心心相印，灵犀互通的程度，爱得热烈而又深沉，纯洁而又高尚。但他们又都明白，结合在一起，那是绝对办不到的。阿维诺娃不仅有一个热爱自己的丈夫，而且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如果她要交出自己的生命的话，那绝不是一个，不是，而是四个，连孩子们在内。

有一回，契诃夫和阿维诺娃与几个朋友在一起闲谈。有人谈到：因为选错了丈大或妻子而不得不破坏夫妇生活，这样做对不对？有的说，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对不对的问题，既在教堂里证过婚，就不能变动；有的举出了种种理由来激烈地反对。

契诃夫听着，却一语不发，但突然向阿维诺娃小声问道：“您的看法呢？”

阿维诺娃不假思索地说：“先得断定这样做值不值得。”

“我不明白，怎样叫值不值得？”

“值不值得为了新的感情而有所牺牲。要知道，牺牲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孩子们。应该想到牺牲，而不是想到自己。这样一来，值不值得就很清楚了。”

这就很清楚了，他还不能作任何答复，但又必须有所答复。

《海鸥》的显著特色是它的双重主题，即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爱情主题和带有浓厚抒情色彩的艺术主题，并且这两个主题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从不同角度和正反两面揭示了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

剧本充满了一系列繁复的爱情纠葛：特里波列夫爱妮娜，妮娜爱特里戈林，阿尔卡基娜爱特里戈林，波琳娜爱医生多尔恩，玛莎爱特里波列夫等，这些爱情故事像生活本身一样，互相纠缠，平淡而又杂乱，但实质上是由一条强有力的潜流贯穿着。

契诃夫通过这些表面平淡而又杂乱的故事，向观众揭示了一个真理：

个人的幸福和广大人民的幸福是紧密联系的，爱情和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崇高理想是互相联系的。

作品虽然写了一系列的爱情故事，但这些爱情故事却没有一个得到完美的结局。特里波列夫和妮娜的爱情，由于艺术道路的不同而夭折了；特里戈林的爱情是低级、庸俗的；玛莎对特里波列夫的爱情，到头来也只不过是单相思而已；多尔恩与波琳娜的爱情由于生活趣味的不同，也并没有得到幸福。

这一系列的爱情故事说明，爱情若离开美好的理想，就不可能开出绚丽的花朵。

《海鸥》里面有一句台词很好地阐明了契诃夫这时的价值观：

在所有的事业中，荣誉和荣耀并不重要，甚至连梦想也不像想象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忍耐，忍耐是一种信仰和使命。有了信仰，就不再痛苦；而知道使命，也就不再害怕生活。

契诃夫一再强调，《海鸥》是喜剧，是具有发人深省的含意的。《海鸥》充满浓郁抒情色彩的艺术的主题，也是隐藏在生活潜流下面的真正内在主题。这个主题充满了诗意：只有真正献身于人民的艺术家，才是生活的强者，才能成为展翅高飞的海鸥。

这个主题包含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揭示了艺术家的使命，艺术道路的艰辛，又强调艺术家必须有克服重重困难的勇气和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毅力。

在剧本中，艺术的主题主要是通过对照手法来揭示的，契诃夫有意加以强调的是特里波列夫和妮娜两个青年不同艺术道路的对照。

特里波列夫走的是一条远离现实生活的颓废主义道路。他有些才华，也想在艺术上有所创新，但是他的生活圈子太陕隘，他远离人民，远离社会现实生活，没有找到艺术的源泉。

特里波列夫个性软弱，屈服于小市民庸俗生活的压力，丧失了前进的勇气，成为一只被生活折断了翅膀的海鸥。他常常沉浸于痛苦之中，对人生并无留恋，这种苦闷消沉的情绪，导致他走上颓废主义的艺术道路。在遭受爱情和艺术的双重失败后，不得不以自杀告终。

导致特里波列夫毁灭的根本原因，是他缺乏“中心思想”，他的生命没有支撑点，遇到打击，他的精神就完全崩溃了。

而妮娜和特里波列夫所走的艺术道路不同，从而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也不尽相同。妮娜是个外貌和心灵都很美丽的姑娘，她热情活泼，积极追求美好的理想。在走向艺术的道路上爱情曾为她带来诸多烦恼和痛苦。

妮娜和特里波列夫之间，曾经有过热烈而纯洁的爱情，后来她明白这个年青人太脱离实际，性格太脆弱，对她的艺术事业不可能有所帮助，于是她离开了他，投入已经成名的作家特里戈林的怀抱。

她的第二次爱情是由于对“天才的敬佩”所引起的。在特里戈林和特里波列夫之间她毅然选择了特里戈林，这是由于她崇拜他的天才，幻想这个作家能在艺术事业方面指引她，帮助她。

但是，特里戈林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么高尚，他和妮娜的恋爱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他很快就抛弃了她，又回到了阿尔卡基娜的身边。这样，妮娜甜美的爱情之梦很快就破灭了，接着，她心爱的婴儿又不幸夭折，一连串可怕的打击沉重地落在她的身上。

但是，刚强的妮娜并没有被压垮，她不是一只被毁灭的海鸥，她勇敢地面对严峻的现实生活，一次又一次地经受住了生活的考验。在艰苦的艺术生涯中，她逐步成熟起来，她的信念更坚定了，她从一个充满幻想的少女锻炼成了一个有坚强意志的“真正的演员”。

后来，妮娜在与特里波列夫重逢的时候很自豪地说：“我在演戏的时候，感到一种巨大的欢乐，我兴奋，我陶醉，我觉得自己伟大，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一天比一天坚强了。”

她还说：“现在，我可知道了，我可懂得了在我们这种职业里，主要的不是光荣，也不是名声，也不是我所梦想过的那些东西，而是要有耐心，要懂得背起十字架来，要有信心。”

这一段话，是妮娜对自己艺术道路的总结，包含了她对艺术事业的体认，也表达了她对演员生活的热爱。妮娜不是特里波列夫所射死的海鸥，也不是特里戈林所构思的短篇小说中的一个男人“因为没有事情可做”便把她毁灭了的海鸥。妮娜是一只展翅高飞的海鸥，她冲破一切障碍，在艺术的广阔自由的天空勇敢地飞翔。

契诃夫曾说过：“应尽力使得人物的精神状态能够从他的行动中看明白。”

剧本内部的活动要比外部丰富得多，深刻得多，显然契诃夫对日常生活作了哲学性的概括。

契诃夫的剧本不是凭借惊人的事件，不表现峰回路转的外部冲突，没有浅露的激动和兴奋，没有冗长的哲学和道德议论，而是遵循生活本来的逻辑发展，从那些常见的、平凡的、琐细的生活中，揭示了难以觉察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

在第四幕开头：花园里多么黑呀。应该叫人把那个戏台拆掉。立在那儿，有皮无肉的，看着叫人害怕，真像个死人的骨头架子，大幕也叫风吹得哗啦啦的。昨天晚上我打它旁边经过，仿佛听见那儿有人在哭。

戏台对特里波列夫当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就是在这儿，他全然失掉了自己青春的诗意，爱情与梦想，像海鸥失掉湖水一样，当然也失掉了他开拓未来的意志和力量。生活是如此的严峻与无情啊！在夜晚“半明半暗”的油灯下，这样的叙述氛围，既是对即将临近的特里波列夫命运的暗示，也更加强了特里波列夫命运的悲剧性。

契诃夫奠定的这种新戏剧技巧的基础，不是靠光怪陆离的外部效果，也不是凭新奇动人的情节变化，而是依靠对于生活最深邃的意义的揭示和对于人物精神性格最奥秘之处的挖掘来激动人的心灵、引起观众共鸣的。

契诃夫所独具的风格，就是深刻的抒情诗意和哲理性。这种特点不是观众一下子可以发现的。因为契诃夫从来不把生活的真谛直率地说出，也不是在急剧发展的情节中把主题表明出来。而常常是在剧中人因探索生活问题而激起的精神波纹与另一人物同样的波纹的交织中暗示出来的。

特里戈林与妮娜分别的一场，他们很少谈到走、分别和不愿表白的爱情，而是在谈关于作家的使命、关于一只被打死的海鸥。这里关于作家的使命的问题正表明特里戈林这个作家虽然认识到艺术只有为千百万人服务才有生命，而他本人却只能围绕在一个女人身边梦想光荣。

关于被打死的海鸥，似乎像征妮娜被爱情毁掉，而实际上同后来妮娜经受了生活的考验而献身艺术事业联系起来看，妮娜是坚强的，这证明艺术只有面向人民，才能像海鸥那样不被毁灭而是高翔起来。

这种深刻的诗意的哲理性被契诃夫深深地发掘了出来，而且他在表现它时，又是用象征，又是用大段的独白，又是与外部不联系的事件交织在一起。

高尔基指出了契诃夫的这种双重结构：

一方面，契诃夫在表面上表现直接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潜藏着诗意的概括，这种概括中有一种内在的音乐性和思想性，这就构成了一种潜流。

杰出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契诃夫这种新型戏剧中发现了自己演剧新体系的基础。对潜台词的发掘，构成了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的体验派的表演原则与技巧，开创了演剧艺术的新阶段。

不过，1896年10月17日，对契诃夫而言，却是个“黑色的星期天”。《海鸥》在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剧院首次公演时，竟然遭到了惨败。

在写作期间，契柯夫本人也承认他自己“完全忽视了舞台剧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不仅仅是表现在剧中的对话过于繁杂，而且出现了“冗长的开头、仓促的结尾”的情况。

彩排期间，契柯夫曾经请求演员和导演放弃通常那种言过其实的表现形式，好让观众们得到理解作品的机会。

由于意识到了这部作品的厄运，契柯夫几乎撤回了出版许可，甚至不打算参加首演。当上演到第二幕的时候，他为了躲避观众的嘘声和嘲弄，躲到了舞台后面。

这次演出的失败是一些偶然因素起了作用。首场演出是为在商界和政界享有极高声誉的著名喜剧演员列夫凯伊娃夫人举行的福利演出。在确定演员时列夫凯伊娃未担任任何角色。然而忠实于她的观众挤满了剧院大厅。他们就是为欣赏喜剧作家轻松逗乐的喜剧和著名喜剧演员的演技而来的。

起初他们都以为上演的是非常有趣的喜剧，都希望能在观赏过程中乐一乐，笑一笑，使精神得到刺激，轻松轻松，可是慢慢发现完全不是滑稽逗乐的喜剧，而是一个使人感到别扭的情调阴郁的严肃东西。而且列夫凯伊娃根本没有出场，这使观众感到受了欺骗。大厅里骤然喧嚷起来，笑声，喝倒彩声，口哨声四起。

面对那种场面，契诃夫感到震惊。他脸色苍白，神情沮丧，起初坐在列夫凯伊娃的化妆室，然后又走到后台去。他焦躁不安，急于等待演出终场，彻底失败的结局已在所难免了。

演员们非常吃惊，惊慌失措，忘记了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只好稀里糊涂演下去。往后演出效果一幕比一幕糟，大厅里成了喧闹的海洋，笑声中还夹杂着叫骂声、怒吼声。

这场演出中微拉也没有演好，虽然契诃夫对她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一切好像是故意砸锅似的，观众也好像是故意挑选的，全是一些满脑子守旧思想带着小市民欣赏习惯的人，滑稽剧的狂热爱好者。

然而这次演出的失败还有深层的原因。那时剧院里的表演水平还达不到契诃夫戏剧革新的要求。最多只能把外部动作和语言展现给观众，而不善于表现微妙的心理活动和体验。

凌晨2时，他还独自一人在大家上游荡。回到家以后，他曾对一个朋友宣布：“如果我不能活到700岁，我就再也不写戏剧了。”

《海鸥》公演的第二天，圣彼得堡的各家报纸发出各种评论：

昨日隆重的福利演出，被前所未闻的丑陋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令人晕眩的失败的剧本。

我们很久没有遇到如此全然失败的戏剧了。

契诃夫的《海鸥》死了，全体观众一致的嘘声杀死了它。

这不是一只海鸥，而只是一只野鸭。

契诃夫回到梅里霍沃后，马上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写小说，给农民看病，参加地方议会，为塔干罗格建立图书馆，关心生病的列维坦。契诃夫用这些来回答圣彼得堡给他的侮辱。

1896年初的几星期里，契诃夫开始整理这个剧本，几乎全部推翻。他第二次把写好的剧本寄给了波达边科。

圣彼得堡审查委员会对剧本作了一些细节上的修改后，于1896年8月20日通过了剧本。9月8日，正当契诃夫在费奥多西亚苏沃林家中做客时，波达边科发来电报说，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同意，预定于10月17日公演《海鸥》。并且，剧中的角色将由一些极为出色的演员担任。

10月7日，契诃夫动身前往圣彼得堡，到达后的第二天，他就坐在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黑暗的剧场里观看排演。

契诃夫这期间却突然意外地又遇到了阿维诺娃。

“你知道，我的戏不久就要上演了。”

“我知道，《海鸥》。”

“那就很仔细地看吧。我要在戏里答复你。可是务必要仔细听，别忘了。”

“你要回答我的什么问题呢？”

“回答许多问题，务必细心听戏，都记住。”

阿维诺娃等待着契诃夫的这个许诺，她不安地等待着这一天。

10月21日，当第二次公演机会到来的时候，《海鸥》却得到了人们狂热的追捧，并且很快遍及全国。

当时，剧院里座无虚席。在特等座位上，一位年轻、美丽、穿着素雅大方的女士，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舞台。她满脸绯红。看得出来，阿维诺娃是带着一种特别激动、紧张的心情来观看这次公演的。

第三幕开始了，女主人公妮娜与剧作家特里戈林在告别，她递给他一个纪念章，接着说：“作为临别纪念吧。我让人把你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刻在上边了，另一面刻上了你的一本书的名字。”。

“这太可贵了！”特里戈林吻了吻纪念章说，“多么可爱的礼物呵！”

妮娜走了，特里戈林拿着纪念章翻来翻去地爱抚着，清清楚楚地读道“第一百二十一页，第十一和第十二行。”然后走到一边，又把这些数字读了一遍，问刚刚走进来的女主人：“这里有我的什么作品吗？”接着又读道：“第一百二十一页……”

他拿到了那本书，找到了那几行，然后一字一句地读着：“要是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来，拿去就是。”他走到一边，把这句话又重读了一遍。

这样一个并不特别显眼的情节，却在阿维诺娃身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她一下子呆住了，好像透不过气来，脑子嗡嗡直叫。但她还是强自镇定，努力地记住了那几个数字，在心里默默地念了好几遍：第一百二十一页，第十一行和十二行。

演出结束后，她心慌意乱地坐上马车，向家里驰去。

“看来这就是回答，他从舞台上回答我了：第一百二十一页，第十一行和十二行。”阿维诺娃在心里默诵着这几个数字，“但这个数字跟我刻在表链坠子上的完全不同。到底是怎样的回答呢？”她焦灼不安地想。

回到家里，她找到契诃夫的集子，用颤抖的手，翻到一百二十一页，找到那两行：“可是你为什么那么入神地瞧着我？你喜欢我吗？”

不可理解。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开玩笑吗？她躺到了床上，忽然又爬了起来。闪电似的，脑子里升起了一个念头：“对我的回答，为什么不会在我的书里选出两行呢？”

她急忙找到了自己的小说集《幸福的人》，按页码翻到那两行，念道：“年轻的姑娘们不应该去参加假面舞会。”

对了，这才是真正的回答。它确实回答了许多问题：是谁送那表链坠子的，是谁戴着假面的，是谁那样深深地爱着他，一切，所有的一切，他全都知道。

她的双眼，噙满了痛苦而又幸福的泪水。

演出第二天，女主演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写信告诉契诃夫：

我刚从剧场回到家里，我们胜利了。这次成功是全面的、大家一致公认的。现在，我真想在剧场里看到你，更希望让你听到全体观众叫喊作者的欢呼声！

波达边科也发来电报说：

巨大的成功。每演完一幕，都听到掌声。第四幕结束后，又有更多的鼓掌声和欢呼声。演员们让我向你转达他们的喜悦心情。

最使契诃夫感到的是，著名的法学家和精明的心理学家科尼给他发来了贺信：

从题材和主题思想的新意以及对日常生活细心观察的角度来看，《海鸥》是一出非同凡响的好戏。舞台上出现的悲欢离合、富有说服力的行动和无声的痛苦等场面，正是生活本身的真实写照。每个人都离不开这种日常生活，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生活内在的严酷讽刺。

两年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重新导演了本剧，并在新落成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海鸥》终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高尔基给契诃夫写信说：

我从未看过如同《海鸥》这般绝妙的、充满异教徒智慧的作品。难道你不打算再为大家写作了吗？你一定要写，你一定要写。

1898年4月，著名导演丹钦科写信给契诃夫，请求给予《海鸥》的上演权，但契诃夫没有答应上演，“不想，也无力蒙受更大的戏剧激动，它曾加于我很多的痛苦。”5月20日，丹钦科再次写信请求，契科夫才同意上演。但是他却没有参加公演式。

1898年12月17日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海鸥》，演出后，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所有的演员都捏着一把汗，幕在死一般的寂静中落了下来，有人哭了起来，突然观众发出了欢呼声和掌声，吼声震动着帷幔！人们疯狂了，连我在内，人们跳起了怪诞的舞蹈。”

自第一幕起，《海鸥》就抓住了每一位观众，随着就是一连串的胜利，无休止的谢幕。丹钦科在演出结束时向观众宣布剧作家不在场，观众要求给你拍贺电：我们快乐得发狂，全体热烈地拥抱你！

契诃夫当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当天下午，他就收到了丹钦科拍来的电报：

所有报纸都异口同声称赞《海鸥》是个辉煌而惊人的成功。评论文章都很热情。《海鸥》的成功，超我们以前演的《沙皇费道尔》。我比上演我自己写的剧本还要快乐得多。

从那以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标志，就是幕帷上一只飞翔的海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