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养病移居雅尔塔

契诃夫一路西行，旅途都很愉快，只是从柏林至科隆时，德国人抽的雪茄差点把他给呛晕了，而从科隆到巴黎，他一直都在睡梦之中。

在巴黎，契诃夫见到了苏沃林夫妇，他们作为契诃夫的向导，陪着他在巴黎玩了几天。

契诃夫不顾旅途劳顿，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红磨房”、咖啡馆、卢浮宫等，观看了由铃鼓伴奏的肚皮舞，并在商店中买了比如毛衣、拐杖、领带和衬衫等。

然后，契诃夫从巴黎转车，前往比亚利茨与索博列夫斯基会合。

抵达比亚利茨后，契诃夫在维多利亚旅馆安顿下来，立刻就去当地旅游参观，一直无忧无虑地过了一段时间。

欢乐过后，契诃夫的心里又开始不安起来。他记在笔记本上的小说计划一个也没完成，写作速度特别慢。

他在给出版商巴季乌什科夫的信中这样说：

今天在这里，住在旅馆，坐在一张外国人的桌前，晴朗的天气使人很想到外面散步，要想在这种时候写文章，那就更困难了。那就等于用别人的缝纫机做衣服。另外，那些饭菜太过油腻，吃了之后让人总是提不起精神来。

契诃夫是一个固执的人，他强迫自己动笔接连写了三个短篇小说：《彼什奈格人》《在故乡》《手推车》。他自己被弄得精疲力竭，好歹完成后寄给了《俄罗斯新闻》编辑部。

这时，他又开始咳血了，不过比莫斯科要轻一些。

契诃夫感到，把他吸引到这里来的新环境并没有激发他的想象力。他无法立即在作品中利用在此地获得的最清晰的感受，只有当他远离这里时，他才能动笔去描绘这些人物和风光。

契诃夫又来到了尼斯，他没有心思去欣赏那美丽的风光，但却被当地居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里的法国人总是温文尔雅，富有教养，主持正义，热情好客。他认为，法国“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前且塑造了欧洲文化”。

总体来说，契诃夫对在尼斯这段期间是相当满意了，他的病情没有恶化，有一次他很高兴地看到自己的体重还增加了。虽然还咳嗽，但是他知道，要想突然恢复健康是不可能的，他必须暂时忍受这种半残废的生涯。

另外，他的法语也有很大的进步。他想起在德国时，他在学校读书时所学的一点德文，使他敢到维也纳去游玩，虽然常常引得路人发笑。因此他在尼斯时勤学法文，请了一位29岁的法国小姐教法文，读了不少法国文学作品，最喜欢的作家是伏尔泰。

契诃夫曾突发奇想，把莫泊桑的小说翻译成俄文。因为这同样是一个短篇小说的绝顶高手。

1898年1月，契诃夫还在尼斯参加了杜雷法案件的辩论。当时，全欧洲都在谈论这位法籍犹太军官杜雷法被判叛国罪是不公平的。他被监禁在魔鬼岛时，法国政府广受批评。杜雷法显然受到了冤枉。

后来，左拉也参与了进来，他认为杜雷法是无辜的，写了一封公开信：《我要控告》，把这件事渲染得更公开了。

各地的人都表明了意见，有的赞同，有的反对，形成尖锐的对抗。

契诃夫认为，两方的观点都显得太肤浅，情绪的万分超过了理智。他仔细地研究了一番，也认为杜雷法是无辜的，于是他站在了拥护杜雷法的阵营中。

契诃夫对于左拉的仗义执言深感欣慰，他说，每个作家都必须如此才对。他也曾对库页岛上的犯人发言。

2月，左拉一案开庭审理，契诃夫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报刊上发表的所有与之相关的报道。最后，左拉被判处一年徒刑并撤销其荣誉勋位。

但是，契诃夫却因此更加敬佩左们，他在给亚历山德拉·霍季亚恩采娃的信中说：

你问我是否仍然认为左拉是正确的，我却要反问你：难道我在你们心目中的形象真是那么恶劣，以至于你们竟然怀疑我是否站在左拉一边？所有那些在法庭上审判左拉的人，那些出身高贵的将军和证人，在我看来，连左拉的一个手指头都不如。

总之，左拉在契诃夫的心目中是自由人完美无缺的榜样。契诃夫不同于那些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作家有权不参加任何政党，可以根据自己的良知去反对右派或左派。

4月，春天快到了，契诃夫重返故乡的念头更强烈了，但玛丽来信说，梅里霍沃的天气还很冷，建议他暂时不要回去。于是契诃夫决定前往巴黎等待天气转暖。

4月28日，契诃夫在巴黎终于等来了妹妹的来信：梅里霍沃天气转好，道路已经畅通无阻。5月25日，他独自一人登上了开往圣彼得堡的北方快车。三天后，他回到了梅里霍沃。

契诃夫认为自己的身体已经康复，他不顾医生的劝告，又像往常一样工作起来。

他计划在自己的梅里霍沃村建一所学校，但是，由于孩子们都急等着上学，他只好临时租下了一间简陋的房子翻新了一下，然后买来新课桌，聘请了一位老师。

整个夏天，虽然有许多朋友前来探望他，但契诃夫仍然在勤奋地工作，他利用笔记本上积累的素材，接连写了四个短篇：《姚尼奇》《套中人》《醋栗》《论爱情》。

但是，这种创作热情没有持续许久，就慢慢地消退了。7月底，契诃夫就写信向阿维洛娃报怨说：

来访的客人太多，我简直无法给你写信。我多么想给你写一封很长的回信，可是一想到随时都可能有人来打扰，我就没心思写了。果然，就在我写“打扰”这个词的时候，一个小姑娘进来告诉我，有位病人找我看病，必须去看看。

我失去了写作的兴趣，真不知如何是好。现在，当我提笔写作或思考该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就产生一种厌恶的感觉，就像刚喝了一口发现有蟑螂的白菜汤一般。请原谅我使用了这样的比喻。叫我恼火的不仅仅是写作，而且还有无法摆脱的文学“圈子”，你无论走到哪儿，它都跟着你，就像大气总是包围着地球一样。

秋天来临时，契诃夫又开始咳血了，这一次，他不得不遵从医生的嘱咐，到气候温暖的地方度过俄国漫长的冬天。

1898年9月18日，契诃夫抵达了雅尔塔，在一座开满鲜花的私人别墅里租了两间房子。

但在10月13日，契诃夫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他是因为抬一具重木箱受伤，送到莫斯科医治，手术失败后去世的。

契诃夫极度悲痛之余，想起在梅里霍沃的母亲和妹妹：“她们该多么孤寂呀，而自己身患不治之症，需要长期在南方。这两头操心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于是，契诃夫给母亲和妹妹写信：“你们在莫斯科经历了最痛苦的时刻，而我却悠然自得地呆在雅尔塔，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时刻折磨着我。”

契诃夫认为，尽管母亲十分眷恋梅里霍沃的乡村庄园，但是不该整个冬天都呆在那里，身边只有玛丽一个人，而自己又不得不呆在南方，于是他下决心，让她们把梅里霍沃庄园的全部家产卖掉，来雅尔塔重建一个新家。

其实契诃夫本身并不愿意迁居雅尔塔，因为他还是留恋莫斯科的，更留恋富有诗意的梅里霍沃。他厌恶那里的资产阶级气息，早在1889年他曾经在那里休养过，他说：

虽然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风景很美，冬天气候温暖，但雅尔塔是个混血种，有一种欧洲的洋气，又有一股市侩的俗气，仿佛是个闹市场。一幢幢方盒形的旅馆，里面住着许多一天天憔悴的不幸的肺病患者。

那些游手好闲的阔佬贪求廉价艳遇的丑态，脂粉味代替了松柏和海洋的气息。还有肮脏难看的码头，远处海面的凄凉灯火，以及那些小姐们和情人絮叨没完的空话，他们跑来欣赏大自然，其实什么也不懂。总而言之，这一切都给人一种萎靡不振的印象。

在母亲和妹妹到来之前，契诃夫在离雅尔塔约二十分钟路程，面对大海的库楚克依村买了一块地，修建了一座“小白楼”。

契诃夫似乎想把故乡的环境尽可能地移植到这里来，他终于有了新构想，把新房子改成一栋漂亮的别墅，有小塔、平台，玻璃走廊，一切都独具匠心，使得到雅尔塔观光的游客都大为羡慕。

1899年8月，他们正式搬进了新居。而母亲和妹妹舍不得那可爱的地方，留作每年度夏的别墅。

这可以算是雅尔塔最别致的建筑了，通体爽朗、纯洁、轻巧、匀称，并不是按照什么一定的建筑格式建造的。契诃夫自豪地说：“如果英国海军舰队要攻击雅尔塔，一定会首先占领这栋别墅。”

门前是一片空旷的草坪，楼角有不大的花园与果园。

契诃夫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花园。他很高兴克里米亚半岛冬天竟然是玫瑰盛开的季节，于是马上订购了100株。各种树木也种得很别致，有棕榈树，无花果树，油加利树，柏树，还有含羞草与山茶花等待。

他最满意的还是楼内的书房。面积并不大，但一走进门，就看到对面安着黄色玻璃的大窗户。门左面靠窗摆着一个写字台，后面是一个小套间，房顶开了一个小天窗，阳光从那里洒进来。门的右边安着一个棕色的荷兰砖的壁炉。炉顶上立着列维坦画的一幅风景画。

别墅坐落在公路下的一个斜坡上，从窗子向外望去，可以看到一个马蹄铁形的洼地，一直伸展到海边，海本身给四周的房屋围起来，左边、右边、后边三面环山，围成一个半圆。

每到夜晚时，雅尔塔四周的山地上灯火亮起来了，它们与天上的星星混成一片，分不清哪是灯光，哪是星光。

当契诃夫在雅尔塔收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发来《海鸥》演出大获成功的电报时，他内心充满了喜悦，也回电说：“请转告大家：衷心地感谢诸位。我像杜雷法流魔鬼岛一样被迫呆在雅尔塔。不能和你们在一起，深感遗憾。你们的电报使我精神振奋，感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