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行医一边创作

从1883年起，契诃夫试验了各种文体类型，但并没有任何严肃的意义，他不满足于自己只是一名幽默的作家，觉得自己好像小丑一般，仅在于博得别人一笑。

其实，他这时的作品已经与当年专门供市民们消遣的众多滑稽的故事截然不同了。把幽默与讽刺、喜剧与悲剧融合交织成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是契诃夫对文学的又一革新。

1884年夏天，契诃夫结束了大学生活，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时，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梅尔帕米娜的故事》也出版了。这是对契诃夫具有重大意义的两件事。

《梅尔帕米娜的故事》共收集了发表过的六篇短篇小说，署名仍然是“契洪特”，二哥尼古拉为其设计了封面。

这时，母亲关切地问契诃夫：“安托沙，你毕业后打算怎么生活？你这么投入写作，是不是要弃医从文了？那你这医学博士不是白学了。”

契诃夫笑着回答母亲说：“妈妈，不会的，你放心好了。医学是我的‘合法妻子’，文学不过是我的‘情人’罢了，我永远不会放弃医学，而文学则终究是要与它分手的。”

此时，契诃夫想按照自己深藏的愿望生活：以写作为挣钱手段，以治病为职业。

早在毕业之前，契诃夫就在给大哥的信中说过：

我现在出了名，我的文章有人评论。我的医术也在进步，我学会了治病救人，可我自己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恐怕没有我不了解的疾病。很快就要考试了，如果我能升到五年级，那就意味着‘苦尽甘来’了。

我是新闻记者，因为我写了许多文章，但是我不会以记者为终生职业。如果我还继续写文章，那将是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写的。我将致力于医学事业，那是我成功的唯一道路……

而且，契诃夫也确实对医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去医院参观实习，观看各种手术，同时还为自己的穷朋友们看病，分文不取。他曾多次为作家波普多格洛治病。为了酬谢契诃夫，波普多格洛在逝世前将其大量藏书赠给了他。

叶甫盖尼亚却说出了另外一番话：“安托沙呀，你也不要说得那么绝对了。妈妈在没嫁给你爸爸之前，爱好文学，也写过小说，自从有了你们兄妹几个，忙得团团转，但是，我还是爱看些文艺作品的。”

契诃夫真诚地对母亲说：“妈妈说得也有道理。但我的‘合法妻子’是您给我定下的，您是‘大媒’；但这‘情人’却是我从小青梅竹马的红颜知己，我们两情相悦，难以割舍。”

母亲被儿子的比喻逗笑了，他理解地说：“知子莫如母，我知道你的心思，只是但愿别把四年大学辛辛苦苦学来的医学知识丢了。”

契诃夫胸有成竹地说：“放心好了妈妈，我自己的‘妻子’我当然负责看好。我正准备去沃斯克列辛斯克，去年我在那里度假的时候，结识了邻村奇基诺医院的院长阿尔汉格尔斯基医生。我帮助他照看病人，给他帮了大忙。他还与我彻夜长谈，不但聊医学，还谈论时事政治、文学艺术。现在他那里正缺人。”

叶甫盖尼亚说：“为什么要到你弟弟那个乡村去，乡下条件不如城里好，在城里凭你博士文凭又不是找不到工作。”

契诃夫说：“我正想找个机会多接触一下农民的生活呢，另外，我还可以照顾一下伊凡。”

叶甫盖尼亚知道儿子的个性，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早在1883年时，契诃夫的社交圈子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里程。弟弟伊万已经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小镇沃斯克列辛斯克教区小学任教。拥有一栋相当宽敞舒适的平房。所以，每年夏天，契诃夫都会到那儿去住，有时母亲、妹妹、米舍尔他们也去。

契诃夫在刚到莫斯科的前几年里，几乎是一步都没离开过莫斯科，也许他太忙规格上，也许是他觉得在莫斯科休息就行了。然而，他这时改变了一下气氛。

沃斯克列辛斯克使契诃夫尝到了俄国的乡村风味，虽然比塔干罗格要小，但具有许多特别的异国情调，像古堡、外国人、以及剧院，契诃夫很为之着迷。城市的生活几乎使他忘记了乡村的情趣。

现在，他又回到了乡村的怀抱，游水、钓鱼、散步，采拾蘑菇。每到傍晚，他和朋友到乡间散步，小孩子们走在前面，大人们便跟在后面，总是说个不完。

当他到奇基诺医院实习的时候，他工作有条不紊，认真仔细，对待病人热情耐心，给院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院长阿尔汉格尔斯基十分赏识他。院长说：“安托沙最可贵之处是具有一个优秀医生应有的品质，热爱自己的病人，病人的精神状态总是强烈地吸引着他。”

那时契诃夫就提出：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医生及周围环境从精神上给病人以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契诃夫这个观点得到了院长阿尔汉格尔斯基的肯定。

1884年6月25日，契诃夫给莱金写信说：

现在我算是住进了耶路撒冷新城。从此我可以过上安定的日子了，因为我的口袋里有了医生证书。

区级医生安·契诃夫

这年夏天，他以正式医生的身份来到了沃斯克列辛斯克镇，一下就被这里热情的乡亲们围住了。

镇长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安托沙大夫，欢迎您！”

当年受过契诃夫照顾的农民也喊着：“安托沙医生，有空您再给我看看吧。”

弟弟伊万和镇长套上马车，送他到奇基诺医院去。一路上，两旁的人们都与他打着招呼。

镇长对他说：“老院长就要退休了，我看你来得正是时候，就由你来接替吧。”

契诃夫看着路边的花草，听着马蹄声和车轮声入了神，风儿掠起他的长发。

镇长见他没有吱声，就着急地一下拉住了马缰：“怎么，安托沙，你不答应？”

契诃夫这才回过神来：“看病做医生还自信没问题，主持工作恐怕不行，我没有一点经验。”

镇长“专横”地说：“那有什么，一回生两回熟，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就这么定了。驾！”扬鞭打马又上路了。

契诃夫同意了，因为他想要更广泛地接解生活。在代理医院领导工作期间，他除了看病，还外出验尸，出席法庭审判，充当医务鉴定人。

有一次，他到乡下去为死于非命的人验尸，尸体放在街中心的一张大桌子上，一群看热闹的人把桌子团团围住。契诃夫把尸体翻转过来时，死人嘴里发出“扑！扑！”的声响。人们以为诈尸了，吓得四散而逃。

后来，契诃夫感到，医院的其它工作既单调，又令人气馁。他每天都要看三四十个病人，有的伤口化脓，有的拉肚子，有的患了肺炎或绦虫病。在这些憔悴的病人身上，他看到了农民的粗俗、无知、酗酒成性，托尔斯泰所歌颂的、心地善良、具有大地赋予的深邃洞察力的农民形象到哪里去了？

为了摆脱穷困和乡村庸俗生活的困扰，契诃夫设想了一项庞大的计划：编写一部《俄罗斯医学史》。他想，这样一部论述性的著作，可以使自己在医学界有点名气。但是在阅读了注释了一百多篇有关著作后，他的热情冷却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这一方面显然缺乏想象力和敏感。

然而，契诃夫对医生和作家都不愿放弃。他热爱写作，但每次病人上门求医的时候，他也热心医治。医生毕竟是他的本行，而且医生的报酬也不错，比如为一位小姐治牙，虽未见效，收入却是五个卢布，为一位来该地度假的莫斯科女演员治疗胃病，收入三卢布。

契诃夫慢慢变成有经验的医生了，他也继续与附近有趣的名人接触，交友渐广，他的朋友中，有著名的学者，以亲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学家葛罗克瓦斯特夫为代表。麦夫斯基少校是炮科军官，使契诃夫接触到军人社会，这些社交接触，对契诃夫的创作和发展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1884年12月7日，为向报刊供稿和治疗穷苦病人而日夜劳碌的契诃夫突然患病，先是干咳，嘴里有异味，接着就吐血了。

但是等他稍微一好转就立即开始门诊和创作。这年底，契诃夫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变色龙》。

《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在这篇著名的小说里，他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专横跋扈、欺下媚上、看风使舵的沙皇专制制度走狗的典型形象，具有广泛的艺术概括性。小说的名字起得十分巧妙。变色龙本是一种蜥蜴类的四脚爬虫，能够根据四周物体的颜色改变自己的肤色，以防其它动物的侵害。契诃夫在这里是只取其“变色”的特性，用以概括社会上的一种人。

最突出的是奥楚米洛夫这一人物，从他对下属、对百姓的语言中表现他的专横跋扈、作威作福；从他与达官贵人有关的人，甚至狗的语言中暴露他的阿谀奉承、卑劣无耻；从他污秽的谩骂随口喷出来揭开他貌若威严公正里面的粗俗无聊。同时，契诃夫故意很少写他的外貌神态，令人可以想象：此人在说出这一连串令人难以启齿的语言时，竟然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常态，由此更突出了这一人物丑恶的嘴脸、卑劣的灵魂。

奥楚蔑米洛夫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经历了五次变化。善变是奥楚米洛夫的性格特征。作品以善于适应周围物体的颜色，很快地改变肤色的“变色龙”作比喻，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如果狗主是普通百姓，那么他严惩小狗，株连狗主，中饱私囊；如果狗主是将军或将军哥哥，那么他奉承拍马，邀赏请功，威吓百姓。他的谄媚权贵、欺压百姓的反动本性是永远不变的。因此，当他不断的自我否定时，他都那么自然而迅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小说一开始，作者就把这件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和它的主人一下子推到读者面前。新的军大衣是沙皇警犬的特殊标志，也是他装腔作势，用以吓人的工具。作者以军大衣这一服装，交代了奥楚米洛夫的身份。

第二次写军大衣是在奥楚米洛夫听到有人说“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以后“把大衣脱下来”，他脱大衣不是因为天气热，而是“判”错了狗，急得他浑身冒汗。脱大衣的动作，既揭示了他猛吃一惊，浑身燥热的胆怯心理，也表现了他借此为自己变色争取时间以便转风使舵的狡猾。这一“脱”，形象地勾勒出了这个狐假虎威，欺下媚上的沙皇走卒的丑恶心灵。

当他训了赫留金一顿，忽听巡警说不是将军家的狗时，又立刻抖起威风。可又有人说：“没错儿，将军家的！”这时他大惊失色：“给我穿上大衣吧，挺冷的。”这是第三次写他的军大衣。这里穿大衣则是心冷胆寒的表现，以遮掩他刚才辱骂了将军而心中更深一层的胆怯，并进而为再次变色作准备罢了。这里的一“脱”一“穿”，热而又冷，把奥楚米洛夫凌弱畏强、看风使舵的丑态暴露无遗。

结尾，他训了一通赫留金后，“裹紧大衣径自走了。”这里第四次写军大衣。既形象而又逼真的刻画这条变色龙出尽洋相之后，又恢复了他奴才兼走狗的常态，继续去耀武扬威，逞凶霸道去了。

总之，作品通过对奥楚米洛夫军大衣穿而又脱，脱而又穿，这四个细节的描绘，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变色过程中的丑态，以及他卑劣的心理活动。

1880年至1884年间，他以不同笔名在莫斯科和对彼得堡各种幽默刊物上发表了300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小品文，仅有几篇小说，如《阿尔比昂的女儿》《官员之死》《胖人与瘦人》《授勋》《外科手术》《变色龙》《求职考试》和《好办法》等。

在地方医院工作的见闻，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乡镇生活的深处，他根据这段生活的体验，创作了《文官考试》《外科手术》《死尸》《哀伤》《在法庭上》《塞琳》《逃亡者》等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