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革命风暴

契诃夫在高尔基的影响下，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酝酿《三姊妹》时，为了适应表现革命前夜国内出现的新情绪，必须寻找新的情节，新的写作风格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他曾经对高尔基说：“我正在创作一部巨著，我感到现在不应该像从前那样去写，不应该写从前那些东西。应该用另一种方式，写另外的题材，写另外的具有严正、诚实品格的人物。”

在多幕剧《三姊妹》中，契诃夫就传达出了带有预见性的话：“到那时候，一个庞然大物将向我们奔来，一场大风暴正在酝酿着，大风暴即将来临，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我们社会的游手好闲，冷漠无情，鄙视劳动，腐败堕落，再过25年或30年，干事的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契诃夫已经感到暴风雨临近的气息。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说：“昔日的契诃夫已经不存在了，暴风雨前的俄罗斯，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浪潮，契诃夫也成了弄潮儿。曾经不问政治的契诃夫，按另一种方式全身心地投入了政治。曾经充满悲观主义、怀疑主义情绪的契诃夫相信，不是再过200年将过上美好生活，正如他的作品的主人公所说：这样的美好生活在俄罗斯已日紧一日地的近了。眼看着现在全俄罗斯正沿着新的、光明的、欢乐的方向前进。于是，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生气勃勃，精神饱满。他的风度不一样了，声调也变了，给人以新的感觉。”

19世纪末，欧洲爆发了工业危机。这一危机很快便蔓延到俄国。1901至1903年间，俄国有三千多家企业倒闭，十万余名工人失业。工业危机和失业的痛苦，使工人的斗争具有了革命的性质。工人从经济罢工转到政治罢工，举行浒示威，提出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和“打倒沙皇专制制度”的口号。

俄国社会生活中，接连发生了预示着革命风暴临近的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

政府当局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1901年1月，基辅大学学生被判处充军。沙皇政府这一反动措施导致了2月和3月圣彼得堡学生的两次罢课和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

3月4日，游行队伍到达喀山教堂附近时，惨遭政府当局的野蛮镇压。继而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在逮捕者当中还有高尔基和俄国数学家波谢。

获悉这一惨痛消息以后，契诃夫十分愤慨。不仅是因为他的好友高尔基遭到不幸，而主要是对俄国专制制度专横的、野蛮的政策的强烈不满。他越来越对政府当局采取敌视态度。

高尔基本来就患有肺病，在狱中病更加重了。后来由托尔斯泰出面保护，高尔基才被释放出狱，但仍然没有人身自由，时时刻刻都要受警察监视。

后来，高尔基离开故乡到雅尔塔附近来养病。尼日尼的革命青年群众为高尔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还在火车站上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对高尔基的迫害。当高尔基乘坐的邮车开走后，群众又涌向市中心，在一条主要街道上举行飞行集会，其声势之大是官方所没米到的。

列宁针对这件事，在《火星报》上发表文章评论说：

11月7日尼日尼这次规模不大然而是成功的示威，是为了给马克西姆·高尔基送行而举行的。专制政府不经审讯，就把这位全欧闻名的作家驱逐出他的故乡，这位作家的全部武器就是自由的言论。

契诃夫在几年时间里，在身体非常虚弱，越来越离不开手扶椅，经常过着病榻生活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对革命即将来临的信念，以新的艺术思想和无比坚强的毅力，创作了《三姊妹》《未婚妻》和《樱桃园》这些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他的政治思想倾向外，契诃夫对当时现实的政治斗争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又表现出鲜明的态度，而且付之于行动。

随之而来的是震惊世界的“高尔基”事件。这也是困扰契诃夫的，考验他的政治立场的一个大事件。

还在1899年2月，契诃夫就和托尔斯泰、柯罗连科、诗人任姆丘日尼科夫被选为科学院荣誉院士。

1902年2月，高尔基和著名戏剧家苏科沃·科贝林，以优美的文学创作被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当时，高尔基住在离雅尔塔不远的加斯普拉，契诃夫高兴地前往向他表示祝贺。

高尔基因参加和支持学生运动被捕以后，他的荣誉院士的选举，在统治集团内引起了不满。

3月10日，科学院院长以科学院的名义搞出了一个官方声明，声明说：“科学院不知道高尔基在学生运动中构成了政治罪。因此，宣布选举无效。”

契诃夫得知这个决定以后，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怒。他向科学院提出恢复高尔基荣誉院士的要求。但是等了许久不见回音。

契诃夫最后相信，这事已经无可挽回了。于是他想对政府当局迫害文学家的行为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他第一次在道义上感到有必要卷入政治斗争。

3月14日，柯罗连科致函契诃夫，对沙皇政府的卑劣行径表示愤慨。4月，契诃夫约请柯罗连科前往雅尔塔，共同商讨对付“高尔基事件”的办法。5月，柯罗连科应约来到雅尔塔。

1902年8月25日，契诃夫给俄国科学院院长寄出了一封请求辞去科学院名誉院士的信函：

2月时，别希科夫当选为名誉院士，我是第一个把他当选的消息带给他的人，我也是第一个庆贺他的人。不久以后，报上披露：由于别希科夫的政治观点，依据法令，撤销了他的当选。我认为这件事前后矛盾，与我的良心不合，我不能勉强我的良心同意这件事。法令虽然我已经研究过了，却不能使我信服。经过深思熟虑，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我是极痛苦和令人遗憾的结论。这就是十分恭敬地请你撤销我的名誉院士的头衔。

同一天，契诃夫写信给柯罗连科，向他通报了这件事。柯罗连科完全同意契诃夫的行动，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对沙皇政府表示抗议。

契诃夫辞职的信被各秘密报纸刊载，并且很快传到国外。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赞同契诃夫和柯罗连科的行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契诃夫的声望越来越高了。他原来留在人们思想上的“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的形象，已被为祖国光明的未来，为反对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而斗争的战士形象所代替了。

契诃夫讨厌意志薄弱，萎靡不振的人。赞扬埋头实干，善于进行斗争的人。在他的作品中，暴风雨临近的旋律越来越高昂，他对怀着“过200年，生活将变得更好”的美妙幻想，却不能为这个更美好的明天的到来而斗争的自己的那些主人公的讽刺更加尖刻。

契诃夫对他周围的那些言行不一、意志薄弱的人，尤其对他周围的那些高谈阔论，不干实事，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感到痛心。他一方面责备他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责备得更尖刻。但同时仍然跟他们在一起，希望他们变好。

所以他不仅批评那些人的弱点和缺陷，而且努力激发他们心灵中美好的一面，使他们相信自己，相信光明的未来。他这种想法总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出来。契诃夫对自己笔下的那些主人公感到气恼，他们只是奢谈暴风雨和幸福美好的生活即将到来，但是他们不了解斗争的道路，不了解通向未来的道路。

他不光是给以嘲讽，而更主要的是号召他们抛弃软弱性，去寻找这种道路。

俄罗斯革命前夜，圣彼得堡形势活跃期间，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从那里回来时，契诃夫当天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他，叫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刻不容缓地马上到他那儿去，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不能迟延的事。

原来，这件极其重要的，不能迟延的事，是他焦躁不安，心急如焚地想要立即知道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情况。但不是从前那样单方面地向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了解文艺界的活动，而是政界的动向，革命运动的形势。

当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为那时所发生的一切迷惑不解，表现出些许怀疑态度时，他激动起来，并带着激动的，斩钉截铁的口吻对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难道你没有看见，一切都在动，从上到下都在动！社会在动，工人也在动！”

契诃夫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总是很严肃的，他出乎意料地把一本手稿递给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说：“啊，我刚刚写完。我希望你能把它通读一遍。”

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把手稿看了一遍，那就是短篇小说《未婚妻》。这篇小说一改过去愁闷抑郁的调子，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很明显，契诃夫的整个情绪发生了骤变！在他一生的艺术里程中开始了他创作的新时期。

作家捷列绍夫说：“契诃夫常常谈到那不可避免和即将在俄国爆发的革命。”

另一位作家韦列萨耶夫也证实：契诃夫对社会政治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使我感到十分意外。过去都说，他是一个完全不问政治的人。单是他跟那种人，如《新时代》的出版商苏沃林的友谊，就叫人愤慨。而现在，他完全是另一个人，那时辉映整个俄罗斯上空的革命闪电，也使得他兴奋不已。